從《詞與物》談「人」的誕生（下）

三、19世紀迄今的知識型：存在（有機結構）

　　直到18世紀末，生命出現了（之前僅有生物），大寫的歷史從19世紀起限定了經驗的誕生地；大寫的歷史是所有在經驗中賦予我們的一切的存在方式。

　　18世紀末，觀念學（德斯蒂）與批判哲學（康德）共存，在兩種彼此外在但同時的思想形式中劃分了「科學反思」這一個預期將立即分解的統一性中所保持的東西。觀念學作為哲學具有的唯一理性的和科學的形式，又作為能向一般科學和每個特殊認識領域推薦的唯一的哲學基礎（所有知識的知識）。任何其他的聯繫若要成為普遍的，就都必須建立在所有「經驗以外」的基礎上，都要建立在使得經驗成為可能的先天之中（先驗）。

　　藉由康德的先天綜合的範疇，人能認識現象，但不能認識實體，能認識規律但不能認識本質，即物自身不可知。18世紀末，開啟先驗主體的領域，並相反地在對象之外，建構生命、勞動和語言。圖表不再是形成秩序的場所，即知識不再是根據圖表的模式而被構成，而是根據系列、連貫和生成的模式而被構成的。

　　經濟學方面，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把物品的使用價值與人的需求關聯起來，把物品的交換價值與用於其生產的「勞動量」關聯起來；讓財富最終表象的，不再是欲望的對象，而是人的勞動。即經濟學不再將財富分析（財富交換的表象）作為對象，而是將財富的真實生產（勞動的形式和資本的形式）作為自己的對象。傅柯認為，從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開始，勞動因脫離了與表象關係，並處於表象不再盛行的地區，勞動就依據自己所特有的因果關係而被組織起來。此時經濟學的實證性不再與一個有關同一和差異的同時性空間相關連，而是與「連續」生產的時間、生命聯繫在一起。

　　生物學方面，在19世紀初，普遍數學之統一性被雙重地打破，首先，沿著把純分析形式與綜合律劃分開來的路線，其次，在確立起「綜合」的情況下，是沿著把先驗主體性與客體之存在方式區分開來的路線。19世紀初復活的活力論標明的，正是從生命的分類學觀念向生命的「綜合」觀念進行的這個過渡，從考古學的觀點看，在19世紀初被確立起來的，正是生物學的可能性條件。

　　「解剖學不僅僅摧毀了同一性之圖表的和同質均勻的空間，而且還打斷了時間之假想的連續性。」

　　古典時代，自然存在形成了一個連續的整體；表象的連續性（符號和特性）和存在的連續性（結構的及其鄰近）是相關的。當綜合、整體、綿延的自然放在化約、個別、切分的解剖學時，在同一的生命下，有著個別、不連續的器官，故生物並非同質均勻的，而是各自獨立的（表象的不連續）。而時間亦非綿延的時間，而是科學化、可觀測、可切分、不連續的時間（存在的不連續）。從居維埃（Baron Jean Léopold Nicolas Frédéric Cuvier, 1769—1832）開始，生物逃避了廣延的存在的普遍法則；生物存在被區域化和變得自律了；在存在的邊緣，生命就是「外在於存在但又體現在存在」中的東西。

　　語文學方面，語言不再是與事物的認識相聯繫的，而是與人的「自由」相聯繫的。古典時期去認識語言，是盡可能靠近認識本身，然而，現在的知識僅僅是把一般知識方式應用於一個特殊的客觀性領域。語言拉平之後（不再與邏輯學交織），文學出現了；文學把語言從語法帶向赤裸裸的言談力量；文學越來越與觀念的話語區分開來，並自我封閉在一種徹底的不及物性中；即每個文學都是一個封閉的世界（特殊的客觀性領域），有各自的脈絡、設定、概念。在那裡，詞所要講述的只是自身，詞所要做的只是在自身的「存在」中閃爍。

四、人文科學的誕生

　　古典語言的深刻使命是創立「圖表」，或是作為自然話語、真理的匯集、物之描述、精確的認識體系，或是作為一部百科全數字典。故18世紀末以前，人並不存在，生命力、勞動多產或語言的歷史深度也不存在；即古典知識型中排除了人文科學。

　　「當人開始存在於自己的機體內、存在於自己的頭顱殼內、存在於自己的四肢骨架內以及存在於他的生理學之整副肋骨內時；當他開始存在於勞動中心時；當他把自己的思想至於語言的摺層時；現代性開始了。」

　　現代性即是人成為被思考的對象，人不再依附上帝、不再依附表象，而是具有先驗、能夠自己賦予自己存在意義的主體。此相關於康德的問題，存在有著四重轉換，所涉及的不再是真理，而是「存在」；不再是自然，而是「人」；不再是一種認識的可能性，而是一種「原初不解」的可能性；不再是哲學理論面對科學時所表現出來的毫無根據的特性，而是在一種「清晰的哲學意識」中重新佔領人在其中都不能認識自己的這整個毫無根據的經驗領域。

　　18世紀末崩潰時由它開始勾勒出來的那個巨大的四邊形：「實證性」與「限定性」的關係，「經驗」在「先驗」中的複製，「我思」與「非思」的永久關係，「起源」與退卻與「返回」，所有這些都確定了人的「存在方式」，正是依據對這種「存在方式」所做的分析，而非對表象的分析，19世紀以來的反思才設法從哲學上為知識的可能性提供基礎。該反思形式，遠離笛卡兒和康德的分析，在這個反思形式中，問題首次涉及到人在這樣一個維度中的存在，即依據這個維度，思求助於非思（物自身、本質）並與非思相連接。在考古學層面上，人與非思是同時代的；非思就是他者。於是，人在19世紀被建構起來，人之中的來源，就是一開始使人與人自身以外的東西相連結；人就是毫無起源的存在。

　　反思是現代哲學的特徵；假如返回的發現確是哲學的終結，那麼，人之終結就是哲學之開端的返回。今日我們只有在由人的消失所產生的空間內才能思考（哲學之開端）。人的科學的對象從來都不是依據生物學功能的存在方式被給出；人的科學的對象是其反面，空間的標記；人的科學的對象並不始於行動或結果停止的地方，而是始於這個功能特有的「存在」停止的地方。人文科學的對象並非語言（儘管只是由人來講的），而是這樣一個「存在」，即這個存在從包圍它的語言的內部，通過講話來表象詞的或他所陳述的命題的含義，並最終給出有關「語言本身的表象」。人文科學所專注的就是「無意識」的機制、形式和過程，即專注「意識的外部界限」（人理性的限度）。

　　傅柯接著提出兩門有關無意識的科學，即「人種學」和「精神分析」。不僅是因為其在人身上都達到人意識以下的層面，且都走向那人之外使得人能憑一種實證知識而知曉的一切，都走向那呈現給或逃避人的意識的一切。傅柯認為體系（結構）先於意義，體系（結構）構成了意義的確實起源，並逐漸通過意義而在片段或側影中顯現出來；與意義的意識相對照，體系（結構）始終是「無意識」的；即結構賦予人意義，而非人賦予結構意義。故人文科學並不存在於任何事關人的地方，而是存在於人們在「無意識」所特有的維度內對規範、規則和指稱整體進行分析的地方。

　　人文科學非科學的對象，而是知識的實證領域；是無意識、非歷史的維度，而非意識、歷史的維度。尼采說：「上帝已死。」所預告的，就是上帝的謀殺者（人）之死；由於人殺死了上帝，正是人自身應該對自己的限定性負責。人的終結，達到任何可能的言語的頂峰，即限制人的界限的邊緣（理性的邊緣）。

結論：結構主義作為一種不安的意識

　　詞（具有其表象價值）與物（被表象的）之間的關係，從相似性的同一到同一與差異性的分離，再到詞本身的內在存在（內在合法性）。傅柯試圖弄清楚16世紀以來西方文化發展中，建構在語法和語文學、自然史和生物學、財富分析和政治經濟學中所使用的實證之知識基礎。

　　「我所關心的是去觀察一個文化藉以能體驗物之鄰近的方式，它借以能確立起物與物之間相遇關係的圖表以及物藉以必須被考察的秩序的方式，總之我關心的是相似性的歷史。」

　　傅柯提出人文科學的「一種」考古學；即挖掘經驗認識的構型，重構和考察作為認識、理論、制度和實踐之深層的可能性條件的知識。藉由經驗知識（生物學、經濟學、語法學）分析純粹的秩序經驗和秩序存在方式的經驗，形成秩序的歷史。該秩序的歷史之秩序經驗，反映該時代的知識型，即不同科學之間的關係集合、思想框架（典範）；是詞與物藉以被組織起來，並能決定「詞」如何存在和「物」為何物的知識空間，是一種先天必然的無意識的思想典範（結構主義）。

　　19世紀初起，當話語失去了它在古典知識中曾擁有的組織作用和對經驗世界的法則力量時，人才存在，人文科學才產生；人的存在與話語的存在是不相容的，活著、勞動者、和講著話的「人」只存在於話語消失的地方。即在現代的知識型下，分析的是語言本身、詞本身的內在存在，而非表象。

　　在哲學追求普遍性、必然性之下，傅柯提醒我們經驗背後秩序的重要性。故傅柯反對笛卡兒、康德以來的主體哲學，雖然人透過先驗範疇替自己立法，人才得以存在，康德哲學卻依然預設了上帝存在、人有自由意志及靈魂不滅。傅柯則為我們揭露了先驗、語言背後看不見的空間，即歷史先天性。然而，歷史先天性依然有預設、有限，且傅柯未說明不同語言之間，是否有不同的知識型？若僅有人具有語言結構，此集體無意識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是否有邊界）？且若同時存在著不同的知識型，知識型與知識型之間如何在既斷裂又連續的結構之間保有彼此的空間？例如：相較於傅柯認為「人」是現代知識型的產物，在中國文化中，此「人」的概念卻是由來已久的；中國未有宗教（西方定義下的宗教）且未經歷西方由上帝立法轉為由人自身立法的過程，而是天人合一的體現。傅柯提出的人文科學只是「一種」考古學，尚有不同位置的空間等待後人持續考古發現。

　　最後，傅柯認為「結構主義不是一種新的方法，它是近代知識之活躍而不安的意識。」結構主義發生於20世紀，從索緒爾探討語言的結構開始。其理論不僅影響哲學，更影響了建築學、文學、藝術等。結構主義的不安在於，雖然脫離了主體哲學，卻彷彿無法定錨的漂浮在結構之中，此或許是自由的兩面性，一方面能賦予自身意義，另一方面卻沒有統一意義的可能。現代性是人成為被思考的對象，在AI興起的今日，或許不久的將來就是人的邊界成為被思考的對象，人與物的邊界逐漸模糊、透明，而人將過渡到新結構、新知識型，成為尼采所說的「超人」。

【經典專欄復刻：〈站在巨人肩上系列〉7】楊凱麟／米歇爾．傅柯的《詞與物》與「人」的生死疲勞

202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