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情時期，警察執勤的現況與困境

疫情升溫之後，短短幾日就爆發千例的本土病例，我國正面臨了從COVID-19病毒肆虐全球以來，最嚴峻的挑戰。

沒有什麼是警察做不了的，如果有，就包下來

執行面的巨大風險

如果還保有正常思辨能力的任何人，基本上都有共同的防疫認知，除了良好的衛生習慣之外，就是「避免過多的人群接觸」，降低染疫的風險。然而警察機關卻反其道而行，編排這種會大量接觸不特定人口的臨檢勤務，而且還是針對「未戴口罩」的對象「近距離」的稽查，這難道合乎大家努力宣導並遵守的防疫措施嗎？再看那一篇篇宣揚、美化的媒體報導，每一個執勤員警都只有戴著口罩，在近距離稽查的情況下，就算對方也戴口罩，也無法確保達到完全防護的效果，更何況是面對沒戴口罩的人？萬一對象真的是感染者，整個臨檢編組員警感染的機率就極高，在還沒發病（甚至無病狀）前，會因此又傳染給了多少人？警察真的有必要以整個國家、社會的健康為賭注，去做這一場風險極高的秀？

法制面的無所適從

根據幾篇新聞稿，警察是以傳染病防治法為執法依據，但問題同樣在此，請先看看先關法條規定：

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同法第38條：「傳染病發生時，有進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機關人員為之⋯⋯（以下略）」

由此可見，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地方是縣市政府的衛生機關（衛生局），警察只是居於「輔助地位」，也就是說，沒有主管機關人員在場，警察有什麼正當理由主動稽查？縣市政府如果真要為了政績而作秀，直接從地方政府主導專案執行，結合衛生主管機關、商業主關機關等有關單位，再由警察會同配合，共同執行取締稽查，第一於法有據，第二效率更高，第三排場更大，豈不盡如人意？

偏偏警察就是國家最大的承包商，別的局處的業務一向攬得不亦樂乎，警政高層做足了人情，而「三年官，兩年滿」，他達到了升官的目的，拍拍屁股隨時風光走人，卻留下一大堆甩都甩不掉的爛攤子給基層，從此這項業務再也交還不到別人的手上。

法制面的隱性危機

更嚴肅的問題是：應該依法行政的警察，在毫無法源依據的前提下所編排的口罩稽查勤務，能夠稱作「公務」嗎？

假設案例：警察執行口罩稽查，遇民眾抗拒並與警察發生推擠拉扯，遭警察以妨害公務罪名逮補調查。

先闡明一個概念：刑法「妨害公務」構成要件，是「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被施以「強暴脅迫」手段，基本三個要件滿足，才有下一個階段的論證必要。

回到引言中的提問：缺乏法源依據的口罩稽查勤務，能不能稱作「公務」？根據上述的構成要件，口罩稽查不屬於任何一部法律所賦予警察的權責，因此很難說是「依法執行職務」，連自己應該依循的法律都不知道在哪裡。我想表達的是，如若警政高層依舊故我，執意要基層去執行欠缺法律授權的職務，萬一碰到上述假設案例中的情況，要辦對方「妨害公務」的立場是很站不住腳的，受到傷害的只會是基層，因為開庭作證的永遠不會是發號施令的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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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署在這波爆發的疫情中，祭出很多莫名其妙、令基層群情激憤的防疫工作，網路上已經有太多人發出不滿的聲音，卻遲遲不被聽見。我相信，警政高層不會沒有人意識到法律面的現狀，但在政治、民意與輿論的多重壓力中，他們終究背棄依法行政原則，選擇站在政治利益上，極力避免因疫情一再升溫而滾滾沸騰的民粹聲浪，並無所不用其極地利用媒體展示自己快人一步的防疫策略，在我們這些基層的眼中看來是無比可笑與諷刺，但也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一次比一次更過分、猖狂，畢竟在不少民眾的心中，這些實際上毫無法律依據的防疫工作，還真的應該歸屬警察所管呢，有幾格人能理解、體會我們面對的執勤困境？

事實上，就像大家常說的「同島一命」，我同意警察必須為國家付出些什麼，但是臺灣終究是法治國家，在執法之前，本來就應該先處理好法律問題，這是身為國家公務員所唯一遵循的規範，而不是以「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的方式，讓警察去違背法治，侵害人民權益。就像《紓困條例》，在國際遭遇重大流行傳染病的初始，立法機關就很迅速地訂定並頒布法令，讓衛生機關有法可循。同樣的道理如果能夠運用在實務面上，相信就不會產生那麼多爭議與反彈。依法有據，才是警察執法的最大後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