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三種概念(二)

（二）文化概念的美學意涵

Baumgarten發明美學（Aesthetics）一詞時，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研究感性的學科，以相對於研究理性的哲學，他雖然尊理性而輕感性，但也體認到人類社會現象的複雜多樣性無法完全由理性來解釋，人類本性同時兼具理性與感性兩個層面，對這兩個領域必須有不同的研究途徑。對Baumgarten而言，美學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使這些低俗的感性領域最終能屈從於理性法則的支配與控制(Eagleton, 2013)。

Baumgarten雖然視美學是次於理性哲學的知識，不過到了康德，美學取得與其他哲學領域同等的地位。康德在建構其美學理論時，由於秉持追求人類獨立自主與理性進步的啟蒙價值，對於人類本性與能力的設想較Baumgarten更為複雜，其三大批判哲學—純粹理性的批判，實踐理性的批判與判斷力的批判分別對映著人類三個基本能力－知性、理性與判斷力。而審美判斷力即是判斷力的一種，是一種反思的判斷力。康德的美學理論深刻地塑造了美學取向的文化概念，特別是我們將文化概念指涉到藝術鑑賞與創作等特定領域時。

康德美學理論關注的是審美判斷力，從人的主體能力去探討美感經驗，而不是去追究美的客觀本質為何，美在於人的審美判斷或鑑賞判斷中，這使得審美鑑賞能力成為藝術領域重要的探討課題。其次，他指出審美判斷是一種無涉利害關係的心靈活動，不關心審美對象的材料或存在，也完全無關功利的目的與道德的價值，美感經驗上的滿足不同於感官功能上的滿足，也非道德倫理實踐上的滿足，突出了反功利、反世俗價值的特質。第三，審美判斷是一種人類諸認識力(知性與想像力)的和諧自在遊戲，審美對象雖然本身並無目的，但因其形式適合於這種人類諸認識能力的和諧遊戲，而具有一種無目的的合目的性。這使得審美鑑賞成為培養與發展人類知性與想像力各種能力的一種合適活動，並突出了想像力的重要性。第四，康德雖然強調美不同於道德，但由於二者在人類主體能力上有著共同的來源與類似的運作形式，使得美成為一種道德象徵，這意味著藝術雖然不同於道德，卻與道德有某種緊密的親和性。同時，康德也提出審美共通感的觀點，認為審美判斷是一種人類共有的能力，人們在審美判斷中可以取得主觀上的普遍一致性，這使得普世價值的基礎得以建立在人類的天生能力中 (Wenzel, 2011; 朱志榮，2011)。

康德也特別強調天才在藝術創作中的重要性，天才呈現出幾個重要特質，包括原創性、典範性、不能模仿只能依賴靈感。這種神祕的藝術天才觀後來便成為現代主義藝術創作的重要信仰與動力(Bell-Villada, 2006; 朱志榮，2011)。

康德的美學理論賦予了文化概念一些重要美學特徵，包括反功利，強調想像力、創造力的重要性、重視個人整體能力的均衡發展，主張藝術審美的普世價值以及在調和理性知識與道德實踐的關鍵功能。建立在這種文化概念的理論與運動往往強烈批判工業社會制度、市場經濟關係以及資產階級功利價值，並主張缺乏審美素養的人是不完整、有缺陷的人，人類唯有通過審美途徑才能充分發揮既有的本性與天賦。

康德美學理論對文化概念的直接影響主要展現在兩個不同甚至對立的運動潮流上，一是凸顯藝術教化(Bildung)功能的社會改革運動，一是表現在為藝術而藝術的現代主義美學運動。審美的教化功能首先被席勒系統性地發展出來，席勒撰寫的《審美教育書簡》(1989)，提出了讓美在自由之前先行的觀點，認為人要獲得真正自由，唯有透過審美之路。

席勒認為人有兩種基本衝動，一種是根植於物質生物需求的感性衝動，一種以理性思維為基礎的形式衝動。他擷取了康德將審美判斷視為諸認識能力自由遊戲的觀點，提出第三種衝動－遊戲衝動，唯有在遊戲衝動中，感性衝動與形式衝動才能彼此和諧地適應彼此，避免一方壓制另一方。所謂的審美狀態就是在平衡人性中的感性衝動與形式衝動，避免其中某一衝動起著主導功能，因此審美遊戲使人可以同時脫離了感性與理性的壓迫，而獲得自由。個人的真正自由必須以人性完善為基礎，而人性的完善唯有透過審美教育，以審美調和人類內在兩種對立的衝動，席勒的這種美學觀點提供了後來透過藝術改革社會運動的理論泉源。

另一方面，席勒在《書簡》中也探討人類社會發展的複雜化與分化，如何把人們變成龐大組織中的螺絲釘，因而人們只能專注發展諸多潛在能力的某一能力並抑制其他能力，導致了人類完整人格的分裂與零碎化。席勒這些對於政治社會的分析論點形成一種社會壓抑個人本性的解釋原型，也成為後來馬克思發展異化理論的基礎之一。而19世紀各種反資本主義，反市場、反機械化生產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多建立在這種壓抑模型，企圖恢復被資本主義市場關係與勞動分工壓制或分裂的人性。20世紀興起的精神分析更是以這種壓抑模型作為基礎解釋精神病理現象的源由，而藝術創造則是人類本性遭受社會壓抑後的一種滿足本能慾望的昇華行為，以舒緩調和社會壓抑不可避免的痛苦(Freud, 2004)。

奠基於康德、席勒這種人性觀的文化概念蘊含著啟蒙人文主義尊崇人類個體價值與深信文明進步的立場，使得文化成為一個重要的教化工具，用以啟蒙民眾心智、提升整體社會文明水準，這種人性觀也成為後來國家制訂推動文化政策一個相當重要的立論基礎，但相對地也使得藝術鑑賞與創作等能力的取得成為評價個人的尺度，因為這些審美能力並不是人人都有資源與時間來培養，所以可以作為一種區分菁英份子與一般大眾的指標，進而成為一種彰顯與維護階級地位的文化資本(Bourdieu, 1984)。這種文化概念的教化與區隔的使用脈絡在Arnold的論述中得到最典型的描述。

Arnold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2002)一書中，用來敘述文化一詞內涵的文字包含了「美好與光明」、「人類社會中所思所言最好的部分」、「對完美的探究與追求」、「健全的理智」等相當正面的評價，並認為他所提倡的文化概念是一種解決當時英國社會問題的最佳處方，他一方面批判當時英國工業文明所帶來的功利世俗生活，讓中產階級只專注於生計營利上，把原本是工具的機械當成追求的目的，另一方面撻伐追求民主的無產階級群眾運動，將個人的自由無限擴張到危及社會秩序與國家安全，同時批評國家掌權者貴族階級缺乏健全的理智與執行公權力的魄力。

他認為造成英國社會失序與庸俗化的根本原因在於各階級只注重行動，但對於行動的目的與後果往往不加慎思考量，盲從某些膚淺的口號與主張，缺乏深思熟慮與智慧。而文化就是要調和人們這種輕率行動與盲從的天性。對他而言，文化的教化功能是有可能普及各階級，而且國家應該採取恰當的教化策略以解決不同階級成所呈現的缺點。

但他提倡的這種教化功能在國家實際執行脈絡上，主要針對的是危害既有秩序的社會政治運動。在19世紀，各種追求民主普選制與爭取勞工權益的運動風起雲湧，國家除了以國家暴力機器鎮壓，同時也開始大量設置博物館、圖書館等各類社會教育機構，企圖透過這些機構的教化功能馴服都市大量激增的勞工大眾與預備軍，使其行為文明化，不至於顛覆既有的社會秩序與權威(Bennett, 2007)。除了這種國家馴服新興勞工階級的教化政策，19世紀的英國社會也立基於文化的教化功能，發展出一種深具美學意涵的社會運動以反抗工業文明對人類能力的壓抑與破壞，Morris所倡導的工藝美術運動，主要是針對當時英國大量機械化生產出的工業產品的反動，認為這些品質低劣與缺乏美感設計，僅強調實用功能的商品，漠視了人性在美感上的需求，因而希望恢復中世紀工匠精神，注重產品的美感設計與工藝製作上的精巧品質，重新賦予勞動與人類之間的有機關係，使得產品成為一種充分展現個人能力的成果(潘襎，2008)。

不過到了1930年代，Leavis發表《大眾文明與少數人文化》(2009)時，因普選制的實施與勞工運動的進展，英國已有成熟的勞工政黨與組織，另一方面，隨著工業技術的發展與市場關係的擴展，20世紀初的西方社會出現一種成熟龐大的文化消費市場，這二者共同推動著大眾文化的擴張，在Leavis的分析中，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對立架構清楚發展出來。Leavis意識到Arnold所堅持的文化價值受到齊頭式民主政治與工業文明的威脅，這些威脅具體而言即是美國文明所代表的大眾文化產品，如好萊塢電影、低俗報紙雜誌、廣告以及英國的國家廣播電台。而Leavis的文化概念不再企圖將教化功能普及全階級，反而成為一種亟待有天賦特權的菁英階級來維護的、受到大眾文化威脅的人類社會珍貴寶藏，無法領會文化真正價值的一般大眾則被文化領域所排除區隔在外。Leavis這種觀點不只傳承了Arnold的論點，也結合了現代主義美學運動的論述，賦予文化一種獨立而超凡的地位，並獨立區隔於社會其他領域，

另一方面，現代主義美學運動則是簡化了康德有關美無涉利益與注重藝術天才的觀點，強調藝術有其自身的獨立法則－即追求純粹的美，反對道德與藝術創作的連結，也不認為藝術應該有所謂的教化目的，藝術創作僅是個人獨特性的展現，而不是對於現實的模仿，也不反映外在真實。對於19世紀現代主義先驅者而言，所謂的道德通常意味著宮廷的威權專制，教會的迷信教條以及資產階級的功利實用價值，這些都會束縛人性的自由發展，因此主張藝術創作應該完全不受世俗或傳統價值的約束，同時把個人的想像力與原創性推到至高地位，超越既有的傳統權威(Gay, 2009; Bell-Villada, 2006)。

19世紀萌生的現代主義美學運動企圖將藝術與政治、社會等領域完全脫鉤，使其成為一個獨立、內在自給自足的領域，重視形式風格的創新而貶抑創作主題的內容，甚至於發展出一種美學分離主義，完全否認藝術創作與現實社會的任何關連，藝術的鑑賞也無涉歷史社會脈絡(Bell-Villada, 2006)。

現代主義美學運動賦予了文化一種神聖超凡，與世俗隔絕的地位。這種隱含著拒斥、批判現實世界的功能，到了20世紀法蘭克福學派的美學理論中，結合了壓抑模型所發展出來的人性異化、物化等觀點，文化的美學意涵更成為一種批判消費社會、工具理性、技術理性與抽象等價交換的社會分析論述。在法蘭克福學派所發展出來的論述中，人性是相當複雜多樣並具有各種潛在可能性，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對於人性的壓抑在於透過各種國家、市場、社會制度將人性量化、抽象化、簡化成遵循技術理性的操作機制，而扼殺了其他潛力的發展。那些無法被量化、抽象化的殘留部分，如情感、意義價值、慾望與想像模糊領域則被這些制度所馴服、排斥、壓抑或忽視，而文化正好是研究與處理這些模糊領域最恰當概念之一。

不論是主張美學教化功能或是藝術的原創性與獨立性，皆是推崇個人的主體能力，將人性擺在理論的核心，而且都是在回應19世紀現代化過程諸多問題中逐漸發展出來的論述，企圖恢復人性各種潛在可能性，在某種程度繼承了康德所持有的啟蒙核心價值－尊崇個人獨立自主，以擺脫外在權威的束縛(Kant, 2004b)，這也導致這種美學取向的文化概念過於偏向個人主義的解釋途徑，而忽略了人類是一種集體動物，交往互動與合作互利亦是人性發展的一個重要面向，現代化過程可能不只壓抑人類個體能力的正常發展，也可能忽略了人際親密互動與彼此情感依賴的關係對於人類個體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人類學取向的文化概念正是從這個面向來回應現代化的問題，並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