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同論

我曾認識香港的一位政論名嘴: 他的立場頗為刁鑽，用上海話形容是“妄對”。他在臺灣的藍綠對決上挺綠營，在台灣(不管藍綠)與大陸的對立上他必定站在台灣一方，但在中國整體與日本的矛盾上，他則倒向日本。不理該人是否存心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的“身份認同”何在? 他連變色龍都說不上，因為每次都在“妄對”的人面前說不中聽的話，似乎準備挨揍。

我以此非典之例破題，乃因和現一代人還能談這些情事，我在20世紀美國教學用的一些例子恐怕已不存於“90後”的記憶體中。為了論證人往往透過一個敵對的甚至仇恨的“他者”(the Other)來定義自己一方，我圈了當時族群衝突的一些熱點: “在北愛爾蘭，作為一名‘天主教徒’是舉槍朝新教徒射擊，在黎巴嫩，作為一名‘天主教徒’則是舉槍朝穆斯林射擊。”這個刻意的以偏概全，是為了突顯現今的“認同政治”—種族的、性別的、宗教的、意識型態的—往往是在敵對中、在仇恨裡建構自我認同。

“認同政治”正方興未艾。川普現象是仇恨政治在美國已浮出水面的徵候。伊斯蘭什葉派與遜尼派的相互仇殺在中東仍烈火熊熊。在台灣，統獨之爭亦日益惡化，伊於胡底猶拭目以待。有幸宗教衝突並非今日台灣之患。台灣的基督徒似乎無需舉槍朝誰射擊來定義自己。但這是否說台灣的基督徒是一種處在"意義真空管"裡的現象，無須任何對照組?須知，一個人選擇了一種信仰，沒有揀另一種，已經是作了選擇，已經說我是甚麼、我不是甚麼，且用“我不是甚麼”界定“我是甚麼”。這個身份認同不必白熱化成仇殺異己，但已經有一個“相異系統”(system of difference)在隱約地操作。

台灣的民間信仰很發達，足以與基督教匹配成一個“相異系統”。然而，令我首感的卻是兩者在台灣的覆疊性。我甚至遇到一些自詡為基督徒者仍相信命相，雖然告知他們人生若是由命相或八字註定，那麼耶穌救世和上帝的恩寵就變得多餘。基督教是恩寵教，但上帝恩寵於你，接受與否則取決於個人，這裡涉及意志自由。基督教這個外來的陌生的信仰與命相決定、豁免掉個人的擔當是兩個完全不同套路的應用程式!

兩者竟然混雜的話，正是“相異系統”啟動之時。民間信仰擺明就是“土”，既信命相同時又信基督教則便於掛“洋”頭。固然，台灣的基督教自身也有地方教會和西方教會分支之差，仍有用方言佈道和聽得懂洋牧師用英語佈道之別。可以想像: 有留學經歷、上慣了美國教堂的，歸國後仍會參加這一類教會，例如周日舉家去台北美國學校做禮拜。慮及子女的婚嫁對象心中的盤算會是: 上乘之選是基督教友，退而求其次，不得已在民間信仰(拜關帝、媽祖、土地)與無神論間兩者擇一，則寧取後者，雖然時至今日，上一輩對下一代感情生活基本上不敢置喙，只是心存此願而已。

(鄭重聲明: 上述是我據洞察台灣文化心態建構的“理型”，若有和真情實況雷同，純屬巧合。)

基督教信仰裡有人面對“三仇”之說: 世俗、肉身與魔鬼(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該信條視墮落的世間為靈魂被流放之地，終極目的是死後得永生，因此進入天國的條件就是超脫凡俗。挾“洋”抬舉社會地位，優化自我形象的信教顯然未能免“俗”。然則，上述台灣過份“人間化”的基督教信仰是否與該教的宗旨背道而馳? 在某意義上的確如此。然而，在北愛爾蘭必須同教內敵對宗派互相仇殺，或者在黎巴嫩與異教徒廝殺，是否乃更“虔誠”的信仰? 在某意義上也的確如此，因為異端和異教代表的正是“三仇”之一的魔鬼。

問題在: 為了將用語固定所指、以單數稱的“基督徒”是不存在的，而是有多少類對照組就有多少種基督徒，上文已列北愛爾蘭的、黎巴嫩的、台灣的三種。然而，他們都是假的嗎?有一個最純的"原型"去判決它們嗎? 須知“三仇說”源自西方中古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至16世紀中下葉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特倫托大公會議被提升為戰鬥綱領。因此，它代表的是中古化的基督教，不必涵蓋所有時代。假若時間有窮盡的一天，基督教全史是一部攤開在我們面前的成書，古今之間那些提倡世俗是墮落的，人間世是"涕泣之谷"(Vale of Tears)者可能還是小眾呢! 較肯定的是: 基督教現今必須迎合消費社會，完全沒有反世間的市場。

另一方面，嚴格說來，連“中古基督教”原本都不該有。在古代，耶穌宣教的時代，就宣布天國已經來臨，舊的世間行將終結，他的現身是古希伯來《先知書》中天國來臨預言的應驗。不幸羅馬人處死了耶穌，主角從戲台上消失，千禧年被懸擱。信眾必須自圓其說，宣稱耶穌死而復活，卻又沒法在世人面前把他交出來，遂說他暫回天父處作匯報去了，將二度降臨，待信眾將“天國來臨”的“福音”傳遍世界各角落，這個願景將全面落實。這個苦等一直守待至今，仍有信徒期待降臨就在明天或下一週，而他們的教團則是最後一回的召集，猶如末班車，錯過了就沒班次通天國了。

必須有這樣的認識: 與其用“理工科思維”把基督教當作一個物理物件，可憑實證鑑定哪一件才是原件、是真件，其他都是山寨、是膺品，不如視基督教為一個"世界史現象"，裡面既出現超脫墮落的世間方能獲得天國的執念，也出現把基督教身份當作在世俗眼中自高身價的標籤；基督教總現象裡既有恪守十誡中“毋殺人”，也包括仇殺魔鬼在世間的代理人(當代的北愛爾蘭和黎巴嫩還是小case，血流成河的是中古的十字軍)。

作為一個總現象，基督教是一團不斷演化的歧義。凡意義都不是物理實體，只存在於意義的對照中，它生命的開展就是憑不斷面臨對照組，來補充自身認同。在基督教與古猶太信仰切割的誕生期，教會的護教士說: 摩西的律法是根據上帝與以色列子民訂立的“舊約”，上帝從天國派遣耶穌來臨世間，乃另訂“新約”，立約對象已超出以色列子民，普及全人類。待基督教從古猶太信仰分化出來，背向古猶太信仰，面朝海闊天空的羅馬世界，這個新鮮出爐的身份認同的進一步建構，是將議程轉成爭取羅馬帝國的知識精英，護教士遂說基督教脫胎的古希伯來傳統比希臘哲學高古，後者是受前者影響的，說不定還是抄襲的—這個新生宗教的建構，遂從與猶太教比律法進步還是落伍到創建希臘化神學。顯然，基督教相對古猶太信仰是和它比“新”，與希羅文明對照則比誰“古”—在這裡，就有兩套“相異系統”在操作。但這部陳年舊帳今日的基督徒誰還記得?他們在禮拜天上教堂做禮拜便是了，何必煩心於意義岩層的考古挖掘。

意義對照組這個APP照樣可以用來分析今日台灣的統獨之爭。綠營的操作比較單純，彼等打造台灣的新認同是透過“去中國化”，是典型的豎立一個“他者”作為仇恨對象來定義自己這一方。今日的統派則比較複雜，同時呈現"一成不變"和"一百八十度轉彎"，他們數十年如一日的是國家統一的立場，髮夾彎則是從國統時代的"反共抗俄"到目前的"親共挺俄"，需從細道來。

首先，在國統時代，台獨未成氣候，大陸搞文化大革命，台灣自詡保存儒教文化的中國人之地; 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對壘、在國府仍保有聯合國席位的歲月，"中華民國"儼然是中國的正統，"中國人認同"的落實就是"反共"。目前國府已不存，雖然仍有既反台獨亦反共、認為台灣才是正宗"中國"者的"遺老遺少"，台灣今日最中心的一組對照該是統獨，統方與獨方最大的"相異性"在: 前者若與後者認同，那麼連"中國人認同"都化為烏有，縱使仍心存對中國大陸缺乏民主之疑慮，相對"中國人認同"的喪失，這算是次要矛盾。

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國府式微，此起彼落固然陡峭，但在美國還未將中國的壯大當作緊急狀態前，統派對美國的敵意仍未朝此方向聚焦。待至美國發動貿易戰並爆發與它平行的香港反中運動，而綠營又當起啦啦隊來，勢必與獨派"對著幹"的統派加強了對美國的反感。待至俄烏戰爭爆發，統派指控是美國點的火，美國在東亞也是同一副咄咄逼人的嘴臉，獨派則將俄烏戰爭比附大陸侵台，期待美國也會如援烏一般援台。如是看，"統"與"獨"都不是擺在那裡一成不變的兩個"本質"，而是一段糾結的相互建構過程。

由"反共抗俄"一路走來到"親共挺俄"，統派是否從"右派"蛻變成"左派"? 這是懷舊的稱謂，卻非無意義的提問。它是在問: 統派的"髮夾彎"有否蓋過他們的"數十年如一日"?如果沒有，那麼他們的大中國主義的底色依舊是"右派"。馬克思主義的前題是國際主義，口號是"工人階級無祖國"，民族主義則以"國家"排擠了"階級"作為效忠對象。民族主義到了極右即淪為"納粹"，成為共產主義的死敵。

在一篇觀察"民粹"與"去納粹化"已雙雙成為當今潮流的近作裡，我寫了如下的一段: "從前國民黨時代堅決反共者，如今國府已不存而中國大陸崛起成強國，這些人變成‘親共’卻是無縫接軌的，…他們的底色仍然是強國夢，而不是甚麼馬克思主義，因此仍是民粹的溫床。"(現時代新走向：當“民運”蛻變為“民粹”，打壓“民運”將採“去納粹化”措施)

事實上，蘇聯已解體，目前俄國非但不是"左翼"，且淪為大國沙文主義，中國自身也有強國夢—與川普的"使美國再度偉大"何異? 今日統派的"中國人認同"是否國民黨教育底下的民族主義認同終於不受挫折地全面落實? 然而，後國府時代難道沒有新的長進嗎? 今日寄託中國大陸的"中國人認同"乃是一個光譜，共同點是正面對待中國崛起，不是如獨派般將其妖魔化。在此光譜中，強國夢是主菜。傾向統派的一代其近代史記憶是從“百年屈辱”作起點的，今日中國大陸之崛起令他們感到吐氣揚眉，這種情結在歷史意識薄弱的一代，尤其綠營將中國史變成“外國史”，已化為無感，甚至認為你的崛起是我的威脅。

統派對中國大陸的認同，“大國崛起”是一個公約數，其它可謂各取所需。有人用管理效能而不是用"民主"來評比中美制度的優劣，但管理效能優於民主體制的可以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也可以是納粹黨國。也有人視中國的"共同富裕"綱領是美國貧富兩極化的對立命題。這個立場雖然未標明是社會主義，卻是掌握了其精神。但這樣的人似乎並不多。

更常聽說的倒是: 中國的崛起終於打破了白種人"話事"的世局。讓我們看這類種族主義思維如何使"身份認同"呈現萬花筒式滾動: 在"中華民國"仍代表"中國人認同"時，該認同表現為"反共"；待"中國人認同"在台灣淪為"台灣國族認同"的對照組，它遂移至海峽對岸共方；待中美這組對立尖銳化，種族主義的"我方"是將事態看成黃白大對決。耐人尋味的是: 若由他們代入白人對黑人這個對照組，華人種族主義者認同的會是白人。黃白大對決的思維是中國人終於能挑戰"更優越的"西方人霸權，是達爾文式優勝劣敗思維，而不是馬列主義的反帝立場。我在美國看到這樣的"統派"：已入籍美國、卻不認同寄居國，反而"心懷祖國"，但搬進去住的卻是白人郊區，票則投給共和黨。他們的"身份認同"作萬花筒式滾動就是這樣。

由上可見，被用語將意義固定為單數的“統派”也是不存在的，陣營內仍有偏左偏右之別。下面將論述: "民族主義"本身並不足替"左"或"右"定性。更具意義的觀察是: 國民黨教育底下成長的人不太會分判左的和右的民族主義—"左派"還一度被當作數典忘祖的賣國主義呢! 這樣背景的人只樂見"崛起"。然而，同樣是東亞國家，日本的民族主義和中國的民族主義其實是對沖的，前者的崛起走上帝國主義侵略之路，後者則是一場反帝的民族解放鬥爭。

然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如何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從"工人階級無祖國"出發走上建立共產主義"國家"之路，必須從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起講。列寧視"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最終階段，俄國的"十月革命"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打開了一個破口，啟動了它的總崩潰，但骨牌效應並沒有發生在資本主義較牢固的歐洲，共產國際遂轉向亞洲，雖然它是資本主義還未發育健全的地區，卻是可以調動所有與帝國主義有矛盾的社會成份(不限於工人階級)，組成反帝統一戰線，盡可能爭取所有具愛國心的國民。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在官方的抗戰之外，動員了廣大的民眾，在官方的目光只看到中日矛盾的地方，馬列主義世界觀則將這場抗戰納入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代”。“階級鬥爭”改採反帝的“民族解放鬥爭”這個歷史新形態，“反帝”變成了建國運動，不是馬克思憧憬的“使國家消失”。中共在戰後成功地奪取政權，但帝國主義作為一個世界體系仍健在，反帝鬥爭在持續，以迄今。。

後馬克思的列寧仿如後耶穌時代的聖保羅，深信舊世界的結束迫在眉睫。聖保羅期待耶穌的"二度降臨"將發生在自己的生命期內。列寧則視俄國革命啟動了"世界革命"，消滅國界、取消國家指日可待。列寧早逝，此願景猶待實現，繼承人斯大林面臨黨內左翼"不斷革命論"的壓力，還需提出"建設一國社會主義"作為另類選項，用"革命已在地球六份之一土地上成功"來辯稱"世界革命"在行進中，但對托派來說，綁在"國家"緊身衣裡的社會主義是個畸形怪胎。

是的，初生期的共產主義的"歷史的終結"症候群不遜於原始基督教。基督教從一個宣揚"二度降臨"的福音運動逐步凝固為一個長達兩千年的教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卻沒活個20世紀，碩果僅存而持續威脅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唯有中國，且沒保證它遲早不會被"常態化"。在我們這個歷史點上，與這個國家認同，是 "左" 是 "右" 還真說不準。

其實，(2)《身份認同論》一文是(1)《自然科學研究成果求同，為何人文社會學科研究成果雷同會招致抄襲案官司?》的續篇，皆藉吸睛話題(林志堅案、統獨對立)談一個較艱澀的論題:人文現象不是物理現象，不能用“理工科思維”去掌握。倒非針對理工科，而是批判歷史學不該把人文現象當作物理實體，但歷史學者總覺得他們處理的不是自然科學那般的“事實”的話，就有不如“科學”一般地“真”的自卑感，要不然，歷史為何與文學創作一併列入文科?

(1)(2)兩文卻指出: 甭說在眼前已經消失了的對象(歷史)，就是我們周圍的這個人文世界，也是由意義編織成的。意義非實物，也無從自我定義，只產生在對照裡，與對照者相互衍生。尤其(2)文談的“認同”問題，可簡約為:我是甚麼、我不是甚麼，且用“我不是甚麼”界定“我是甚麼”。“認同”並非可觸摸的實物，我這個“主體”因與不同的“他者”(異己)對照而變換。當意義被衍生了，當然也成為實實在在的研究對象—不是物理實體不等於無中生有。

你可以說:舉“身份認同”為例，是取巧，大家都意識到“身份認同”是主觀選擇，當然可說成是意義的建構。那麼就舉一個大家都好談—都漫不經意地談—的“人性”。人性論者或會認為他口中的“人性”就是人性本身，沒慮及它到底是和“神性”還是和“獸性”對照的“人性”? 提醒了論者，他仍會在三者定義無須澄清的情形下照談下去。會如此，乃因對論者而言，它們是擺在那裡的三件東西，還需我去定義嗎?聽者心目中理所當然也是同樣這三件。

以為一個“指稱”就是它“指稱對象”本身，視前者能把後者的本質固定，是犯了“本質主義的謬誤”(essentialist fallacy)。無形中助長此傾向的是我們的日常用語：為了把指稱對象的意義固定，日常用語必須將它變成單數的，也是對我來說“唯一”的。

對日常生活來說，日常用語無可厚非，因為它勢必是“粗放的”，例如說世上有“一個”基督教，正如有“一個”佛教、“一個”伊斯蘭，“一個”中華民國一般，誰曰不然?只有對人文現象作深耕者，才會在統一格式的國民身份證底下探究各人有各樣。我在(2)文中舉兩個20世紀的例: “在北愛爾蘭，作為一名‘天主教徒’是舉槍朝新教徒射擊，在黎巴嫩，作為一名‘天主教徒’則是舉槍朝穆斯林射擊。”因對照組的不同，主體名同實異。台灣的基督徒似乎無需舉槍朝誰射擊來定義自己，但仍有一個“相異系統”在發揮作用: 基督教與拜玉皇大帝的民間信仰對照，就感覺自己沒那麼“土”、比他們“現代”。文中舉21世紀的一例是: 如考慮婚嫁，教友是首選，如不能得，退而求其次則寧取無神論而捨民間信仰。

(2)文上溯至基督教的源頭，它踏出去的第一步是“去猶太化”，信徒說: 耶穌宣布了天國來臨，上帝與全人類另訂“新約”，取代上帝透過摩西與以色列子民訂的“舊約”。該新興宗教與古猶太信仰切割，轉向有待贏取的羅馬世界，下一步就走“希羅化”路線，辯稱基督教脫胎的古希伯來傳統比希臘哲學“高古”。這兩步就有兩套“相異系統”在操作。

因此，與其用“基督教”這個指稱逕直去固定它的“本質”，不如視“基督教”為一部已延綿了兩千年的族譜，是不斷用“我不是甚麼”界定“我是甚麼”的演化史，研究它的方法是對兩千年堆積而成的“意義岩層”進行“考古挖掘”，去考訂這個認知對象的系譜學。

現在，讓我做一個實驗，將“知識考古學”與“理工科思維”凑成一個對照組。既是實驗，不必真有其事，也可作簡化處理。首先，“理工科思維”會對厚積的“意義岩層”厭煩，不耐陷入細微末節的泥沼，抬頭不見“普遍法則”的藍天。它的雄心是直接發現一個像牛頓宇宙裡如“動力”一般的樞，只要抓到了這個總開關，整個詮釋大廈的華燈就全打亮。

這裡挑了“東方專制論”作為這樣的一個樞—真有一位美籍德裔學者以此解釋中國全部前現代史兼及當代共產主義中國。此說見於20世紀中期，當時立論者都自認是“實證主義者”。今日對知識結構的認識深刻了，方便指出“東方專制”是與“西方自由”對照出來的東西: 他是將一重對照出來的意義“本質主義化”，然後將它“粗放到”數千年整部中國歷史身上，還以為抓住了中國的“本質”。

問題在於: 即便今日，“對知識結構認識深刻了”的仍是小眾，尤其在歷史本業。我曾教學研究所必修課“歷史研究導論”，引起反應(雖然沒說出口): “他X的! 我怕唸哲學系，才來唸歷史，如今卻要我去唸這種東西!”為了求職謀生確實沒必要涉獵“這種東西”。民間好歷史癖者無疑比專業的更多。相較“理工科思維”之不陷身於細微末節的泥沼，得以騰空翱翔於人文世界意義起伏的峰巒之上，抽身上內太空去洞察牛頓式的“法則性”，這些業餘歷史癖不疑有這類地貌。他們的“歷史”是另一翻地貌: 一望無際的故事館園區、包羅萬象的八卦網。因此，才會發生好談“歷史哲學”的非歷史專業者看不起歷史這門學問的現象。

此外，人是天生的“實體物件主義者”。你跟我說“葷”與“素”是一個對照組的有無相生嗎?我的貓天生不吃素，足以自我定義，因此“意義只衍生於對照，沒有存在於真空管裡的自我定義”這話如何說起? 遺傳因子決定的食肉或食植和文化現象裡的葷素對照是兩回事，後者涉及習慣、喜好、健康、信仰、認同以及市場促銷諸多因素，前者則好比虎身有紋、豹身有斑、魚身有麟。所謂“本質主義的謬誤”就是誤將符號建構的對象當作是自然生成的。

“實體物件主義者”或不會就此罷休。本文挑了專制主義這個議題，就不是心平氣和的議題，會有人覺得“專制”比四面磚牆還要實在，如果“專制”只是和“自由”相互對照衍生的，那麼是否將它相對化了?自由和專制難道沒有比同冰碳的“本質”嗎?

本文關心所在正是警惕人文話語(論述)莫犯“本質主義的謬誤”，而非提倡從帽子裡抽出白兔的幻術。話語的對象是建構的，是指非自然界的，卻不等於它是無中生有的。已經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自然並非子虛烏有，不過沒自覺本身已“專制了”數千年，到了當代被加入這個論述，它的整個過去遂被一個當代論述重塑，重塑之餘，還被“本質化”。

近來，時有所聞中國中央集權體制管理效能高於西方之論調，足以演繹為專制優於民主制的命題。這倒無妨，只需不把它當作是專制的“本質”便得了，不要以為這是“專制”和“民主”的唯一對照，它只是以管理效能為準則的一組對照，如果以透明度為準則，則“專制”和“民主”又成了內容變動的兩個意符。當然，準則可以層出不窮，因此意符和意指的對應也是不斷浮動的。只有在時間窮盡時，我們把這些對照都收集齊了，它們的系譜學關係也全面了，到時我們對這組論述的終極意義方蓋棺論定。

回到本文開首處: 歷史學者總覺得他們處理的不是自然科學那般的“事實”的話，就有不如“科學”一般地“真”的自卑感。然而，“理工科思維”繞過符號的熱帶雨林，避開意義的汪洋大海去理解人文現象，意圖把它“實體物件化”、“自然法則化”，不會把它變得更“真”，而是弄成更“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