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11/29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不論中國是「威脅」或「挑戰」,中日關係已與過往不同

據日媒共同社報道,日本政府計劃在年底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簡稱「安保戰略」),內容涉及對中國的角色定位,並引發了不同政黨的立場博弈。
自民黨內部強硬派主張,現行安保戰略是以「國際社會的關切事項」來描述中國,但伴隨中國近年在航空母艦、中程導彈、戰機等方面的實力增長,包括在今年8月發射導彈落入日本專屬經濟海域(EEZ),「舊有描述已無法彌合新情勢」,故其主張,應改用「威脅」定調中國。
然而,安保領域的「威脅」大多用以指稱朝鮮等敵對國家,日本若真如此修改安保戰略,等於正式宣告中日關係進入惡性互動的新階段,恐將對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形成衝擊,故自民黨的温和派、其餘政黨皆對此有所質疑;另外美國於10月公布了《國家安全戰略》,用「威脅」一詞定位朝鮮、俄羅斯,中國則是「唯一競爭對手」、「日益嚴峻的挑戰」,故公明黨建議,可參照美國做法以「挑戰」定位中國,算是在「威脅」與不修改間有所折衷。
但這一主張無法獲得自民黨強硬派認同,後者指出,用何種措辭表述中國,已成為彼此「無法退讓」的難題;更有岸田政府的幹部直言,安保戰略如何表述中國,「最終是政治判斷」。眼下自、公兩黨正在磋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或將面臨艱難決斷,但無論如何,要維持用「國際社會的關切事項」表述中國,概率應該已經微乎其微。而這一政治風波,折射了日本身處國際變局下,其戰略意向發生的新變化。

日本身處的國際變局
由日本的戰略位置來看,其正在經歷三種變局洗禮。
第一,是「東升西降」的國際風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發展中經濟體,正在以高發展速度超趕歐美等傳統強國,其政治話語權亦同步上升;第二,是「多極化」的國際格局,受新冠疫情與俄烏戰爭衝擊,全球供應鏈、能源經濟格局加速調整,美國「一超」地位產生動搖,包括歐洲、中東在內的主要國家紛紛調整戰略重點,追求戰略自主性;第三,是「中美博弈」的國際主旋律,美國對中國發起了戰略博弈,帶來持續的大國競爭形勢。然而日本的主要感知集中在「東升西降」、「中美博弈」兩股力量上,前者使其逐漸強化「中國是威脅」的認知,後者則讓其「站隊美國」的意願有所增強。
在此情況下,日本的戰略傾向也出現了三層路徑依賴:一是強化對美追隨,二是加強對華制衡,三是提高與「協力廠商力量」(其他民主國家)的戰略性聯合。三層路徑主次不同,卻彼此聯繫、相互影響。
其中「對美追隨」一項,可以說是三條路徑的重中之重。在日本看來,追隨美國可以提升日本的戰略底氣,增加制衡「中國威脅」的戰略效果,同時吸引到「協力廠商力量」與日本結盟,例如推進以美日印澳為核心框架的「印太戰略」等。故日本近年愈發強調日美同盟,希望能在此一主軸下強化兩國協調,共同應對各種戰略性挑戰和問題。
2021年3月,日美外長防長「2+2」會議就強化日美同盟威懾力、進一步深化應對能力達成了共識,雙方還同時確認:一致認為中國「與現有國際秩序不符」的行為給日美同盟和國際社會帶來了挑戰;反對任何試圖改變東海、南海現狀的單邊行動,並對《中國海警法》表達「嚴重關切」;為維持和加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確認加強與地區內外多種夥伴合作的重要性;一致認為通過開展日美聯合訓練等加強應急能力至關重要。
在此基礎上,日本要進行「對華戰略制衡」,其手段往往不離對美依賴,即主要是利用日美同盟及美日印澳「四邊機制」(QUAD)來強化對華反制。例如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便不斷向美國確認,釣魚島問題適用《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最近一次便是在2021年10月岸田與拜登的首次首腦電話會談中,而岸田也得到了拜登的肯定回覆。
另在台海問題上,日本同樣借日美同盟做出干預姿態。2021年7月5日,時任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便表示,若北京對台動武,日本應將此視為「存立危機事態」,依安全保障相關法制行使集體自衛權,「如果台灣有事,日美必須一起防衛台灣」;無獨有偶,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亦在2020年卸任後,於台灣問題上屢屢觸及此事,例如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現任首相岸田文雄雖未如此明言,卻也在2022年8月5日佩洛西(Nancy Pelosi)訪日時表示,「為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美日將緊密合作」。
而上述動作無疑會引發中方回應,從而導致了中日關係的不斷摩擦。

中日關係行向何方
綜觀菅義偉2020年接班安倍起,由於前者缺乏安倍晉三統攝各方的威望,故日本對美追隨、對華制衡的戰略意向受到內部鬥爭牽引,展現出更加鋭利、失衡的一面;岸田文雄接班後,此一趨勢亦未得到緩解。
在政策行動上,菅義偉受「親美派」官僚及黨內強硬派牽制,無法壓制國內右翼保守勢力鼓譟「中國威脅」;在外交姿態上,菅義偉政府缺乏平衡性,更缺乏主動與中國高層進行互動的積極意識。儘管菅義偉曾多次表示「不會構建對華包圍圈」「和中國創建穩定的關係至關重要」,但中日關係正是因其任內擴大對美追隨、積極拉攏域外力量,加大了對華制衡,而面臨不斷滑坡的危險。
2021年9月岸田文雄接任新首相,中日關係雖一度出現緩和跡象,卻無法跳脱對美追隨、對華制衡的路徑依賴。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岸田政府仍在外交和安保方面延續前任政策,甚至在否些場域更加強硬,其對華制衡戰略也未發生顯著變化,和菅義偉政府相比,只是在急緩與輕重上有所不同。
在領土爭端上,岸田政府持續渲染釣魚島問題,稱中國發動「海洋威脅」、「入侵領海」,欲借美國對華戰略博弈,將中日爭端問題國際化和多邊化;在軍事場域,岸田政府積極推動「進攻性安全戰略」,謀求提升「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欲將西南諸島打造成前線基地;在意識形態層次,岸田政府基於「民主價值觀」理念,在「對華人權問題」上比菅義偉政府走得更遠,既對中國的「威權國家」身分展開攻擊,更在國際場合表示關注香港和新疆的人權狀況。
歸根結柢,岸田政府可能存在些許對華友好底色,但這般底色不能取代日本對華政策中「維護日本國家利益」的最根本目標。雖說由日本的外交傳統來看,對華平衡是重要工作,畢竟日本沒有實力對華脱鈎、更不可能全面為抗,故無論是安倍晉三、菅義偉或岸田文雄,皆一再強調穩定的中日關係至關重要,但在如今的國際變局下,日本的戰略感知有所生變,平衡外交的傳統亦在失衡,對美追隨、對華制衡的路徑依賴正在宰制日本的外交政策。
此次安保戰略修改風波,便是上述戰略趨勢的體現。不論日本最終是以「威脅」或「挑戰」描述中國,中日關係都已發生顯著變化,中日當然不會經濟脱鈎、全面對抗,卻終究難免波折不斷的戰略摩擦。
原文發表網址:
202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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