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貞觀政要》評其「亙古而來,未之有也」,《新唐書》讚嘆「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太宗是唐朝第二任君主,但論者認為,太宗策動父親李淵叛隋自立,繼而策動政變登基,他才是真正的唐朝建國者。唐太宗在位廿三年,開創了貞觀之治,是隋唐盛世的展現者。
從民族角度,太宗的父系屬於漢族,母系有胡族背景,祖母是鮮卑獨孤氏,母親是鮮卑竇氏。胡漢通婚是南北朝以降的普遍社會現象,獨孤氏和竇氏又是漢化胡族,對他們來說,婚姻是家族的政治結盟,相信比民族融和的考慮來得實際。或說,太宗的開明跟他的胡族背景相關,但這種說法難以客觀量度。
從倫理角度,太宗推翻了表叔隋煬帝,更有弒父之嫌。唐初,太宗發動玄武門之變,殺親兄建成及親弟元吉,並迫父親李淵退位。或說,這是兄弟所迫,政治現實的需要,為太宗的冷酷手段開脫。或說,太宗的污點成為鞭策他的動力,以證明奪位的合理性。這些觀點難以定斷,更是不必要的思維,太宗是偉大君主,不是聖潔神人,何須因他的成就而嘗試抹掉他的污點。
唐太宗的功績,可以從兩方面分析,一是改革制度,二是用人之道。本文只簡介太宗的制度改革,另文評述其用人之道。
承隋朝的五省六曹制,唐太宗設立三省六部,由中書負責草擬詔令,由門下負責審核詔令,由尚書負責執行政令。三省各司其職,共同擔當宰相的角色,既彼此合作,又互相制衡。尚書以下設立吏、戶、禮、兵、刑、兵六部,按部就班,推動相關的行政實務。
唐太宗又優化三省的運作,設立政事堂,它不是部門,而是中書門下長官聯席會議的地方。政事堂的設立,一則提升中書與門下的議政效率,避免中書的封駁而耽誤政務。二則領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銜頭的官員可以出席會議。由於太宗即位前擔任尚書令,尚書令因避諱而懸空,領有以上銜頭者,即尚書副長官左右僕射也可以參與會議,達集思廣益之效。
承隋朝的州縣二級制,唐太宗加以優化。唐太宗把全國分為十個監察區,稱為「道」,非正式官署,不定期進行巡察。太宗又曾任命黜陟大使,評核地方官員的表現。州的長官為刺史,太宗又把刺史的名字及功過寫於屏風上,作為獎懲的依據。以上三項措施,有助提升地方行政水平,加強對地方吏治的監察。
承隋朝的科舉制,唐太宗加以擴充,逐步成為主流選官途徑。考試科目中,以明經科及進士科最受歡迎。明經偏重經義的記誦,成為世家大族延續權位的途徑。進士偏重策論的寫作,成為平民的入仕途徑。雖然科舉助長中唐以後的黨爭,但從另一角度,科舉成功提拔平民,日後甚至有抗衡世族的能力。
承隋朝的均田與租庸調制,唐太宗加以推廣。其實兩制早於北魏施行,旨在鼓勵善用荒田,但太宗有系統地推行全國。均田有為民制產的目的,以男丁授田百畝為基本原則,租庸調達到輕徭薄賦的效果,向百姓徵收田賦、力役及土貢,貞觀年間的四十稅一,更被視為歷史上最低稅率的時期。太宗的田制與稅制,依靠完備的戶籍,收取實物,並不靈活,但切合時弊,讓社會經濟從隋末動亂中恢復過來。
或說,唐太宗的所謂功績,不過是承繼隋朝的結果,沒有創建,但制度不是追求創意,更重要的,是否切合時代需要,是否發揮功效。在隋文帝建立的基礎上,唐太宗加以調節,讓制度在當世發揮效益。《資治通鑑》評論貞觀之治,「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即使言過其實,但不但反映了貞觀的盛世形象,也反映了百姓分享盛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