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衛解放還是固守傳統？《可憐的東西》和導演尤格藍西莫

《可憐的東西》劇照

關於尤格‧藍西莫（Yorgos Lanthimos）的名字，早已得名在影迷之間。從《非普通教慾》（Dogtooth）獲得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最佳影片，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非普通服務》（Alps）在威尼斯拿到劇本獎，到《單身動物園》（The Lobster）、《聖鹿之死》（The Killing of a Sacred Deer）開始拍攝英語電影，進入坎城主競賽。而後是斬獲威尼斯評審團大獎、英國電影學院最佳英國電影、和十項奧斯卡提名的《真寵》（The Favourite）。

列不完的獎項功勳，這位希臘導演和他的電影彷彿踩在一道一路往上的階梯，逐步攀高，也逐步從歐洲邁向世界，得到大眾的關注。

隨便從哪一部開始，要不欣賞他幾乎是不可能的。他有一種冷冷的視角，把在體制、社會、集體、家庭下，各種「人」的「變形」像滑手機一樣用兩指指尖靈巧地向外延伸，拉大再拉大的標記給你看。絲毫不在意面對這些極度清晰，觀眾心裡究竟舒坦不舒坦。在藍西莫的電影裡，你得不到傳統作品期待會有的美好救贖，困境若不是接踵而來，就是根本沒有解方。電影的轉折都是往人性更惡的那面走。不是善，不是愛，不是犧牲，也沒有奉獻。只有直面的人性慾望、利己、排他，及環境施加於個體的禁錮和零件化。看上去有些驚駭，但你又確實知道如此殘酷到荒謬的鏡頭語言，極端的敘事文本，不是獨屬於腦內幻想的道德淪喪，而是人類真實狀態的演繹。即便那或許不是全部的真相。

但他又不是苦大仇深，非要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賣弄悲情的類型。他更偏向荒誕的黑色喜劇，好比《單身動物園》裡彰顯伴侶之必要，就把"獨身者更容易被食物噎死"以行動劇的方式演一遍（好像時下新聞總喜以居高臨下的詞彙強調"孤獨"死），你最可能的反應只能是荒謬的發笑。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是觀影者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表達。因為藍西莫的視角不像小津安二郎，克制著保持對等、持平的凝視。他是高度介入的，是各種風格化的鏡頭、符號、色調，清晰到幾乎捨棄辯證的在傳達價值取向。說他對人性本質上是不信任的，應該不為過。如果用《可憐的東西》（Poor things）的角色來說，藍西莫就是在船上帶貝拉去見識社會醜陋的哈利，雖然他欣賞貝拉的單純和快樂，但又不由得睥睨那份不經世事的天真。

他又有著描述動物性的癡迷，覺得人和動物沒有太大的分別。故此每部電影都以動物或暗或明的映襯人的狀態和處境。父親禁錮兒女的思想行動如同訓狗；此行無伴下半生就當隻能活百年生育力滿點的龍蝦；夭折的嬰孩和具名的兔子、放到空中再一擊中地的飛鳥。《可憐的東西》當然也不例外。人變成動物，動物變成人，在他的劇裡都是一種不思進取的懲處，而不是反璞歸真的褒揚。既然給你當人不好好當，那就實實在在地當一回動物吧。（這大概也會讓愛動物的人不是太愉快）

近幾部其實有種導演對形式主義的追求超越文本的感受。當然這不是缺點。形式即內容，電影尤其是這樣的藝術。放在藍斯莫身上，若撇開構圖、鏡頭、服裝、色彩不看，似乎就不算完整識得了作品。他在各種形式的運用上是一流的，這也是《可憐的東西》最顯著的優點。細數不盡。若粗論色彩，那是妥妥的貼合劇情和人物狀態，如受控於「上帝」最初的黑白，而後是如放久褪色的復古照，逐漸泛上蒼白的淡色，待四方遊歷親眼得見世界後，色彩愈趨飽滿濃豔，各種斑斕亮系衣著也輪番上身。相較之下，貝拉的前身維多莉亞，境遇則是一片凝滯沉重的灰藍，天上地下相連成一灘死水，彷彿布幕一擰就要滑出淚來。

而全片的超廣角鏡頭，呈現外景時能攝入更寬的範圍形成遼闊感，但在室內將天花板地板全部裝進畫面時，又會有空間上的壓迫感，魚眼鏡頭及刻意限縮成圓形的畫面，則再進一步加深人物的窘迫，也很好的在貝拉和鄧肯之間拉出比實際更遠的視覺距離，塑造疏離感。這些都是形式主義所能帶來象徵上的真實。

既然優點這麼多，如題的疑惑到底從何而來？

《可憐的東西》原著是蘇格蘭作家Alasdair Gray的作品，出版於1992年——距今30年前。我沒有讀過原著，不好說到底電影劇本改編了多少，哪些屬於原著內容，又哪些純然是導演和編劇的創造（本片是藍斯莫少數沒有列名編劇的作品）。可以確定的是，三十年前，三十年後，教條主義、社會道德壓迫都不曾退位，反父權，強調身體自主權，永遠不過時。

但對於這個故事，我卻多少有些不能相信。不是因故事背景既古典又科幻，也不是因主角有什麼驚世駭俗的舉止。說到底，那或許是一種對於過度理想化的不信任。不相信在藍西莫的鏡頭下，這個被父權社會包圍，被置換腦袋的女孩，雖然身邊混帳無數，卻像吃了菠菜的卜派，一路過關斬將，來一個打一個，幾乎不帶懸念就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迎向happy ending。她理想到像是漫威電影裡的女英雄，經歷一小階段的成長，就一路往上，輾壓各方妖魔，她又好像是芭比世界為著滿足現實缺憾，而虛擬出的各行各業不同性格的非典型芭比，最大的意義就是讓我們在實際充滿極限，充滿不從人願的生活裡，有幾個鐘頭報復式的痛快。

貝拉屢屢在該展現人性時刻的破格，原是她最吸引人的直率本真。無論是把青蛙壓得血肉模糊，意圖給啼哭的寶寶一拳，笑看船員扭斷鳥脖子，還是當鄧肯氣得要把老太太推下船，貝拉都在一旁拍手叫好。這都不奇怪。明白生命的重量原不是本能。但當哈利帶貝拉看斷崖下貧苦人們的生活，她卻一反先前，同理心大爆發，幾近不合理的崩潰於人世間的階級和不公。這幕於我是很出戲的，宛如天空倏然撒下一道光，就把貝拉變成頭頂光環甘心奉獻所有甚至生命的聖母。（讀了幾本哲學書的功效應該不至於此？）

其實一路上她有許多機會可以見識社會底層的面目，或者在她實際從事性工作，切身體會「民間疾苦」之後都有喚醒同理和行動的空間，但劇情沒怎麼在這些地方展開，反而選擇了一種刻意的，僅憑一眼，居高臨下近乎說教的悲天憫人。彷彿原先不夠「人味」的貝拉是一種缺憾，為求角色討喜，非得添上這麼點價值正確的乾淨？

在性這件事上，我們也必須承認性愛頻率不等於觀念的解放和前進。貝拉固然不以身體和性愛、性工作為恥，但她的性探索，是追求感官上的歡愉，是好奇心的體驗。當她賺夠了錢，新鮮感也過了，就瀟灑地轉身（對，她想轉身就能轉身）。她的奔放，對外界的挑戰和格格不入，只因心智和身體的不相襯，待年歲、知識、人生經歷漸長，這個原先不諳世事的自由靈魂，還是極合理且毫無驚喜的被收束進所有常規的，體制的，禮教的，智識的階層。她穿上黑色學院款式的衣服，立志成為一名醫生，相信了有情感連繫的性更勝過純粹肉體的歡愉，她回到「上帝」身邊，選擇進入婚姻，在男人的牽引下走向另一個男人。（傳統的婚禮儀式恰恰最是父權的展現）

如果把貝拉前半段的生命看作是掙脫父權的過程，後半段就好像重新擁抱這種桎梏。那些看似觸碰到的階級不公、社會壓迫、女性權利，彷彿僅停留在該不該浸豬籠的討論程度，就戛然而止。而我不禁細想，當貝拉意識到自己不是維多莉亞時，是否也曾意識到自己不該是貝克斯特（Baxter，「上帝」的姓氏）？

最終，貝拉沒有複製母親的命運，而是複製了「父親」的，成為她曾經批判的那種人——為個人的需要（無論是安全還是寂寞）去置換別人的腦袋，操控他人的生命。此舉何嘗不殘酷於直接奪取性命？這樣的結局或許純粹是復仇的爽感，別無他想。但影迷如我，又不禁腦補，其中是否暗藏著藍西莫對人性的反諷？不再關乎性別，當人們握有權力和知識，就無法不走上駕馭他人的道路？

無論如何，《可憐的東西》還是一部有趣且值得一看的作品，儘管文本不及藍西莫過往作品的生猛和驚喜。但順應當下，這無疑是個討喜的題材，也是導演一次聰明和成功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