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真實與歷史真實的美學距離

今年奧斯卡熱門之一《夢想集中營》(The Zone of Interest, 2023)有個引人推敲的原文片名，一時之間難以聯想與納粹集中營和猶太迫害的關係。略查字典，這組詞所指涉者，或可理解為利害地帶，用來指稱攸關憲法或類似的基本法架構、需要規範或制約的重大課題。若對應到本片故事，或許指的是納粹德國藉奧斯維辛集中營掀起滅絕猶太人的腥風血雨之際，發想出最後解決方案的歷史過程。

《夢想集中營》本事非常簡單，主要圍繞在集中營指揮官一家人的家庭生活，因為指揮官職務調動而帶來的衝擊。而觀看並理解本片重點並不在於「故事」，而是去品味「夢想」與「集中營」兩組關鍵字的反差與箇中荒謬，並看它如何透過影音與情節的佈局，展現在電影銀幕上。正如同本片可能也要我們觀影同時，去推敲zone of interest，所謂利害地帶所指涉的攸關國家利益之事，竟實是設置滅絕百萬人的焚化爐與毒氣室。

而同樣的反差與荒謬表現在《夢》的美學安排，則貫穿整部電影：指揮官田園詩歌般鳥語花香的家園景致，緊鄰的是集中營圍牆與衛兵塔台。鏡頭前雅緻優渥、歲月靜好的家庭生活，反襯不遠處的營舍、黑煙，尖叫哭嚎、槍擊、與隆隆的焚化爐運轉聲。指揮官在床邊為女兒讀格林童話〈糖果屋〉的故事，畫面切換為夜間攝影熱成像，場景是不知名的女童到集中營邊的亂葬岡偷放蘋果與撿拾猶太死囚的遺物。指揮官俯瞰美輪美奐、金碧輝煌的演奏廳，想的是毒氣室該如何設計，才能有效達到撲殺猶太人的效果。

以上種種表現主義色彩強烈，甚至給人某種魔幻寫實的幻覺，當然是本片基於真人真事(雖然改編自小說作品)，同時透過高度風格化、甚至帶些前衛色彩的強烈設計感而有的視覺、聽覺等逼人的戲劇效果。導演Jonathan Glazer甚至將電影攝製場景就選擇在奧斯維辛原地，重建指揮官Rudolf Höss (1901-1947)當年距離集中營僅50公尺的「家園」、也是他在1947年遭處極刑之地。Jonathan Glazer更選擇在此地舉辦電影首映。

凡此種種令觀者屏氣凝人如坐針氈的電影美學策略，以及不無直面歷史、儀式感與重量感的場景選擇，坊間已有許多討論介紹與溢美之詞，這裡不再贅述。《夢想集中營》善用這種反差並推到極致，挑動了觀者的某種人性道德的承受極限，顯然素來偏好大膽、實驗性風格化近乎前衛影像美學的Jonathan Glazer，在戰爭題材、且是高度敏感的納粹題材也繳出亮眼成績。綜觀這類電影，歐洲近年來仍有在形式上亟思突破的作品，像《夢想集中營》這種「殺人不見血」來展現戰爭的荒謬慘酷與人性扭曲的高明招式，眼前就有同樣精彩的《淨化論》(The Conference, 2022)。不過，用超量的槍彈鮮血等暴力來造成同樣反思作用的，也有藉重新演繹文學經典來審視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的《西線無戰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 2022)。

不過，在一片盛讚中也有引人深思的批評。New Yorker網站所刊登的影評，其擲地有聲卻不假辭色就顯得頗為扎眼。作者Richard Brody的批評，主要著眼在高度風格化的美學表現使得戰爭慘酷與歷史真實失焦，有譁眾取寵之嫌。文章標題甚至用了holokitsch，大屠殺媚俗，這樣嚴厲的說法。我並不是很苟同這樣的評斷，但本文對電影處理人物與歷史的批評，特別是Rudolf Höss其人其事，倒是能幫助我們推想《夢想集中營》或有美化歷史人物之嫌。

Richard Brody首先反駁了坊間普遍套用的漢納鄂蘭「邪惡之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這觀念。他認為這是對於《夢想集中營》的誤解，言下之意也是對於這觀念的濫用。以Rudolf Höss貴為納粹甚至親衛隊高階指揮官的身份，加上他親身促成奧斯維辛集中營，也批准環形焚化爐，更在希特勒親自授命下發想出後來的毒氣室，說明了他不但是勤勉的高級官僚，更是積極啟動並加速滅絕猶太人的機制。也因此，電影尾聲Rudolf Höss的嘔吐情節，與其理解為他罪惡感或良知忽醒的瞬間，毋寧更像是他被自己的孜孜矻矻壓榨到極限的身體反應。

當然，Richard Brody站在忠於史實的道德高點來審視藝術作品，或許不應責難其歷史正義，卻不免稍顯苛刻。無論如何，這篇評論更值得細想的或許是，歷史真實與電影所呈現的美學、戲劇或情感真實，兩者間始終存在著距離與張力。而作為一部美學表現成功廣獲認可的作品，《夢想集中營》在高度還原歷史現場以及刺激觀眾並引發共鳴的權衡間做了風險較高的取捨；也許終究兩難全，但Jonathan Glazer的創作與道德勇氣皆足堪嘉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