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集中營》電影筆記

一

　　青草、綠地、溪流等畫面引領我們進入這部電影，並且後續段落也一再出現，彷彿在營造某種怡然自得的感覺。這些景致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不過，假如借用藝術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這正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某些上層社會相當喜好的藝術風格。因為對上層社會來說，藉由讓這類畫面大幅佔據藝術和社會空間，能夠逐漸達到一種效果：在不知不覺間轉移視線，進而將社會上的各種壓迫與苦難，從世人的視域中悄悄抹除，使人們陷入某種幸福的無知。

　　但有時或許不見得是無知。有些時候，那比較像是一種生命軌跡和經驗所造就的認知和行動的偏狹和侷限。

　　電影的故事背景是納粹統治時期，這時，政治與社會上的道路遭到大幅限縮。如果想要飛黃騰達或至少不被打入冷宮，那麼，附和納粹幾乎是主要考量。在這個背景下，有些人的算盤大多是為了自己的晉升或保住自己的位階。因此，他們不太會輕易改弦易轍，甚至站出來反對納粹。

　　電影裡，集中營總管的太太海德薇是當時很典型的例子：這是我好不容易得來的生活，我為什麼要離開？至於集中營總管魯道夫，他也是為了自身的位階，選擇貫徹納粹時代的教令：「有用」的人必須懂得服從（一如《德語課》裡的警長、《穿條紋衣的男孩》裡的納粹司令官），相反地，「無用」之人自然必須被剷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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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從社會階層的觀點來看，魯道夫和海德薇這類歷經困苦、最後終於得以晉升的階層群體，有時往往也很容易形成一種認知與習性，習於將一切社會制度問題簡單化約為個人問題（這種邏輯也和某些資本家及其信徒們那些崇尚白手起家、創業神話而無視客觀條件差距的思想言論，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因為對他們來說，既然我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得以晉升並確保安穩的生活，那麼依此類推並且同理可證：其他人沒能晉升甚至繼續陷入苦難，那也一定是他們自己不夠努力的問題，一切都是個人的選擇而已，不是嗎？

　　而這種個人主義式的化約觀點，有時也很容易滑向類似以下這種結論：如果那些集中營的囚犯不想被抓，那這些人當初也可以選擇不要加入工會組織、選擇不要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德國共產黨和反抗組織，或選擇早早離開德國，這樣不就好了嗎？再說了，既然這些政黨團體都已經被國家宣布為非法，既然猶太人都已經被政府列為重點抓捕對象，而且還有「法源」依據，那麼，我們也只是服從指令並「依法行政」而已，那又有什麼不對呢？

　　過去在討論關於這些納粹追隨者的問題時，「人性」常常是探討的重點範疇。這個範疇的討論當然很重要。但所謂的「人性」究竟是什麼呢？如果從社會軌跡來看，那麼我們或許能夠看到，它可能不是真空狀態下的東西，而是個人的過去經驗和當前的社會情勢相互作用下的結果。這些經歷帶給他們的主客觀條件形塑著他們的習性。最終，在自身的位階和他者的苦難之間，他們為了避免變成後者而選擇了前者——因為如果你不解決問題，那只能說明你沒有用處，而你很可能將會失去好不容易得來的一切，並成為必須被解決的問題（這也是《穿條紋衣的男孩》裡那個納粹司令官不斷提出來作為自我辯護的說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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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假如用他們所謂「個人選擇」的觀點來看，那麼，在某個程度上，不也正是他們在此之前的政治選擇，將他們逐步帶向了眼下這個位置？從過去的一些案例來看，魯道夫和海德薇這類「投機份子」是納粹興起時期還算常見的人物類型。他們多是社會上的小人物，一般來自中間階層或中下階層，例如：公務員、公司雇員、小商家，以及部分缺乏組織與思想教育的青年與勞工。他們的生活經驗使得他們的認知通常相對比較侷限、比較只關心自己能否生意興隆、職位能否晉升，或穩定的工作是否有著落——他們也不想再回到過去威瑪時代那些通貨膨脹、貧困、動盪、經濟大蕭條、失業率不斷攀升的日子。

　　當時，一邊是勢力高漲的勞工抗爭運動，勞工階級要求工作權、工資和生活保障，一邊是大資本家、大企業的擴張和經濟壟斷。這些小人物則在中間受到雙方對抗的夾擊，生活遭到影響，擔憂自身的身分地位可能將會失去，甚至掉入勞工階級（無產階級）的隊伍行列。於是，他們紛紛追隨希特勒，因為後者承諾給予他們充分就業、安穩生活和保障等各項好處，並且透過反猶政策、大肆掃除政敵，進而讓社會和經濟「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維繫。

　　類似的小人物案例還有像是《梅菲斯特》的主角：一個原先名不見經傳的小演員，因為攀附納粹而搖身一變成為文化界超級明星。他升遷了，而他的那些反對納粹、反對資本主義的勞工友人們，則是被迫流亡或被納粹囚禁。

　　這些小人物的生命軌跡和納粹興起的社會軌跡，在前者的攀附與後者的提攜之間，相互形成了雙重歷史的共構與交會，進而使得納粹能夠獲得群眾支持並掌握權力。

二

　　資本家在當時對納粹也有這種附和傾向，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也成為了納粹團隊的一份子。這些資本家與納粹的關係在電影劇情中也稍微作了突顯，包括企業協助設計焚化爐、納粹利用猶太人供應企業和工廠廉價勞動力。同時，納粹也幫助資本家掃除了工會組織與左翼份子，例如海德薇的母親提到的「布爾什維克」。

　　這個詞原先指的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裡的派系團體，也就是後來的俄國共產黨。1917年十月革命，他們和勞工與士兵聯合推翻了資本家及其臨時政府的統治。同時，他們也在各個工廠建立勞工蘇維埃（勞工代表會議），嘗試推動基層勞工的民主制度，例如：推派並選舉勞工代表共同監管工廠的營運，蒐集市場資訊、採購原料和器材、反映工作情況和意見、參與決策及研議生產與分配等事項。這也是十月革命時的一句重要口號和訴求：勞工監管生產。

　　而劇中在此提及的「布爾什維克」則是用來泛指德國共產黨、德國社會民主黨部分派系，和一切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資本家專政統治的勞工勢力。當時，在納粹的查禁和掃蕩下，德國的左翼份子和工會團體在檯面上失去了反抗陣地。有部分工會甚至被整併進入納粹體制，在運作上受到納粹與資本家的支配。這使得資本家能夠對勞動力予取予求，因為不會再有勞工團體出面爭取勞權或挑戰資本家的統治權力，甚至為了因應戰爭需求而研製的各類軍武和化工設備的開發投資，也讓資本家們能夠在戰爭裡大發橫財。因此，資本家們後來也紛紛支持納粹——類似的問題在《2月20日的秘密會議》裡也有相關的描述和討論。有趣的是，這些資本家在戰後幾乎沒有受到太多罪責的追究，甚至還得以繼續隱匿在背後統治德國社會。

　　在經濟、社會甚至到政治層面的運作，資本家、納粹、軍方、左翼份子和勞工的關係以及各方的勢力對比，從一戰到納粹上台，一直是左右形勢的重要關鍵。那段時期的經濟社會情勢和勢力關係，對於我們瞭解後來的納粹支持者，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幫助。幾年前的德國電視劇《巴比倫柏林》對於這段時期曾有一些宏觀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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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部電影沒有涉及太多上述內容，而是將主題放回一般人與納粹的關係，並呈現不同的個人在納粹體制裡的行動和反應。劇情的行進沒有過多的渲染，人物也並非醜惡至極，部分場面和對話甚至還相當緩和，但集中營內外一牆之隔的觀感對比，卻讓人更加感到不勝唏噓。在牆的另一邊，濃煙、槍聲、叫喊、咆哮與喧囂不時從集中營裡傳出，但德國軍官一家的幾名成員並不以為意。在納粹的教育和體制下，他們已經習以為常，並且缺乏其他可能反思的契機和必要性。因此，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擾和麻煩，他們不太會特別認為納粹及其所作所為有什麼大問題。

　　如果站在反納粹陣營的視角來看，整部片則瀰漫著一股令人窒息的壓迫感和孤立感。幾段黑白畫面的劇情，搭配喪鐘般的背景聲響，更是加重了這種壓迫感。暗夜裡，即使有人試圖給被關押在集中營的人們提供些許的補給，但劇中卻沒有能與納粹抗衡的空間，甚至集中營裡的人們還為了補給的物資陷入內鬨的窘境。反抗陣營的完全缺席又再次加深了這種孤立感。

　　一家人裡，也只有年幼而尚未社會化的小兒子對著窗外輕聲祈願「別再做那種事了」。即使再有不滿，也只能像海德薇的母親那樣，在暗夜裡獨自離開。《穿條紋衣的男孩》裡面那位老太太也是有點類似的案例：由於早年接受的教育不同，因此她完全不認同納粹的所作所為，但她也只能不斷咒罵自己的納粹司令官兒子丟人現眼，除此之外，其餘什麼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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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魯道夫的嘔吐，或許是尚未完全麻木。走道另一側的視點切換後，門板探望孔透著一絲微光，似是一線希望，又像尚未被全然斬斷的出路。納粹體制下的個人，是否真的「別無選擇」？如果從事後的觀點來看，或許其中仍有些空間可以操作，能讓部分受難者或多或少減免一些苦難也說不定？但，那可能也只是或許。因為個人倘使缺乏強而有力的組織團隊作為支撐，可能很難完全抵禦龐大的權力機制及其各式各樣的脅迫。於是最終，階梯再往下，便是墜入無盡黑暗。深淵裡，隨著片尾曲的奏響，我們再次見證地獄。

　　地獄裡，個人的「良知」是有可能的嗎？對此，我們或許無需完全否定。只不過，在條件匱乏的情況下，「良知」可能並不是萬無一失被確保能夠產生，甚至能夠持續運作的東西。因此，在從心理層面探討良知或罪惡感與否的同時，或許我們也需要再次從歷史的縱橫出發，將時間軸往前回顧，探討納粹究竟是哪些社會條件下生成的產物？它和社會上不同階級群體之間，形成了什麼樣的關係？不同階級群體為何選擇贊同或反對納粹？納粹最終又為何得以竄權奪位？而那些導致納粹生成的社會條件或各種主客觀因素，又是否仍在我們的日常生活悄悄蔓延呢？

三

　　《夢想集中營》的故事主要描述居住在集中營外的德國軍官一家人的生活，並環繞著關於幸福和罪惡的命題逐步展開。幸福是否必然與罪惡有關呢？這樣的問題可能過於一刀兩斷，因此，答案恐怕也並不是那麼絕對和肯定。但如果從歷史和社會層面來看，這部電影或許可以作為某種索引，並讓我們重新追問：某些「幸福」與罪惡之間，究竟形成了什麼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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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劇情將過去我們熟知的一些納粹和集中營的歷史加以濃縮，並通過德國軍官及其家人的日常生活予以再現。日常，於是容易產生代入感——甚至可能由於我們代入了日常的某種相似性，並在影像中看見我們自身狀況的影射，而造成某種程度的不適感。因為劇中那些德國人不外乎就像我們，或我們平日所見的那些一般人，過著幸福的小日子，衣食無虞，無憂無慮，平凡無奇，循規蹈矩，聽命行事，縱有罪過，但卻也沒有到窮凶惡極——只不過，他者的苦難和抗爭，有時往往只是他們茶餘飯後的話題。

　　他們可能忙碌而沒有時間，或視野相對偏狹，或者不具備相應的知識與能力，可以思考或深究苦難和抗爭背後的來龍去脈。有些時候，在勞工通過罷工、同婚團體或移工團體等群眾透過上街遊行來爭取權益時，他們甚至可能還會不分青紅皂白地，直接站隊充當國家權力或資本家的馬前卒並為之喉舌。

　　因為對他們來說，權力即秩序——order這個字在英文裡，也正好同時具有「秩序」和「命令」的雙重涵義——而秩序和服從命令正正是確保良好且穩定生活的必要條件。因此，他們往往不太能容忍有人站出來反抗現存「秩序」，尤其是不能容忍那些個可能造成社會動盪的反抗，以免自己的安穩生活遭到嚴重打擾和破壞。然而在確保安穩生活的過程中，他們又缺乏屬於自己階層群體的組織或團體，可以代表他們自己並爭取他們自己的權益。於是，他們總是習於冀望有個救星可以出來掌控大局、穩固秩序並幫忙他們「主持公道」。一如電影劇情裡，海德薇在得知自己的「幸福」生活可能將會被奪走時的典型反應：我們應該去找希特勒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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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條件塑造了他們的強人政治傾向，並使他們經常具有某種渡讓權力的表現。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可能不一定是政治「冷漠」，相反，通過各種方式支持強人統治及其對「秩序」的維護，或許就是他們參與政治的方式。而這同時也強化了他們對國家權力的寄託和信賴，並在某個程度上持續弱化對國家權力提出質疑和評判的可能，從而讓國家權力得以不斷上限上綱，甚至在這些群體的默許下得到各種合理化。

　　而一旦國家權力在某些情勢下利用各種理由，宣布進入所謂的「例外狀態」（如戒嚴、戰時管制），進而讓它自身無需受到限制，那麼，接下來等著大夥兒的會是什麼，我們心裡或許多多少少早已有個大概了，因為歷史至今早已為我們提供許多案例作為參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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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粹的種族大屠殺曝光之前，有些人始終不太相信這種事情會發生——或至少天真地認為「應該」不會那麼誇張、不會那麼慘無人道。即使有些人對納粹的作風可能有所警覺，歷史經驗和生活經歷的侷限，有時也使他們多少帶點豁達的想法，認為那「應該」沒什麼大不了，「只不過」是關押猶太人並送他們去「勞動」而已。

　　而電影劇情始終略過集中營內部畫面及其運作的拍攝手法，似乎也對應了當時一般德國民眾的視角：他們對集中營可能略有耳聞，但在細節上並不很清楚集中營究竟是個怎樣的場所。至於咆哮和槍聲？那也一定是那些囚犯在集中營又犯錯了，既是囚犯，哪有可能不再犯錯呢？既然是猶太人，那就更不用說了，因為他們的存在不是打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誤嗎？至少我們偉大的元首和國家一直是這麼說的，不是嗎？

　　上述這類想法儘管隱而不顯，甚至在劇中沒有被直接表現出來，但從部分角色的對話亦不難看出，其中早已隱含著他們在有意無意間，對納粹體制、對國家權力的順從。他們也因為順從納粹，而獲得了「幸福」。然而這樣的「幸福」究竟有什麼問題呢？《夢想集中營》用劇情和人物做了初步回答：在某些時候，「幸福」可能不一定有什麼問題，也不一定全然與罪惡有關，只是，有些時候，一部分人的受虐和死亡，很可能是另一部分人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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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來說，這部電影展示的不僅只是「人性」及其荒謬，同時，它也試著通過納粹體制下部分德國人的不同面貌，讓我們重新反思社會條件和歷史經驗，對人們的行動與認知帶來的影響和限制。

　　然而對這段歷史再次進行反思，是不是真的能避免重蹈覆轍呢？我們不是預言家，無法確知明日將會如何展開。但今天的我們已經知道，對納粹抱持過度樂觀的看法，和對當時政治與社會情勢的誤判，很可能不過是一體兩面的事。而這，或許也正是歷史的反思一再試圖提醒我們的事：有限的歷史經驗會做出有限的歷史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