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司馬遼太郎那樣轉向歷史寫作

去年八月左右，幾個新聞界的記者朋友遇到我，便連聲感嘆說：AI的寫作編輯功能太厲害了，照這情勢發展下去，我們很快就要失業了。一個翻譯界的朋友，同樣表達這一憂慮：譯者與翻譯軟體較量最後是誰勝出？對我來說，要回答這些尖銳的問題，我得不帶任何偏見，認識AI和翻譯軟體這樣的競爭對手，否則很容易流於意氣之爭，於是，在那以後，我開始了與AI的來往。

半年匆匆已過，我切身感受到AI在搜索公開資料所展現的強大功能，尤其它善於概括和總結，回答簡潔明晰並附來源出處，的確給為求高效的非專業人士立刻的滿足。在這裡，我思考一個問題，在報導公開資訊上，就算那名記者有三頭六臂之能，無論範圍之廣和速度之快，亦敵不過AI的大數據神功。但相反來說，如果我的記者朋友不是報導或引述其他資訊來源，而是寫作有獨創性的作品，又在文脈中嵌入複雜些的意涵，如名牌包內附的防偽晶片那樣，缺乏豐富感受性的AI就無法凌駕你之上，這時它就得變換位置了，引述和總結你的思想觀點，並在日後的大數庫裡，成為你最得力的行銷夥伴。

透過翻譯軟體譯書，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以投入日語新聞為例，利用翻譯軟體快譯通行，有時準確率可達八成，但給予高度文學性的作品，其錯譯的程度之高，非但處女座的人，打死不可接受，連向來以和為貴的星座的譯者，恐怕也要悍然拒收的。我的意思很簡單，不要跟AI意氣相爭，不如趁早戒除掉拿來主義的壞習慣，徹底為自己的學識更新迭代，又比如埋頭讀書做學問，潛心研發具獨特性的作品，我認為這樣做最保險。順便一提，已故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本名：福田定一），其後來的成就即是最好證明。

在此，我們回顧一下司馬遼太郎的簡歷。

他原本是《産業経済新聞》記者，1950年（昭和25年）7月2日拂曉，位於京都府京都市上京区（現・北区）金閣寺町的鹿苑寺（通称・金閣寺）發生了重大火災，他就是「第一個」趕抵現場採訪這起縱火事件的記者（注：金閣寺放火事件之後，催出生兩部日本現代經典名作：水上勉的《火燒金閣寺》和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1959年（昭和34年）1月，在職期間，他發表了《大坂侍》、《梟の城》，1960年（昭和35年）其《梟の城》獲得第42屆直木獎。翌年，他辭掉《産経新聞》記者一職，轉行成為職業作家。

眾所周知，其後，他勤奮寫作耕耘，在歷史小說寫作上成果豐富，獲得很大的成功，亦即從記者轉向作家再進入歷史學的領域。借用現今流行的說法，司馬遼郎太郎的轉向決定很果敢，他憑其堅韌的毅力為自己完成了華麗的轉身。話說回來，我衷心期待這位即將退休的記者朋友轉行成功，與其藕斷絲連辦公室那張皮製的旋轉椅，不如索性斬斷每日喧囂紛擾的新聞八卦，全力投入獨立寫作的廣大田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