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選舉制度：深入探討中國大陸與臺灣的選舉制度

前陣子的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就跟以前的總統大選一樣，只要一講到統獨的議題、還有我們兩岸的關係，都會有一股濃厚的火藥味，當然隨著年齡層的變化，這個火藥味也越來越低。但問題來啦！我們臺灣可以選總統，淪陷區的災胞們可以選主席嗎？一般的印象都是不行嘛！但這集我們就來介紹，他們的選舉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兩岸人民最基本的政治權利，到底有什麽區別吧！韭菜也有選舉，想不到吧？(彩條) 

中國的選舉制度

話說中國有好幾千年的歷史了，但卻很少有像現在，這樣民主選舉的傳統。這對於淪陷區來說，要推動民主化是真的很困難。

從中國古代的歷史可以看到，官員的選拔的主要方式，是透過推薦跟考試。隋唐以後，中國建立了科舉制度，這讓古代中國的政府，有了一個完整的文官系統，其實這也是當時中國繁榮的文化基礎。

但是近代以來，這種從上而下的選拔制度，跟西方以民主選舉為核心，從下而上的政治體系，發生了很大的衝突，基本上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而從清朝晚期開始，發現這一套科舉選拔制度，似乎敵不過西方列強，所以也引發了中國現代的國家轉型。

但畢竟中國還是那個中國，不會因為你突然想變就變。由於缺少民主選舉的文化傳統，以及相關的法治概念，這種國家轉型的過程，是非常困難跟漫長的。就拿中華民國「兩蔣」時代來說，雖然形式上效仿了西方的民主制，但實際上卻還是一個威權體制，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要到退守臺灣40多年以後，才開始真正推行。

民主不只是一種形式，也不單單只有投票，又或是開開黨內會議就算沒事了，也不是不去問問老百姓的想法，就隨便做決定。更不是用某一個黨派的意見，就代表我們所有人。在民主的制度下，反對黨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因為它能夠幫助不同的群體，讓這些人有發聲的機會，這是很棒的事情，雖然有沒有效就是另外一回事(彩條)但有了反對黨，就可以有效地限制政治權力，讓那些擁有權力的人，不能隨意濫用權力。

臺灣的選舉制度

那我們說回臺灣的選舉制度，臺灣的選舉制度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日本（日治）時代。1935年4月，臺灣總督府正式發布，地方制度改革相關的法令，確立了選舉制度；同年的11月22日，臺灣正式舉行了第一次民主選舉。這次的選舉選出了，一半的市會議員，以及街庄協議會的會員，另一半則由州知事派任，當時已經實行了部份的基層選舉。

雖然這場選舉不是「真普選」，在投票權上設了很多門檻，像是女性無法投票、男性的稅額需要超過一定額度。但作為統治者的日本政府，沒有把投票當成做做樣子的過水流程，相反的，日本政府非常積極的推廣投票，甚至還辦了模擬選舉，手把手地教導民眾如何投票。最後，全臺灣(部分地方）的投票率，竟然高達了 92%。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1946年展開了各級民意代表選舉，現在的選舉制度跟架構，則是來自《中華民國憲法》，以及《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其中「人民之權利義務」相關章節，有寫到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權。而憲法也在總統、國會、地方自治制度，以及選舉等相關章節，提供臺灣選舉的法源依據。

那說到臺灣選舉，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中壢事件」。簡單說就是1977年，中華民國舉行縣市長選舉，國民黨在桃園縣長選舉被控作票，中壢市的市民，火就整個起來了，他們包圍桃園縣警察局中壢分局、放火燒毀警察局，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開槍打死了青年的著名事件。由於中壢事件的教訓，桃園縣投票所全部重新開票，最後許信良以22萬票對13萬票，贏了國民黨提名的歐憲瑜，高票當選桃園縣長，事件才逐漸平息。

中華民國在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通過選舉這個脈絡可以看到，臺灣在選舉這個民主方式裡面，不斷的抗爭、不斷成長。實現選擇自己的行政官員、立法委員，總統跟執政黨。

直接民選國家元首、國會、公投，被支持者視為中華民國主權獨立自主、政治自由、社會開放、政府依法行政、全民監督政府施政，以及公僕表現的重要檢核方式。民眾可以依照表現，來決定公僕適不適任，能不能繼續代表我們來執政。

淪陷區的選舉制度

雖然匪共在淪陷區，牢牢控制了執政的地位，但其實他也知道獨裁不是個好東西，所以也一直用「民主」的概念，來粉飾他政權的合法性。

淪陷區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前，農村還是屬於公有制，也就是說所有東西都是公家的，包括土地、牛、羊，小到碗筷，甚至是你身上穿的衣服，這都不是你的。種出來的糧食穀物都是公家的，不屬於個人，村幹部會統計每個人的「工分」，年底會根據工分來分配糧、油、布料，這些生活的物資。所以常常會有人，一整年下來還沒辦法滿足最低工分的要求，欠公家的工分。人民淪為了農奴，其中人民公社更是政府、經濟組織跟社會基層的複合體。這個時候的人吃不飽、穿不暖，物質匱乏就不用去想選舉的事。

改革開放以後，在1987年訂定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90年頒布《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讓村委會跟居委會選舉，提供了法源上的依據，讓個人在法律上，可以擁有選舉權跟被選舉權。2002年中共召開，黨第16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後，鄉鎮長直接選舉，被定調成為了政策的重要路線。

政治性的人大選舉，從1979年頒佈《選舉法》才開始。1980年底，整個淪陷區，2760個縣級單位的人代會，有2755個採取直接選舉，創下了空前的歷史紀錄。《選舉法》歷經修訂顯示，中共有意識地主導人代會選舉。這個人代會的選舉，實際上也可以當成中共「以黨領政」、「黨管幹部」的人事任命跟調配，一直被中共給牢牢控制著。

直到1987年，湖北省潛(ㄑ一ㄢˊ)江市的一位老師，姚立法自行參選，淪陷區才第一次出現，公民自主競選人大代表的個案，雖然他們只是居民而已(彩條)第一次有來自體制外的社會菁英，試圖激發自主性參與政治的行動。 

姚哥從1987年開始，先後四次自薦參選，潛江市的人大代表，最後在1998年高票當選，在1999年到2004年1月5日之間，擔任潛江市的人大代表。在這期間姚哥組織農民學習《選舉法》，以及自薦人大代表的細節等等，並在2003年推舉40位，自薦村民參與人大代表的競選。在總人口不到100萬的潛江市，居然有32位自薦的候選人參選，比今天我們的屏東縣，參選議員的人還多。不過最後還是因為地方政府，怕這些人不受政府控制，透過行政手段強行非法操作，導致32名候選人，沒有一個人當選。

姚哥的傳奇故事，被前淪陷區的央視記者朱淩寫成了書，《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在2006年10月成功出版，但在12月初，被淪陷區中宣部禁止再版。2011年2月以後，姚哥突然被管控起來，無法自由活動，因為這個法律是走得通的，所以當局不希望，他去傳播選舉法的訊息。之後他想要出門買個菜，都還要事先申請，有時還有專人陪同專車接送。

另外一個案例是2003年11月，北京郵電大學的講師許志永，他也獨立參選人大代表，還真的成功當選了，北京市海澱區的人大代表，並在2008年連任。當選期間他倡導公民權，要求中共當局，給國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要求官員公佈財產，並懲治腐敗。但結果你知道的，2014年1月2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為名，判許哥4年的有期徒刑。 2023年4月10日，又用「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許哥14年的有期徒刑。

上面兩位是專家學者，當選人大代表以後的遭遇，下面我們來講講一般基層民衆的參選故事。2011年5月，江西新余鋼鐵廠區，人大代表選舉，一位小工人劉萍，覺得我作為一個普通工人，面對不公平想要維權太難了，所以有了競選人大代表的想法，並得到很多市民跟同事的支持。她開始在公開場所演講，從事競選相關活動。5月12日，萍姐就被­警方警告並帶走，失蹤了一個星期。5月14日，江西省新余鋼鐵集團有限公司，選舉工作指導組辦公室表示，萍姐沒被列為候選人，是因為聯名推薦她的人數不夠。但萍姐表示，正式聯名推薦的人數有15人，超過法定的10人以上。之後這15個人，就都被警方找去泡茶聊天了。

像萍姐這樣被剝奪資格的情況，在目前的淪陷區很常見。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有獨立候選人出來競選，要從選舉委員會那邊，拿到一份《推薦表》，再找至少10個，有資格的選民聯名推薦；那什麽是「有資格的選民」呢！？只要你年滿18歲、沒有被剝奪政治權利、在選期登記以後，才能成爲「有資格的選民」。但就算你有這份推薦表，當局也會動員他一切能動用的力量，包括居委會在內的基層所有機構，來威脅跟恐嚇，阻擋選民在推薦表上簽字；即使得到了表格、得到了聯名簽字，他們還可以找到別的理由，比如說，曾經被警方訓誡過、你不熱愛共產黨等等之類的，來阻止你參加選舉活動。但實際上法律上寫的很清楚，選舉委員會根本沒有這個權利。

在獨立候選人事件以後，萍姐參加並組織了很多，關於普及選舉的活動，但卻時常受到官方騷擾。2013年，劉萍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隨後罪名被改為「非法集會」、「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以及「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最後法院在2014年，6月18日以「尋釁滋事」、「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以及「擾亂公共秩序」三項罪名，判處劉萍有期徒刑6年零6個月。其實做節目做到了現在，真的覺得這個國家好像很脆弱，很容易就被顛覆了一樣。

萍姐的遭遇不是個案。更多的獨立參選人的消息，在淪陷區被禁止報導。自從姚立法當選人大代表的事跡，被海內外媒體報導以後，中宣部就下達，要求媒體不能報導選舉，全國人大代表內部下達，連獨立候選人這個說法都不能提。2011年中宣部下的文件，前新余縣選舉委員會，提前舉行了選舉，是淪陷區媒體罕見報導了，人大代表的競選活動，媒體才能聚焦在失業的劉萍，競選獨立人大代表的事件。

之後的2016年，廣東惠州的維權活動家，肖育輝在1月公開宣佈，參加人大代表選舉，他透過自媒體跟論壇發表政見，宣講選舉的知識，鼓勵網民進行選民登記跟參與投票，受到當地民衆普遍的支持。在獲得足夠的推薦人以後，在正式報名之前，被當地的公安警告，說有刑事犯罪的人，不能參加人大選舉，只要報名參選了，就很快會有刑事犯罪。肖哥就放棄了報名，開票時的肖哥，依然在中共的選票裡，「另選他人」的選項中得了票。至於有多少票呢？反正也不會計票，這也就不重要了。當年10月，肖哥被以信用卡詐騙的罪名，被判關押了9個月，隔年被判刑9個月，緩刑一年。

「另選他人」是淪陷區，選舉制度裡面的一種投票方式，選民可以在正式候選人名單以外，投票給其他的候選人，只要在選票「另選他人」一欄裡面，寫上名字跟身份證字號。這個機制讓獨立候選人，有了參與選舉的可能。但你要登記成選民、要拿到選票，就要經歷選舉委員會設的重重關卡。

法律上賦予中國大陸的公民，選舉跟被選舉的權利，實際操作上，「組織安排」人大代表卻是潛規則，代表候選人通常都經過多輪「組織醞釀」，在職業、性別、年齡、文化、民族等多方面，進行考慮、篩選，沒篩選掉的人會被行政手段，甚至司法手段加以排除。簡單來說，你只要不是共產黨認可的人，選舉就沒有你的份。所以人代會的選舉，實際上也可以視為，中共「以黨領政」、「黨管幹部」的人事任命跟調配。

基層直選就已經這樣了，省人大、全國人大這種間接選舉，公民就更難參與了，那更不用說國家主席的選舉了。好！我們來簡單總結以下兩岸的選舉。

臺灣在100年前的日本時代，就開始有基層直選，到了2000年，可以用直選的方式，選出總統跟立法委員；可以用選票來決定政權跟政黨；還可以用全民公投的方式，來解決社會的爭議問題。不論是國民黨、民進黨、還是其他黨派，都需要透過服務社會，來取得選民的支持，否則就會失去政權。

從臺灣的民主實踐可以看出，雖然選舉一度帶來了許多問題，比如「黑金政治」、買票賄選等等，但整體來看，競爭激烈的民主選舉制度，經過了多次風波以後，逐漸成熟並變得更加穩定。

更重要的是，臺灣的選民對選舉的態度，也從激動到理性、從狂熱到平和，這種成熟是民主選舉，能夠持續發展的基礎。經過兩次政黨輪替的經驗，臺灣選民對政治人物的期望降低了，他們更注重整體的民主制度，而不是單個政治人物。

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慢慢變成放在具體政策，和是不是真心為當地服務上面，而不是看他們的政黨。以往選舉的身份問題，「本省人」跟「外省人」的爭議，正在慢慢減少，取而代之的是，選民對候選人不同政策建議時，利益分析跟理性思考。

而淪陷區的人大代表直選，只能在縣級以下進行，選舉運作大概還停留在，臺灣戒嚴時期的狀態，民間可能也在醞釀「中壢事件」，縣級以上的人大選舉，採用間接選舉，公民沒有參與權；淪陷區的選舉，完全淪為中共加強政權，對社會管理的工具。

那至於臺灣的選舉，有沒有可以引領淪陷區，作為選舉的參考呢？絕對是有的，可以試著開展更有競爭性的選舉，這不僅有利改進地方治理，減少腐敗，而且還能夠促進中共，長期倡導的「黨內民主」，以及「密切聯繫群眾」路線的落實。但至於現在的中共，有沒有真正想要落實這件事情呢？這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文字用看的太累嗎？我們用說的給你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