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當宣教遇上同婚

在灰塵和高溫當中，群眾焦躁地行進，非常興奮地回應節慶的魅力和盛大場面：包括燈光、音樂，婆羅門成員重複低吟禱告的節奏，以及數以百計男人汗流浹背、自豪地肩負的偶像。這些都是宣教士在街頭佈道的背景，隨之而來還有需要聚精會神進行的冗長論證；有學問、帶敵意的人會前來質疑基督信仰，與佈道者針鋒相對；質疑者背後總是站著支持他們的群眾，當印度的古老信仰遭中傷的時候，隨時義憤填膺，挺身而出。這些經驗如火一般考驗那些宣教士當初在學院喝著咖啡、友善地辯道而得的觀點，也考驗和改善他們的宣教信念。宣教士會用兩種說話來回應聽道、質疑的人。其中一種讓印度眾宗教之間已經嚴峻的張力，進一步惡化。另一種則讓群眾放心，以為根本改變信仰並非必須，然後皆大歡喜散去，節慶的和樂氣氛恢復，不過關鍵的宣教初衷就犧牲了。（頁55）

以上佈道事件發生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印度仍然是英國殖民地。紐畢真以及宣教士夥伴，身為英籍白人，屬於殖民者的一方，當地聽福音的人則是被統治的一群；紐畢真宣教團隊的社經地位，比大部分參與宗教節慶的印度人為高。在政治、社會、經濟等領域，印度教徒處於弱勢，可是在文化和宗教領域卻不然。印度教作為當地主要的宗教，有悠久的歷史、深厚的知識寶庫，以及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傳統。與基督宗教及其宣教士相比，印度教及其信眾是占絕對優勢的一方。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宗教等因素錯綜複雜，使不同宗教信眾之間的關係緊張，甚至產生敵意，最後化約為力量的對立、較量、權益，不利彼此理解和跨宗教對話，從紐畢真所描述的佈道現場可見一斑。這種緊張、敵意、缺乏對話的結果，也如紐筆真的觀察：基督宗教不是以宣揚唯一真理之名參與印度不同宗教之間的衝突，讓聽眾不歡而散，就是淡化信仰的排他性質，犧牲領人歸主的初衷，皆大歡喜而結束。

基於世界宗教多元這個事實，也基於跨文化宣教的環境，要化解類似上述不同宗教之間的緊張、敵意、缺乏對話，甚至進一步宣揚福音，領異教徒歸主， 除了必須著手處理政治階級、社經地位、文化話語權的不對等之外，也必須建立基督徒與異教徒的「共同語言」（common language）。這是借用大英國協猶太聯合會（United Hebrew Congregations of the Commonwealth ）首席拉比薩克斯（Jonathan Sacks，1948~2020）的說法。薩克斯在一九九○年英國廣播公司年度里斯講座（Reith Lectures）談論宗教在世俗社會中的角色，指出公共領域（議會、媒體等）缺乏共同語言，即對爭議中事物一致的描述和對特定價值觀共同的重視，以致難以透過溝通彼此了解，進而達至共識。後果是，社會上各人變得不知所云（inarticulate），公共領域最後成為你死我活的權謀擂台，或者是更壞的沒有權謀只有拳頭。

以二○一○年代的十年間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化爭議為例，立場不同的群體對於「婚姻的本質」有不同甚至互相排斥的描述和價值評斷（即不同的語言而非共同語言）。同運群體認為婚姻不應只限於一男一女，同性伴侶之間的愛與異性伴侶之間的愛一樣高尚、一樣值得法律所承認的婚姻關係保障。保守基督教群體則認為同性伴侶之間的愛（尤其是性方面）違反自然，也違反造物主的旨意，法律所承認的婚姻關係應該只限於一男一女。回顧更廣泛關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討論，支持和反對雙方似乎建立共同語言（例如對婚姻的本質一致的描述和價值評斷），溝通無效。最後循司法途徑，由大法官釋憲做最後定案；另一方面則透過公投反映民意。但問題並未徹底解決，大法官釋憲是以司法擂台代替血肉擂台，是憲政體制用來避免各方流血衝突的折衷方案（Hobbesian bargain）；公投則似乎演變為敵對陣營動員力的比拼，突顯雙方意見互相排斥，越發極端，無助建立共同語言，未來溝通也就無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