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04|閱讀時間 ‧ 約 27 分鐘

教改理想與校園民主:我的社區大學之路

當我說我大學唸數學,研究所畢業後在某大學教了三年書,接著轉職為軟體設計工程師,約二十年後才進入社大工作時,許多社大人都感到訝異。從軟體設計工程師轉化為社大行政工作者,是我人生的一大轉折,主要原因是對教育改革的關注。

1994年4月10日,我參加了「410教改運動」,並開始關注後續發展。特別是台大數學系黃武雄教授的觀點「教育改革應該與社會改革並行」,深深打動了我,促使我開始關注社區大學的發展。

1999年,基隆市政府成立「基隆社區大學籌備處」,地點正好在我住家附近,我主動拜訪籌備處主任及主秘,表示願意擔任志工並協助邀請在地文史工作者開課,主要是因為我當時任職的資訊公司已經實施週休二日,讓我可以在週末擔任志工,其次是直覺認為社區大學應該要讓大家認識在地,以回應當時的教改氛圍;因此,基隆社大在1999年12月20日開學後,就有一門「暖暖采風」課程,教師群帶著學員深度認識暖暖文史;不過,當學校準備開學前,由於擔心成課率太低,由於知道我在電腦公司上班,評估電腦課較容易開成,因此突然問我能否開設電腦課程?當時抱著「好人做到底」的態度,而開啟我社大講師的另一段人生。

不過,1997年,我購買人生第一間新房,那是一個超過600戶的中大型社區,因緣際會下,我在1998年年初,被選為該社區管理委員會首屆主任委員,就在年底主委卸任前,社區旁一所國中,被市政府公告將成為基隆市的中輟生學校,而引起許多暖暖居民的恐慌,開始聚集要求舉辦公聽會;公聽會告一段落後,參與公聽會的社區居民提議成立協會,以進行長期的教育協助與監督,於是在1999年3月成立了基隆市第一個家長團體:暖暖區教育關懷協會,我則被推舉為該協會第一任理事長。

2000年某月某日,基隆社大一位講師詢問行政人員,基隆有沒有家長團體?於是在社大行政人員的牽線下,認識了深度參與教改及社區大學,現在任職於清華大學的李天健,在跟他見面討論後,我用協會名義在基隆社大開設兩們親師合作課程,那時候我以為社大開這類課程,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後來才知道並非如此。

2001年年底,由於遭遇到網路泡沫化,我辭掉公司工作,打算開始SOHO族的生涯,沒想到基隆社大得知我在家「閒閒沒事」,於是問我願不願意接任主任秘書一職。每天看著電腦寫程式跟每天面對人群是截然不同的工作形式,因此,這項邀請讓我思索非常久,直到2002年農曆過年前,在前往台北客戶開車途中,聽到另一位重要的社大推動者,林孝信老師的廣播訪談,聽到他年輕在海外就開始參與社會改革工作,解嚴後回到台灣後,還繼續努力推動社大運動,聽完後有種自形殘穢的感覺,於是隔日立即回覆基隆社大,從2002年3月1日起,正式擔任主任秘書一職,不但開啟我認識全國各種樣態的社區大學,同時也開始學習過去未曾有機會學習的基隆在地知識。

任職基隆社大主秘那段時間,關心教育的種子繼續長大,「暖暖區教育關懷協會」為了成為全國家長團體的一員,2005年正式向市政府登記,改名為「基隆市教育關懷協會」,我則被推選為創會理事長,接著積極參與全國家長團體聯盟,於是有機會更廣泛及深入的參與各種教育政策的討論,但這些卻沒有反映到社區大學,在其他社區大學也幾乎找不到同樣關心教改的夥伴;很長一段時間,參與社區大學及教育改革是兩條平行線,但想把它們拉在一起的念頭,不時浮現在我的腦袋裡;直到在2018年,我同時擔任北投社大校長及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長,才促成「社大與十二年國教」計畫,透過教育部的補助,鼓勵全國各社大與在地中小學協助課程,以落實108課綱的精神,至今有超過30所社大跟中小學參與其中。

我是在2008年年底離開基隆社大,原本想回頭從事軟體設計工作,沒想到北投社大來電邀請我接任校長;我很喜歡北投,尤其是那股溫泉味,於是從2009年1月1日起,展開我超過十四年的社大校長生涯;其實,除了溫泉味外,黃武雄教授屢次在他文章中所強調的「深化民主與發展新文化」,更是驅使我接任北投社大校長的最主要因素。

由於家長團體緣故,有機會大量參與教育相關會議與活動,讓我更深入了解教育現場的狀況,深深感受到「校園民主」不但是政策方向,更是眾所期大的理想,但在校園中卻很難順利進展,作為一個「教改」倡議者,針對這個現象,自然會在不同場合給予批判,但也自我反思「校園民主」該如何落實?又會帶來什麼樣的「新文化」?

雖然在擔任社區管委會主委及家長團體理事長期間,努力推動「組織民主」,但畢竟那些都是間歇性且少量的操作;而擔任基隆社大主秘期間,當然也設法推動「校園民主」,但畢竟還有個校長,當與校長理念不同時就很難使力;因此,接任北投社大校長後,雖然她不是體制學校,但我覺得那也是一個實踐「深化民主與發展新文化」的好機會。

所以,任職北投社大的十四年多期間,我努力的實踐民主學校的理想,以陪伴代替管理,讓工作同仁、講師、社團夥伴都能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能相互關懷協助,也能具備思考反省的能力;這些動能雖然無法遍及每一個社大人,但已經有些許成果,而且正在形成一種新文化。

前面兩千多字嘗試用我的職涯案例,闡述社區大學發展的脈絡;我認為需要有更多人,特別是社大講師與學員,都需要了解這些脈絡,並與社大行政工作者協力將社區大學建構成民主學校,才有機會擴散到體制學校,並形成台灣新文化,我在北投十幾年雖然小有成就,但離理想還非常遙遠,不過,畢竟「教育為百年大計」,要形成新文化何其容易?因此,雖然離開社大現場,但還是期待有更多人一起為台灣新文化努力。

黃武雄教授那個「教育改革應該與社會改革並行」的觀點,用更淺白的文字表述,就是「當大人沒有改變時,如何能透過大人規劃的教育去改變小孩?」,這個觀點打動我並促使我的職涯下半場進入社區大學工作,我認為如果社區大學能秉持初衷辦學,社大將是台灣社會改革與教育改革的最重要基地,並且會逐步擴散到體制學校,甚至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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