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理想與校園民主：我的社區大學之路

當我說我大學唸數學，研究所畢業後在某大學教了三年書，接著轉職為軟體設計工程師，約二十年後才進入社大工作時，許多社大人都感到訝異。從軟體設計工程師轉化為社大行政工作者，是我人生的一大轉折，主要原因是對教育改革的關注。

1994年4月10日，我參加了「410教改運動」，並開始關注後續發展。特別是台大數學系黃武雄教授的觀點「教育改革應該與社會改革並行」，深深打動了我，促使我開始關注社區大學的發展。

1999年，基隆市政府成立「基隆社區大學籌備處」，地點正好在我住家附近，我主動拜訪籌備處主任及主秘，表示願意擔任志工並協助邀請在地文史工作者開課，主要是因為我當時任職的資訊公司已經實施週休二日，讓我可以在週末擔任志工，其次是直覺認為社區大學應該要讓大家認識在地，以回應當時的教改氛圍；因此，基隆社大在1999年12月20日開學後，就有一門「暖暖采風」課程，教師群帶著學員深度認識暖暖文史；不過，當學校準備開學前，由於擔心成課率太低，由於知道我在電腦公司上班，評估電腦課較容易開成，因此突然問我能否開設電腦課程？當時抱著「好人做到底」的態度，而開啟我社大講師的另一段人生。

不過，1997年，我購買人生第一間新房，那是一個超過600戶的中大型社區，因緣際會下，我在1998年年初，被選為該社區管理委員會首屆主任委員，就在年底主委卸任前，社區旁一所國中，被市政府公告將成為基隆市的中輟生學校，而引起許多暖暖居民的恐慌，開始聚集要求舉辦公聽會；公聽會告一段落後，參與公聽會的社區居民提議成立協會，以進行長期的教育協助與監督，於是在1999年3月成立了基隆市第一個家長團體：暖暖區教育關懷協會，我則被推舉為該協會第一任理事長。

2000年某月某日，基隆社大一位講師詢問行政人員，基隆有沒有家長團體？於是在社大行政人員的牽線下，認識了深度參與教改及社區大學，現在任職於清華大學的李天健，在跟他見面討論後，我用協會名義在基隆社大開設兩們親師合作課程，那時候我以為社大開這類課程，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後來才知道並非如此。

2001年年底，由於遭遇到網路泡沫化，我辭掉公司工作，打算開始SOHO族的生涯，沒想到基隆社大得知我在家「閒閒沒事」，於是問我願不願意接任主任秘書一職。每天看著電腦寫程式跟每天面對人群是截然不同的工作形式，因此，這項邀請讓我思索非常久，直到2002年農曆過年前，在前往台北客戶開車途中，聽到另一位重要的社大推動者，林孝信老師的廣播訪談，聽到他年輕在海外就開始參與社會改革工作，解嚴後回到台灣後，還繼續努力推動社大運動，聽完後有種自形殘穢的感覺，於是隔日立即回覆基隆社大，從2002年3月1日起，正式擔任主任秘書一職，不但開啟我認識全國各種樣態的社區大學，同時也開始學習過去未曾有機會學習的基隆在地知識。

任職基隆社大主秘那段時間，關心教育的種子繼續長大，「暖暖區教育關懷協會」為了成為全國家長團體的一員，2005年正式向市政府登記，改名為「基隆市教育關懷協會」，我則被推選為創會理事長，接著積極參與全國家長團體聯盟，於是有機會更廣泛及深入的參與各種教育政策的討論，但這些卻沒有反映到社區大學，在其他社區大學也幾乎找不到同樣關心教改的夥伴；很長一段時間，參與社區大學及教育改革是兩條平行線，但想把它們拉在一起的念頭，不時浮現在我的腦袋裡；直到在2018年，我同時擔任北投社大校長及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長，才促成「社大與十二年國教」計畫，透過教育部的補助，鼓勵全國各社大與在地中小學協助課程，以落實108課綱的精神，至今有超過30所社大跟中小學參與其中。

我是在2008年年底離開基隆社大，原本想回頭從事軟體設計工作，沒想到北投社大來電邀請我接任校長；我很喜歡北投，尤其是那股溫泉味，於是從2009年1月1日起，展開我超過十四年的社大校長生涯；其實，除了溫泉味外，黃武雄教授屢次在他文章中所強調的「深化民主與發展新文化」，更是驅使我接任北投社大校長的最主要因素。

由於家長團體緣故，有機會大量參與教育相關會議與活動，讓我更深入了解教育現場的狀況，深深感受到「校園民主」不但是政策方向，更是眾所期大的理想，但在校園中卻很難順利進展，作為一個「教改」倡議者，針對這個現象，自然會在不同場合給予批判，但也自我反思「校園民主」該如何落實？又會帶來什麼樣的「新文化」？

雖然在擔任社區管委會主委及家長團體理事長期間，努力推動「組織民主」，但畢竟那些都是間歇性且少量的操作；而擔任基隆社大主秘期間，當然也設法推動「校園民主」，但畢竟還有個校長，當與校長理念不同時就很難使力；因此，接任北投社大校長後，雖然她不是體制學校，但我覺得那也是一個實踐「深化民主與發展新文化」的好機會。

所以，任職北投社大的十四年多期間，我努力的實踐民主學校的理想，以陪伴代替管理，讓工作同仁、講師、社團夥伴都能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能相互關懷協助，也能具備思考反省的能力；這些動能雖然無法遍及每一個社大人，但已經有些許成果，而且正在形成一種新文化。

前面兩千多字嘗試用我的職涯案例，闡述社區大學發展的脈絡；我認為需要有更多人，特別是社大講師與學員，都需要了解這些脈絡，並與社大行政工作者協力將社區大學建構成民主學校，才有機會擴散到體制學校，並形成台灣新文化，我在北投十幾年雖然小有成就，但離理想還非常遙遠，不過，畢竟「教育為百年大計」，要形成新文化何其容易？因此，雖然離開社大現場，但還是期待有更多人一起為台灣新文化努力。

黃武雄教授那個「教育改革應該與社會改革並行」的觀點，用更淺白的文字表述，就是「當大人沒有改變時，如何能透過大人規劃的教育去改變小孩？」，這個觀點打動我並促使我的職涯下半場進入社區大學工作，我認為如果社區大學能秉持初衷辦學，社大將是台灣社會改革與教育改革的最重要基地，並且會逐步擴散到體制學校，甚至全社會。

—來自謝國清發佈於謝國清的沙龍 https://vocus.cc/article/66af32c3fd897800010dfe6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