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耐得住時光汰選的新穎：非洲電影基石《匯票》與伊朗傳奇禁片《風之棋局》

《匯票》電影劇照／Courtesy of Tamasa Distribution 提供

十月份國家影視聽中心推出「新的老電影：國際修復新選」專題，精選近期完成數位修復的老電影，全部都是台灣首映。本次專題選片多元，出品地區橫跨歐亞非美四大陸，時間自一〇、二〇年代的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基頓（Buster Keaton）默片時期，七〇年代以《教父》系列奠定影壇地位的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到八〇年代的以生猛影像抨擊政府為名的菲律賓電影狂人利諾．布洛卡（Lino Brocka）。

這些作品不見得部部皆獲「經典」之頭銜，基於推出當下的時代限制，有的完成後隨即被禁播，因政變流離佚失多年，再被後世奇蹟尋回；有的礙於出品國的國際聲量有限，以及政府挹注於影視產業的資源不足，難以透過行銷或爭取國際影展獎項令世人看見。下文將從來自塞內加爾的《匯票》（Mandabi，1968）及伊朗的《風之棋局》（Chess of the Wind，1976）出發，試圖思考以現代角度重新觀賞這些修復作品的意義為何。

近年來塞內加爾裔電影創作者於歐陸影壇表現不俗，演而優則導的瑪蒂．迪歐普（Mati Diop），甫以虛實交錯的紀錄片《達荷美：祖靈回家》（Dahomey，2024）斬獲柏林影展金熊獎，而她五年前即以首部長片《大西洋》（Atlantics，2019）一舉獲得坎城影展評審團獎。無獨有偶的是，另一位同姓氏的愛麗絲．迪歐普（Alice Diop），過往創作多為具實驗性質的紀錄片，以 RER B 鐵路為軸「地圖式」展開、沿線捕捉居民生活片段的《當我們成為風景》（Nous，2021），獲柏林影展邂逅單元最佳影片，她轉戰劇情片推出擲地有聲的首部作品《聖奧梅爾殺嬰案》（Saint Omer，2022），即獲威尼斯影展評審團大獎，並取得凱薩獎多項提名，代表法國前進奧斯卡國際影片十五強。而更新銳的哈瑪達圖蕾希（Ramata-Toulaye Sy），將她在法國國家影像與聲音高等學院（La Fémis）的畢製劇本改編為首部長片《我要我們在一起》（Banel & Adama，2023） ，即一鳴驚人入選坎城影展主競賽。

以上三位創作者雖然皆出生並成長於法國，但她們的觀點及敘事皆遊走於歐陸與祖國之間，彷彿「內建」了對殖民歷史的反思眼光，回溯這些值得關注的影壇新勢力之源頭，便不能忽略被尊稱為「非洲電影之父」的烏斯曼．賽姆班（Ousmane Sembène）。

賽姆班出身殖民時期法屬西非的一個漁夫家庭，二戰時曾加入法軍，並於戰後至塞內加爾獨立的中間時期，偷渡至法國工作，他以法文創作過不少小說，為了降低門檻、讓菁英階級之外的普羅大眾也能欣賞自己的著作，他開始拍攝電影。

以法語發音的《黑女孩》（Black Girl，1966）是撒哈拉以南所謂「黑非洲」（Negro Africa，對應於被歸至阿拉伯世界的北部非洲）的第一部劇情電影，描述一位年輕女子在法國結束對塞內加爾的殖民統治後，前往法國幫傭，卻受主人歧視及精神虐待，進而自殺的悲劇。影片沉重地指控殖民遺毒，點出種族間的位階關係及對立，推出時獲得了專門獎勵新銳導演、鼓勵獨立精神的尚．維果獎（Prix Jean Vigo）。

賽姆班的下一部作品《匯票》則和前作大不相同，全片沒有白人身影，場景幾乎全設在塞內加爾，故事講述有兩名妻子、七個孩子的男主角，手頭拮据卻不務正業，愛面子遂四處借錢，經常贈送物資給他人，一日，他收到在法國打工的外甥電匯來的兩萬五千法郎支票，不識字且沒有身分證明的他，需要越過重重關卡進城辦理相關文件，於過程中被剝了不少層皮，且鉅款匯入的消息更使窮苦鄰人紛紛來討債、借錢、乞討，甚至起了詐騙念頭。主角不懂得拒絕，更無防人之心，儘管個性虔誠善良，每日準時禮拜五次，卻仍難逃殘酷現實打擊，最後落得一無所有，好似神根本不存在。

《匯票》中，賽姆班首次納入他的母語沃洛夫語（Wolof），並以鄉間居民窮困但悠哉的風情，對比城鎮人西裝筆挺卻心懷不軌的道貌岸然，勾勒出法國離去後，資本主義及金錢至上的現代化影響仍持續在塞內加爾發酵的社會現況，同時批判了伊斯蘭教徒口口聲聲高調讚美真主，禱告完卻轉頭偷拐搶騙，彷彿虔誠即可抵銷邪惡的偽善行徑。

有趣的是，作品裡浮光掠影般帶到主角外甥在巴黎打工的片段，而那些六〇年代前往殖民母國打工的移民潮當中，正包含了愛麗絲．迪歐普的父母。與電影角色處境類似的移民之後代，也在當今影壇開枝散葉，他們以法國作為學習電影專業技能的基地，同時持續追本溯源，理解故鄉的文化歷史，並將其轉化成藝術，藉此不斷拓展電影版圖中的非洲敘事。

《風之棋局》從遭禁、修復至全球公映的離奇程度，或許可以拍成另一部劇情片。本片於 1976 年完成，本應在德黑蘭電影節上放映，卻因不可明說的原因播放受阻，設備故障、膠捲損壞樣樣來，爾後電影節評審更決議除去影片的競賽資格。

如此困難重重的遭遇，不禁讓人合理懷疑應是影片內容或創作者穆罕默德．雷扎．阿斯蘭尼（Mohammad Reza Aslani）惹到了當局。果不其然，三年後伊斯蘭革命爆發，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建立以什葉派為核心、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本片就因未蘊含伊斯蘭內容，以及拍到些許裸露及隱晦的同性戀等元素而遭到禁演，就連主創者也丟失了底片，多年來坊間只流傳審核修剪過、畫質低落的 VHS 版本。

不可思議的是，2015 年時，導演的孩子竟在德黑蘭古董商店發現本片的原始負片，遂將影片送到法國，由阿斯蘭尼本人及當年攝影師 Houshang Baharlou 參與修復工程，於 2020 年完成 4K 修復版。44 年來世人只聞其名不見其片的日子終於結束，《風之棋局》得以最完整清晰的模樣重見天日 。

當代伊朗電影在國際影壇上自成一格地形成不容忽視的浪潮，影迷們如數家珍的大師有習慣以縝密對話和強烈演技，探討道德困境的法哈蒂（Asghar Farhadi）；近年屢遭政府限制人身自由，常以游擊般的快速拍攝模式諷刺當局時事的潘納希（Jafar Panâhi）；或者擅長建構對白詩意、穿梭虛實之間，用後設手法辯證電影本質的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等人，但大部分人熟悉的多為伊斯蘭革命之後的作品。

其實《風之棋局》也可被歸類於「伊朗電影新浪潮」當中，且是革命發生之前的「第一波」之末（註 1），但與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它是罕見的古裝劇，故事時間設定在二十世紀初，因此影像充滿華美的傳統波斯風格，有精緻的器皿、家具，構圖如油畫般準確且多對稱，攝影則用許多定鏡及緩慢推軌的手法，營造出藏於大宅中，陰謀在表面之下湧動的奢靡頹敗感。

《風之棋局》有著類似莎劇的古典敘事，主角是繼承鉅額遺產、坐著輪椅不便於行的貴族女士，她必須想辦法對付覬覦自己財富的繼父、未婚夫及僕人，全片充滿謀殺和互相算計，角色像是棋局上的棋子，為了利益必須預判他人的預判，活脫脫一齣《哈姆雷特》的翻版。

近半世紀後的我們重新觀看本片，礙於時代及地域隔閡，恐怕很難細細分析當中的政治隱喻，不過仍可就藝術層面欣賞，包含存在感強烈的配樂，以尖銳、驟然而出的號角聲，強化大宅中的鬼影幢幢；攝影則在大部分沉穩的鏡頭選用中，數次加入環繞 360 度以上的旋轉鏡頭，讓觀者對視野不及處產生想像空間，進而感到驚悚。而全片幾乎都在大宅中發生，中間卻略顯突兀地數次穿插構圖相同、僕人們在洗衣池閒話家常的片段，使觀者得以從較旁觀疏離之角度，看待宅院中的愛恨情仇，更帶有補充資訊的功能，藉此解釋略顯隱晦沉默的故事主線。

本片結尾堪稱神來一筆，當女僕準備離開宅院及其籠罩的陰影，邁向平凡新生活時，鏡頭一轉，我們第一次看見主場景之外、沐浴在晨曦光輝的伊朗市鎮，這顆「外景」不特別復古，甚至隱約可看見建築上的現代化特徵，雖並不特別新穎，但絕不符合故事的二十世紀初年代。筆者認為，創作者刻意製造此落差，或許是想將觀者丟回現實，並意識到剛剛看的都只是一場戲，故事是真實或虛構並非重點，如何解讀當中的人性才是。如此的切入角度，成功讓本片超越年代限制，於任何時空觀賞皆不違和。

註 1. 伊朗電影新浪潮時間跨度極長，從 1960 年代持續至 2010 年代，共經歷三波，可約略以二十年為單位劃分，第一波代表作品如獲得柏林銀熊獎的《靜謐的生活》（Still Live，1974）；第二波代表作品如《何處是我朋友的家？》（Where Is the Friend's House?，1987）、《純真時刻》（A Moment of Innocence，1996）、《天堂的孩子》（Children of Heaven，1997）等；第三波代表作品如《血染的黃金》（Crimson Gold，2003）、《海灘的那一天》（About Elly，2009）等。

劇照提供／Courtesy of Cineteca di Bologna、Courtesy of Cineteca di Bologna 提供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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