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月我都會參與由日本學者主辦的線上聚會，從前輩們的經驗分享與跨界對談中，總能獲得如醍醐灌頂般的啟發。近期，我不斷反思一個看似結構性卻鮮少被質疑的問題——1981年（民國70年）文建會（今文化部）為何自臺灣省教育廳獨立？這場制度重組的深遠影響，至今仍形塑著臺灣的文化治理邏輯。令人遺憾的是，儘管臺灣擁有逾百年的運動史，從日治時期的學校體育與棒球文化，到戰後積極參與亞運、奧運等國際賽事，文化機構卻極少參與國際賽事的策展與敘事。這是一種文化的缺席，也凸顯出臺灣長期以來文化與體育政策之間的結構性割裂。
巴黎奧運：一場文化的全城動員
2024年，巴黎策動的「文化奧運」（Olympiade Culturelle）不僅是奧運會的延伸，更是一次國家的文化論述。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推出《運動與時尚》特展，解構體育服飾與時尚的交織歷史；奧賽美術館則以身體為主題重新詮釋印象派畫作；城市街頭也設置大量體育裝置藝術與沉浸式劇場。從太下老師分享在巴黎舉辦奧運期間，各地方博物館、美術館，不論公立或私立，企業財團或畫廊，每一場館皆展示和運動賽事有關的展覽，郵政博物館甚至展出以各項運動為主的展覽。這樣的舉措不但可使文化場館取得新觀眾，也讓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變成故事的節點與審美感知的舞臺。
制度斷裂：從文建會到文化部的結構性遺漏
然而，臺灣卻難以看到相似的文化參與場景。即便擁有像2017臺北世大運這樣的大型賽事，2024年臺灣的棒球隊拿到世界冠軍，以及到最近的雙北世壯運，也都未能留下鮮明的文化記憶點。追根究柢，與1981年文建會自臺灣省教育廳獨立之歷史斷裂不無關係。文建會聚焦於文化資產、文學藝術、社區營造等傳統文化範疇，體育則被留在教育體系內，由體育司（今體育署）管理。這種治理體系的分割，使「體育文化」被排除在文化治理之外。相對於英法日等國，能將「運動身體」「奧林匹克美學」「全民參與」等主題融入文化政策，臺灣的體育文化始終缺乏制度支撐，也因此未能形成一種具歷史深度與社會感知的敘事方式。
運動史何以成為文化缺席？
事實上，臺灣的運動史並不薄弱。從日治時期的學校體操競技、棒球發展，到戰後各級學運與國際賽事的參與，都是高度政治性與文化性的事件。只是，這些記憶多停留在體育場、報紙與個人記憶中，從未成為展覽、劇場或視覺藝術的主題。在沒有文化機構主動承接這類題材的情況下，運動只能繼續在競技與新聞框架中輪迴，而無法轉譯為集體文化記憶。
城市行銷不只是硬體建設，更是文化敘事
國際賽事往往被誤以為是體育場館與交通建設的工程，實則更關鍵的是「文化化的城市行銷」：如何透過展覽、故事、影像與公共參與，把城市的身份講述給全世界。巴塞隆納奧運之後，城市品牌轉型為文化首都；倫敦2012年強調多元包容與後殖民社會；而巴黎2024則進一步加入永續與民主參與的論述。
雙北世壯運：可見的文化嘗試，仍待深化
2025年5月，雙北共同主辦的「世界壯年運動會」（World Masters Games）為臺灣城市行銷與文化治理帶來一線曙光。主辦單位規劃了涵蓋十大主題的68場文化遊程，包括北投溫泉歷史導覽、貓空指南宮參訪、故宮巡禮與地方美術展演，並選定新北市美術館作為閉幕典禮場地，營造體育與文化融合的象徵場域。這一系列規劃顯示，城市已意識到文化活動的重要性，並試圖將運動轉化為深度旅遊與地方記憶。但相較巴黎的全城美學策劃、博物館、美術館策展整合與國際合作，雙北仍多停留在周邊活動與導覽層次，尚未讓文化機構主動策動與詮釋「運動作為文化」的潛力。
當臺灣正積極推動地方創生與城市品牌化時，此刻正是重新檢視「體育文化」何以長期被排除於文化治理之外的時機。如果制度無法跨越藩籬，讓體育進入文化場域，展覽與博物館、美術館將無法張開雙臂擁抱國際賽事，而這些運動文化，也將無法成為城市永續記憶與集體文化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