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監視與懲罰》權力的隱身術：從一次性的懲罰，到無網不漏的日常規訓

一直以來，我們常聽到現代刑法逐漸走向「矯正」取代「懲罰」，而關於犯罪心理學、精神病學、心理學的論述也日益繁複。

是來自於基因缺陷？原生家庭的影響？又或者是反社會人格等，這些看似更人道的生命脈絡爬梳，也早已進入論罪與量刑，包含：被告是否有精神疾病？犯罪當下是否有行為能力？並且依據專家的建議，一併納入量刑考量。

雖然，還是會有許多民眾認為法律太過「人道」，應該要更重判，為什麼要理解犯人的生命脈絡？直接判死不就好了嗎？又或者是很多人站在應報的角度，認為目前的懲罰機制，只在於「監禁」限制人身自由，是否對於重大罪行的罪犯太過輕縱？應該要恢復以前漢摩拉比法典式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而關於這些疑問，在 傅柯《監視與懲罰》中，我們會得到一個全然不同的觀點。不只顛覆了「人道考量」這個表面理由，甚至還推翻了現今在犯罪心理學、精神病學、心理學鼓吹的「理解罪犯的生命脈絡」是為了「去標籤化」。

反倒在傅柯的觀點中，諷刺地指出：現今以「理解」為視角的人道關懷，其實是更加深了「標籤化」。

怎麼說呢？傅柯切入的視角是 ➟ 「權力」。也就是從這裡開始，我們對刑罰趨於柔和的發展，可以完全拋開「人道化」的考量，反而是透過本書的視角，窺見當中權力隱身的技術。

另一個更會翻轉我們對現代刑罰的想像的是，現在監獄標榜的「矯正」代替「懲罰」，但早在19世紀初期，改革學家早就發現，在實作上，矯正的限度很早就顯露出來。也就是說 ➟ 監獄的勝出，與「矯正成功」無關。

相信讀到這裡，大家一定都滿頭問號，竟然知道矯正沒有用，那為什麼現今一再鼓吹？而又為什麼「監禁」成為當代社會的主流？

換句話說，如果矯正並非關鍵理由，那真正讓監禁勝出的力量，又是什麼？就讓我們從傅柯這本《監視與懲罰》來一探究竟。

從酷刑到監禁：權力如何從舞台退入日常

01 ｜ 古代的酷刑，是為了權力展示

為了看見這套權力技術如何成形，我們先把時間倒回去：從酷刑開始。

如同我們在所有歷史劇裡看到的一樣，在古代最耳熟能詳的懲罰方式，無疑是「酷刑」。不論是肢解、五馬分屍還是懸屍示眾。以當今角度來看，古代的刑罰確實殘忍野蠻。但箇中原由，絕非只是古代人沒有人道觀念，或是民智未開。

而是因為：在古代，權力必須被看見。

酷刑不是單純的殘忍，而是一場政治儀式。當一名罪犯被公開處刑，被肢解、鞭打、示眾，重點從來不只是懲罰那個人，而是重建被冒犯的主權。犯罪在當時被理解為對國王、對秩序的攻擊；酷刑則是主權的反擊。

在古代，懲罰是一種權力展示。

但這套系統很快暴露出問題，公開處刑並非總能產生順服，群眾有時同情罪犯，甚至將其英雄化。權力本想以血腥鎮壓不服，不料卻點燃了同情的火焰。當懲罰成為表演，舞台也就有被觀眾奪回的風險。

因此，民意的反撲、暴力的失控、執行成本的高昂，使主權式懲罰逐漸失去穩定性。於是改革出現。

02 ｜ 走向理性化懲罰，「偏差」開始被知識化

十八世紀的啟蒙改革者開始主張「理性化懲罰」。他們批評酷刑殘酷且無效，提出罪刑相當、比例原則、公開法典等理念。認為懲罰不再是復仇，而應成為一種可預測的刑罰來預防未來犯罪。

當懲罰的標的，走向「預防未來再犯」，社會就不再只單純停在「你犯了什麼罪」的問題。要預防，你必須知道犯罪的成因，社會就開始問「為什麼會犯罪？」「誰容易犯罪？」「如何預防再犯？」

於是出現：精神病醫師、犯罪心理學家、犯罪統計學家、行為分類者、監獄觀察員。這些人不是因為懲罰太殘酷才出現，而是因為社會需要解釋偏差。

犯罪就從一個道德行為，轉化為一種可分析的現象，也就是說「偏差開始被知識化。」

03 ｜ 當偏差開始被知識化：起因看似人道，結果卻是標籤化

關於偏差開始被知識化這一點，我相信一般人看到這裡都是樂見的，要嘛就是覺得這樣很人道，要嘛就是覺得這樣很科學。但當「偏差開始被知識化」連帶會產生的問題就是：「標籤化」。

因為，刑罰的對象從：「行為」轉成「個人本質」

法官不再只問：你做了什麼？而是開始問：「你是不是危險人格？你是否容易再犯？你是否精神異常？你是否屬於某種犯罪類型？」

這一刻，犯罪學與精神醫學正式進入法庭，量刑開始加入專家意見，而「有無教化可能性」也納入了法官心證的考量。

就以「教化可能性」來談，如果兩個人犯同樣的罪：一個被認定可教化，一個被認定不可教化：刑罰就會不同，但罪是一樣的。

這意味著： 懲罰不再只針對過去行為，而是針對預測中的未來。

在古典時代，懲罰雖然殘暴，但是只有一次性，刑罰執行完，事情理論上結束，並沒有今天這種前科紀錄、系統化檔案、累積性紀錄、司法人格檔案、專家評估報告、再犯風險模型。換言之：從行為懲罰，變成人格裁決。

我們開始為「可能發生的行為」提前作為懲罰的考量。這在古典法理學裡其實是很危險的邏輯。

懲罰的對象因此從「行為」滑向「一種人」。當你說：「他不可教化。」也就是說他是一種穩定人格，他未來大概率會再犯，不值得社會擔下風險成本。

這正是傅柯指出的危險性——行為變成本質，犯罪行為被固定化為犯罪身份。

「前科」作為制度性風險資料庫，是現代規訓社會的產物。為什麼？因為只有當懲罰目標變成「預防未來」。過去才會變成數據資源。在主權時代，過去只是罪行；但在規訓社會，過去變成風險預測模型。

當我們用預防未來作為懲罰正當性時，我們其實默默接受一件事：有些人是可以被提前定型的。但未來本來明明不可測，你無法真正知道一個人會不會再犯，所以，我們只能用統計機率，來預判一個人的未來。

但看到這裡的人，應該有種說不上來的感受，就好比我當初讀到的時候，也覺得：「確實理解傅柯談的標籤化和預判他人未來的風險」，但又覺得現今再犯風險的評估，視為必要，也應當合理。

這就要談到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如今這套制度合理？因為我們都需要：社會穩定、可預測秩序、低犯罪率、可管理風險。如果你是普通市民，你會希望：殺人犯不要再出來、高再犯風險者被限制、社會安全應為優先。因為當懲罰目標改成「預防未來」時，你就必須預測，而預測不能只看一次行為。

風險預防需要穩定分類。

因為唯有把犯罪變成可分類的風險，國家才有辦法管理。精神醫學和犯罪學的誕生，並不是為了壓迫。它們本身相信自己在幫助社會、在矯正偏差、在降低風險。

以為是「去標籤化」，結果變成「加強標籤化」。

但這不等於陰謀。傅柯要說的是：當司法目標轉向「預防、風險管理、社會安全」，分類、檔案與專業語言就會變成必要。而要留意的是——專業語言本身，就是權力技術。

這並不是因為懲罰失敗才產生精神醫學；相反，是當國家開始將懲罰目標從「報復過去」轉向「預防未來」時，解釋與預測成為必要。

若要預防，必須分類；若要分類，必須建立專家；若要建立專家，就需要觀察場域。監獄於是成為一種理想的實驗空間。也就是說，監獄不只是刑罰工具，而是這套知識生產機制的容器。

所以，不是監獄需要專家，專家也需要監獄。這是一種共生關係，而非線性發展。

怎麼說呢？我們先看一下以下的流程圖，就可以看出「監獄」作為「偏差被知識化」最適當的觀察場域跟知識學相互生成的關係：

刑罰改革 → 要預防而非報復 → 要預防就必須解釋 → 要解釋就需要專家 → 要專家就需要分類 → 要分類就需要觀察場域 → 監獄因此成為一座巨大實驗室 → 人格被知識化、犯罪被本質化、風險被技術化

04 ｜ 監獄的勝出？不是為了人道，是因為它最可管理

在18世紀法學改革時期，監禁其實不是理想刑罰。他們比較理想的是「公開、符號式的懲罰」。監禁當時甚至被認為：昂貴、無效、腐敗、可能製造更多犯罪、把人關在一起只會互相學壞，他們並沒有想讓監禁成為主流刑罰。

那為什麼最後變成 👉 監禁 = 現代刑罰的核心？

監獄不是因為「有效」才勝出，是因為它符合「規訓」社會正在發展的整體權力邏輯，監禁可以長期觀察、持續記錄、累積檔案、分析人格、評估風險。

總結來說：監獄最終勝出，不是因為它最人道，而是因為它最可管理。

監獄出現的真正原因，有三個歷史動力：

(一)、規訓技術已經在社會各處發展

在監獄被確立之前，規訓技術已經在：軍隊、學校、修道院、工廠、醫院大量出現。這些地方已經在做：排列、監視、分級、檢查、記錄、時間切割、動作細分。監獄只是把這整套技術集中化。不是監獄發明規訓，是規訓發展成熟後，監獄變成最合適的場所。（何謂「規訓」？會在後面的章節詳細展開）

(二)、人口管理的需求

18–19世紀發生什麼？都市化、工業化、大規模人口集中、勞動力需要穩定、流浪人口增加，這些都讓一個現代國家開始面對「管理大量流動人口」。而監獄剛好是：「 控制流動、暫時隔離、再訓練、評估風險，監獄是最佳容器。」

(三)、犯罪被重新理解

主權時代：犯罪 = 冒犯國王；現代：犯罪 = 開始關注是否有偏差人格問題

懲罰不再只是對一次行為的裁決，而是對一種人格的評估。（這邊的理論跟「標籤化」息息相關，將於後面的篇章詳細展開）

懲罰從行為轉向「人」。只要你相信： 犯罪來自人格缺陷。那你自然會覺得：需要長期監控、需要矯正、需要改造。這就為監禁提供理論基礎。換言之，監獄不是孤立的制度改革，而是整個社會正在規訓化的結果。

但傅柯說：這些改革沒有真正終結權力。它只是把酷刑轉移了，懲罰從「對身體的撕裂」轉向「對靈魂的管理」

因此，從這套歷史脈絡來看，我們得以發現，從「矯正」代替「懲罰」，「人道」或許是表面理由，但並非唯一理由；權力如何隱身，才是傅柯要我們看見的。

權力的隱身術：從一次性的懲罰，到無網不漏的日常規訓

相信看到這裡的你，應該還是不覺得這場「對靈魂的管理」有什麼問題，就算是權力迫使的結果，但是讓偏差和犯罪者，走向「矯正與教化」，不就是現代國家，能做到最人道化的處理了嗎？

答案：當然「是」。甚至我能把答案提前透支的說：「確實走向矯正與教化是目前刑法技術能走到的最終點。」

但是問題就在於，當中必然產生的「標籤化」，我們永遠無解，以及這一套「規訓技術」不只應用於監獄，而是應用在我們所有人的日常。

因為這一套矯正教化的邏輯，廣義地來說，是一套應用在全人類社會的——規訓技術。

01 ｜ 規訓為什麼出現？規訓社會的誕生

時間背景：18 世紀末 → 19 世紀（工業化同步出現）

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社會面臨的是人口激增、都市化與工業化的浪潮，因此，國家不再只是像古典時代一般統治臣民，而是需要管理大量流動的勞動人口，以及提高工業化所需要的勞動率。

因此，問題就不再只是犯罪，而是效率。在這樣的社會中，一次性的懲罰並不足夠。你可以懲罰一個人，卻無法因此讓整個群體變得穩定、提高生產力。

於是，權力開始尋找一種更細緻的方式：「不是打擊偏差，而是預先塑造正常。」並且用一套看似溫和且合理的方式，讓所有人朝著被權力預設好的「正常」前進。

規訓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它不再著眼於「如何懲罰」，而是著眼於「如何生產順從的身體」。

規訓面對的是權力新的需求，不是懲罰犯罪，而是要透過這一套技術，打造能夠符合新工業時代所需勞動率、生產率的訓服身體。因此，誠如上述，這一套技術，不只應用於監獄，當年的時空，跟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在學校、軍隊、醫院、公司，都共享同一套規訓技術：觀察、評分、訓練、內化。

02 ｜規訓的技術：從分解到內化

權力開始藉由規訓隱身，不再透過展示暴力，而是透過空間、時間、身體姿勢、排列、檢查、記錄、分類運作。規訓依賴的三大技術：

① 階層監視（Hierarchical Observation）透過空間排列與監視結構，使人隨時處於可見之中。例子：教室座位、軍隊隊列、監獄塔樓、工廠主管

② 規範化裁決（Normalizing Judgment）制定一個「常模」，然後不斷比較、評分、懲戒偏離。懲罰不再是犯法，而是偏離。

③ 檢查（Examination）這是最精密的技術。檢查 = 監視 + 裁決 + 檔案化。它把：排名、評分、評語、記錄、報告，全部結合在一起。它讓每個人變成「一個個案」。

若應用在空間、時間、身體、排列上的理解如下：

➊ 空間：學校的座位、軍隊的隊列、工廠的工位、監獄的牢房（全景監獄）。空間開始被「功能化」，空間不只是場所，而是行為的設計器。

➋ 時間：時間被切割：起床、工作、用餐、休息、熄燈？時間變成服從媒介。你不是因為犯錯被打，而是：你的每分鐘都被安排。

➌ 身體：身體被細分成：手勢、動作、姿勢、節奏，身體被雕塑的機械單位。

➍ 排列（排名）：人被放入行列、成績單、等級表、升遷表，這不是道德審判，是排列在說話。你的位置本身就在告訴你：你優秀、你落後、你偏差。

再來，我們用步驟化的方式來拆解，就更能清楚當中的運作：

Step1. 拆解 → 進步神話的誕生

人被分解為可觀察的動作、可測量的表現、可評分的行為。例如：軍隊拆解成姿勢與步伐，學校拆解學習與成績，工廠拆解時間與效率。當人被拆解成可觀察的動作、可測量的表現與可評分的行為，他就從一個「整體存在」變成一個「可以被優化的單位」。

一旦可以拆解，就可以改進，這個「可以改進」本身，產生的第一個後果：

→ 就是「進步神話的誕生」。

因為規訓開始讓人相信：「只要技術調整，你就能變好。」問題不在於進步本身，而在於進步被個體化。它將個體差異轉譯為：技能差、努力不足、方法錯誤，只要努力就能進步，也就是將外部性的階級不平等和個體的差異，重新敘述成個體未達標，這無疑是規訓最溫和卻最深遠的效果，並且潛移默化地將個體型塑成一個高效能生產世界所需要的身體。

Step2. 可視化 → 排序體制與階級穩定

透過考核、排名、成績單與評鑑，個體被置於可被比較的位置。注意：這裡階級真正開始形成。規訓不是為了懲罰，而是為了排序。

你不再因為「犯罪」被羞辱，而是因為「低於常模」被提醒。一旦有常模，就有平均值；一旦有平均值，就有落差；一旦有落差，就有上下；一旦有上下，就有排序；一旦有排序，就有階級。

階級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排序，只要我們被放在排序之中，必然就能感受到階級性，好比考第一名的學生和考第二名的學生，自然心知肚明自己學習成績的階級性，以及排序背後所代表的能力。但之所以有排序，就一定會提到「差異」，因為差異才造成排序。

這裡出現一個關鍵問題：權力未必創造差異。因為差異原本就存在：能力差異、財產差異、教育差異、性格差異。

但權力做的是將差異固定化。

一旦固定，就變成：合法分類、制度化排序、統計性群體、標準化軌道，這個時候就形成「階級」。

差異（本就存在） → 權力定義「差異」的好壞（評估、評價） → 進入排序（分類）→ 階級（將差異固定化）

當差異進入制度化排名，它就不再是流動的，而是被紀錄、被比較、被累積。可視化讓差異成為可被持續追蹤的分層。這一步真正產生的不是單純「階級」，而是： 排序體制的穩定化。表面上人人可努力，實際上起跑線與資源差距被合理化，階級複製就是在這裡產生（在往後的篇幅會提到，為什麼規訓讓人相信進步神話、鼓吹階級流動，但階級複製依然存在）

Step3. 反覆練習 → 內化責任與自我監視

規訓的目標不是瞬間改造，而是習慣養成。透過持續監督與訓練，身體逐漸內化規則。

這裡出現一個重要轉折：規則不再來自外在壓迫，而來自內在要求。（後面論述全景監獄的篇章，會展開自我規訓更極致化的技術）

我們自從開始相信規訓技術帶來的進步史觀，我們無意識的總是在自我檢討：自己還不夠好、可不可以更有效率、需不需要再改進。而這一套「內化規訓」，直至今日，更是被成功學在「進步神話」中無限運用。

當然，進步不是問題，這裡潛在的風險是：失敗責任被內部化。

當階級差異存在時，你不再首先質疑制度，而是質疑自己。而就算你不質疑自己，他人也會內化規訓的準則來好心勸戒你：「你不成功，就是不夠努力」。所有外部性的造就與成因，都被壓在個體身上咎責。

進步神話帶來的是：「正向積極」與「焦慮自責」的一體兩面，不過共同指向的單一道路，都是為社會提供更多的產值。

發現了嗎？規訓用一種更溫和但是更深入的方式箝制著每一個人。

Step4. 建立檔案 → 標籤固化與風險預測

每一次表現，都留下記錄，學歷、履歷、前科、信用評分、績效報告。你的過去被儲存，你的未來被預測。

這一步，才是前述所謂「差異」真正被固定的完成點。當「差異」被評價好壞，進入排序，完成的只是階級的定位，反倒是被檔案化之後，標籤才被烙印下來。當偏差被檔案化、表現被累積化、評價被歷史化，一旦差異變成數據歷史，它便難以逆轉。

這裡產生的問題是： 標籤化與風險預判。

當預測成為決策基礎，人不再只為過去負責，而為機率負責。這也是上述提及精神病學、犯罪心理學將偏差知識化，以為是以「理解」為出發的人道關懷，其實是更加深了「標籤化」。

而從拆解、排序、內化到檔案化，規訓的路徑其實已經完整，但如果要把這整套規訓邏輯濃縮成一個空間模型，那就是——全景監獄。

監獄不再只是懲罰，它成為社會的模型

01 ｜ 全景監獄：讓囚犯在不確定中，自我約束

關於上述提到，「自我內化規訓」的展演極致，就是傅柯在最後章節提到的「全景監獄」。

一樣在同為十八世紀末，規訓技術與工業化水平蔓延的時代，由英國哲學家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 於1785年提出了一個監獄模型——全景監獄（英語：panopticon）

全景監獄，又稱環形監獄、圓形監獄，是監獄等公共設施的一種建築模型以及一種管控體系，該詞彙源於希臘語「panoptes」，意思是全知（all seeing）。

該建築由一個圓形大廳組成，中央設有百葉窗檢查室。這種設計的好處是只需一名警衛便能夠監視樓內的所有入住者（如囚犯、住院病人、被收容者等），而入住者則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受到監視。儘管單一警衛不可能在同一時刻觀察所有囚犯的單間，但因囚犯不知何時會受到檢查，只好假設自己每時每刻都被監視，令他們在有效外力之下強迫自己遵守規矩。

其中一種設計如上圖所示：四周的環形建築分隔成一間間房間，房間的一端面向外界以便採光，另一端面向中間一座用於監視的高塔，這樣這座高塔中的監視人員可以時刻監視到任何一間囚室，而囚室中的犯人無法看到監視人員，會疑心自己時刻受到監視，惶惶不可終日。

一種新的監視形式，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見的。——傑瑞米·邊沁

這個設計的核心不是暴力，而是——讓囚犯在不確定中，自我約束。這個模型看似只是建築。但在傅柯眼裡，無疑是一種權力形式的象徵。

02 ｜ 全景監獄真正的創新在哪裡？

傳統監獄：看守監視囚犯 ｜ 全景監獄：囚犯內化監視

它的關鍵機制是三件事：➊ 可見性 ➋不可驗證性 ➌個體化隔離

囚犯彼此隔離，無法集結成群眾，也不會有當時改革派認為的弊端，犯人會因為集結而更加學壞，單獨囚禁，只能讓他們獨自面對「可能存在的目光」。

這種目光不需要真正持續存在，它只需要：被相信存在。

傅柯強調：全景監獄的重點不在於是否真的大量建成，重要的是它成為一種普遍原理，因為十九世紀開始：學校教室的排列、工廠的分工與監督、醫院的病房、軍隊的操場都逐漸採用類似邏輯。

全景監獄不是監獄建築，而是一種社會模型。

過去權力的公式是：犯法 → 懲罰 → 示眾（殘暴但一次性）

現在權力的公式變成：排列 → 觀察 → 記錄 → 修正（柔和但具有滲透性）

懲罰不再以中心化的暴力展示，而是讓監視以預防風險為常態的滲入我們的日常。

為了預防風險，你接受監視，就好比我們可以接受現在到處都是監視器，因為，我們都希望能夠預防別人做壞事，但這種監視也讓我們「自我規訓」，不敢在到處都是監視器的社會中隨意犯罪。

➊ 全景監獄的核心不是暴力，而是可見性：暴力會引起反抗，但可見性會製造順從，它是一種低成本的權力技術。

➋ 權力的成功在於「自動運作」：在全景監獄裡：監視可以不存在。但行為仍然被規範。這叫做：自動化權力。

➌ 它創造的不是恐懼，而是自我檢查：人不再問：「我會不會被懲罰？」而問：「我有沒有達標？」這是從主權權力到規訓權力的轉型。

➍ 它將群眾拆解成孤立個體：公開酷刑的群眾是危險的，但全景監獄的囚犯是孤立的。這個拆解非常重要，因為它防止連結與集體反抗。

➎ 它預示了現代社會：全景監獄並非是歷史遺物，而是我們今天的日常的縮影：成績排名、員工考核、社群媒體數據、信用分數、演算法監控

總結來說：規訓讓人「被看見」、被拿去「比對常模」、最後被寫進「檔案」。

全景監獄標誌的不是監禁技術的完成，而是權力隱身的開始。但真正讓人不安的地方，就是傅柯提及：

「全景監獄不是上位者設計的陰謀，它之所以勝出，不是因為邪惡，而是合理。」

03 ｜ 主權時代，權力需要舞台；規訓時代，權力退入日常

於是，刑罰表面上變得溫和了。身體不再被撕裂，血腥的展示逐漸消失。但權力並未消退，只是改變了方式：它從廣場退入建築，從刀刃轉入表格，從暴力轉向紀錄。

它不再需要血腥展示，因為你已經在制度裡行動。它不再需要頻繁出手，就可以讓我們開始自我監督。

這就是權力的隱身術，它讓人相信：我在進步、我可以改變、我只要再努力一點。規訓最成功的地方，不是壓制，而是鼓勵。

它讓你主動參與自身的塑造。它讓你相信，你正在朝向「更好」。

04 ｜ 規訓不是陰謀，而是我們也在其中

讀到這裡，你或許會浮現兩種感受。

一種，是顛覆——因為我們開始意識到，那些被視為理性、人道、科學的制度，同時也包含了分類、比較、固定人格的力量。

另一種，是矛盾——即使察覺了標籤化的殘酷性，但我們卻很難真正否定這套制度。我們或許不喜歡前科，不喜歡人格被預測，不喜歡一個人因為過去而被定型；但如果這一切真的不存在呢？讓我們在文末提出一個試問：

Ｑ：如果要徹底迴避標籤化，我們能不能想像另一種刑罰？

假設刑罰回到一次性的報應式處置——只針對這次行為，在比例原則下給出懲罰；不建立前科、不累積人格檔案、不預測再犯風險。換句話說：懲罰結束，事情就結束。

那麼，相比於今日這套以「風險評估」為名、卻可能把人固定成「危險人格」的制度，你更能接受哪一種？

我相信問題的答案，已經漸漸在你心裡揭曉，但如果規訓不是陰謀，那我們為什麼自願與之共舞？下一篇文章，我將以更像心得探討文的方式，深入這本書要帶我們看見的問題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