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 part 29 在戰略學角度中的民主

民主跟自由是不一樣的，只是兩者的相容度比較高，相信多數讀者都可以理解這之間的差異。只不過在戰略學中（註：筆者個人主要碰的，以下的戰略學，均指稱偏筆者以權力分析的這派），我們對民主的認知，並非一般民眾在課本上說的，民主制度的權力屬於人民，主權在民是也。（註：權力者，支配資源的能力。）

恰恰相反，權力從來就是屬於少數人，以前是、現在也還是，以後沒意外也應該會是。戰略學派對出現現代民主的認知，就是現代徵兵制的出現，使得統治階級已經無法單純的用錢買到傭兵、用領地與農民去養職業士兵（註：武士貴族），或用高額的賞金、地位的改變，用以鼓勵加入軍隊的普通農民奮戰到底。（註：武力是需要人去執行的，這不是打電動，一個人可以真的打幾百個。）

當軍隊數量，從千百人變成數十萬、上百萬的一般充員兵，且人人有槍的時候，統治階級就必須雙管齊下。一方面在教育上與宣傳上，讓一般民眾產生國家的認同感，另一方面則要放出部分權力，讓民眾對國家擁有一種真實的參與感。若非拿破崙發起無限戰爭，把所有人民綁在一起，他也無法將整個法國的力量驅使到極限，使其成為個人擴權最大的工具。（註：沒有人會毫無理由的，去保護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且要給百萬士兵人人豐厚獎勵，國家會破產。）

簡單說，民眾若對國家沒有認同感，手中又沒有可以影響政局的權力參與感，根本就不會相信「國家」這檔事。就戰略學的觀察，不管你是程序正義、過程完全合法，只要最後的結果，是讓民眾毫無任何參與感，覺得拿不到實際的利益，那麼民眾會對現在這個政府欠缺認同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當然真實世界的運作沒那麼簡單，因為目前地球上所有社會的結構，依照權力大小區分，都有現存的少數「擁有權力者」以及多數的「無權力者」。少數有權力者要讓多數人可以認同其行動，不出兩種辦法：

也就是這些有權、無權者組成了一個個的團體與組織（註：這些組織的結構到底是趨向專制性的還是民主性的就先不論），這些團體組織，為了其利益在國家內進行鬥爭。至於鬥爭是屬於拿槍對幹的內戰，還是拿鈔票互丟的選戰，本質差別都不大。但無論如何，權力者本身的鬥爭，是以爭取更大的權力，進而成為一方之霸，來獲取更多利益，這點從未變過。

所以，就以戰略學的權力角度來看，民主制度提供的是一個平台，讓各方權力者可以在此平台上公開喊價，以獲取最多人支持，在此規則下得到更大的權力。意即：

權力者要競相喊價，以獲取民眾的支持；無權力者則再依照市場規則，獲取自己的利益，更進一步的提高多數人的權力，目的是達到一個動態的均衡。因為權力具有集中的特性，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雨水會逐漸的累積到大小不一的水窪。民主制度就像是丟石頭，從平地或是其他小水窪中挖石頭與砂土丟到大水窪中，讓積水不斷的往外灑出、溢出，也同時把這個洞慢慢填平。（註：所以重點是在讓權力可以流動，不要長期累積在同一地方。）

所以，我們才會說民主的一些病徵，需要加以解決，但不能為了除一時之痛，而選擇獨裁專制來根治。沒有民主當然就不會有民主病，這是邏輯上的必然。

在第三世界等新興民主國家常見的病徵，就是多數暴力，佔較多數的人強力通過對自己有利。這些對其他少數的人不利的法案，程序上完全合法，但本質上就是掠奪。因為就以筆者的角度來看，民主國家的特點是權力分享，雖然每一個人分享到的很少很少（註：至少在投票日有。）但並非完全是零。

在這種多數暴力下，實質等同少數人的權力為零，本質上是錯誤的。因此我們需要憲法，用以保障少數人基本權利，可以不受多數人惡意的掠奪；因此我們需要第四權 – 媒體，站在政府永遠的對立面。（註：在這種情況下，打破程序，尋求體制外的解決之道就是必然。)

包括台灣在內的民主國家，都是代議政治，一般人的權力在平時並不存在，選出的政客更不見得會替我們說話。所以我們需要任期制，好讓權力可以定期洗牌，讓這些政客為了保持權力，必須常常去「傾聽民意」；我們需要罷免權，可以在政客爛到極點時，可以早點把他踢下去以避免更大的傷害。（註：所以在台灣，所謂的選舉太多虛耗金錢，純屬虛構。不常常選、天天選，真以為這些政客會傾聽民意？)

故在戰略學的想法中，在台灣的政治制度中，怎樣才是符合公平、公義的，必須要從權力的集中去看待。「只要是可以促成權力的流動，使得集中的權力可以被打散，就是好的。」畢竟我們是民主國家，如果今天台灣是專制王權，筆者就會替國王建言：「要擴張政府權限、擁有任免官員的權力、削弱地方權力⋯⋯。」不過台灣是民主國家，筆者也不是什麼國策顧問或是王公貴族，一介小民在民主制度下要保護自己利益最好的辦法，絕對不是去支持大政府。（註：發生戰爭那算緊急狀況，例外討論。）

也因此，我們強調台灣要有法治教育、真正的自由市場，目的都只有一個：「避免權力高度集中。」在我們討論台灣所有需要改革的政策前，都要從既有的結構去看 - 「台灣是威權體制轉變的民主國家。」就因為台灣不是革命改變的，而是和平轉變的民主國家，大多數的舊權力者都有勢力殘餘，且直到今天還掌握絕大多數的資本、控制多數的媒體。

故在沒有普遍的法治概念前；在我們的市場秩序，可以真的不受這些舊貴族的干預前；在我們的教育體制可以從威權思想洗腦，改變成為訓練民主國家公民為目的前。去高倡尊重司法、信仰自由市場，根本就不會有權力分散的可能，狀況只不過是從合法的專制，變成合法的壟斷，對小老百姓來說根本沒有差。(註：若是今天沒有「三明治」打破媒體壟斷，反對派根本就沒機會)

以過去的例子來說，民進黨要衝撞體制，為什麼要打架跟激烈抗議？說穿了就是四個字：「沒人鳥你。」當你在議會中表決一定輸，所有的訴求通通上不了媒體版面，上得去的都是負面消息，正面的都會被斷章取義成負面，不打架要怎麼半？武裝革命嗎？（註：若是今天沒有「三明治」打破媒體壟斷，反對派根本就沒機會發聲，有管道可以和平的抗議，幹嘛一定要用暴力？）

民主的本質，是民眾對政府根本上的不信任，所以權力的限縮是必然的，這在老牌民主國家的問題不大，主要是因為其第四權發達，民眾接收資訊管道多元。媒體的資金來源不是政府，媒體的客戶是民眾，滿足民眾是媒體的任務，當民眾不信任政府，媒體就會想盡辦法找出政客的缺失。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失能，並非民主制度出問題，而是媒體被掌控在既有的權力者手上，這些媒體已經成為純粹的宣傳與洗腦工具。

台灣的媒體是舊權力者的宣傳工具，並不具備民主國家永遠監督政府的特性，所以出現三明治的新媒體，是打破壟斷的方法。也許讀者會認為，這些媒體也沒有多中立公正，反對黨的政客也沒有多在乎社會公義，但權力的流動本就是這樣，期待一次到完美是不可能的。就以戰略學的立場來說，新的媒體是工具，目的是為了要促成權力的流動，媒體如果都有立場，正好可以狗咬狗，互咬反對的政客。（註：權力者互咬，對我們無權力的民眾最好，可以逼他們花多餘的資本討好我們。）

以筆者的角度來說，所謂的公平並非是程序上的合法，而是實際上的結果，是否可以達成權力的流動。戰略談的是生存，國家有機體的生存有賴協調與恆定，權力若無法進行流動，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其他多數民眾，連投票時的權力，都被「慣性」制約住。人民怎麼可能會有未來？不過是奴隸與高等奴隸的差別。（註：此處指的是民主國家，專制政權的話，這種作法就是對的。）

不要忘了，現在所有的法律與秩序，都是舊勢力者去制定的，他們制定的都是對自己絕對有利的規矩。若今天台灣的司法、媒體的權力都可以獨立，不再受這些舊權力者的控制，在此新的秩序下他們仍有能力可以獲取權力，那是他們厲害。但在這些舊權力者的權力被打散前，談論公平與公義只會是表像。（註：連轉型正義都無法執行，宣稱現在的體制是公平公義的，根本是鬼扯。）

筆者在乎的是權力的流動，因為在民主國家中，不相信政府是基本概念。政府就是權力的集合體，若此龐大的集合體沒有任何權力流動，階級一代一代複製，決定你未來的是出生背景，而非你的努力，那麼權力就是一灘死水，死水就會逐漸腐臭。在此制度下產生出的權力結構就是不公平的，在此環境下權力的分配都是不公義的，這都需要去改革。

不動的就是一灘死水，一個階級無法流動的社會，又不能在教育與宗教上對下層階級洗腦，讓他們放棄抵抗。自古以來只會有一個結果 – 流血造反。民主國家的正義就存在其民主兩個字的內涵 – 國家權力由全民分享作主，若作不到，一切就休談。

高唱階級不該流動的人，認為少數就該徹底服從多數，支持只要程序合法就可以搶奪少數人的資本。這類人比較適合活在專制政體，或是卡斯特社會體系。（註：而且他們認為自己一定在上層，下層人生而活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