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是去父親公司掛個副總裁職稱,明明沒有任何正經事可做(唯一的事可能是去還錄影帶吧),仍舊每日西裝筆挺出入辦公室、名餐廳、酒吧、遊艇俱樂部……當旁人質疑他根本無所事事時,貝曼怒吼出自己最大的慾望 ”I WANT TO FIT IN ! ”,因此,在聚會打屁中空談「應該」關注任何一種歧視、減低核武軍備競賽等等,如同將「悲慘世界」的海報裱框高掛,不過視為一種秀異的展示,在人人亟欲成為一員的頂層小圈圈裡,每個人即使可以彼此碰觸(儘管貝曼非常討厭)實際上卻是不存在的,只是透過一個議題,連發表意見都遠談不上地搬弄那些主題標籤,以偽裝成思想、填補空白,實則無力去解決所有議題的核心,也難怪貝曼會對遊民說:「如果這麼餓,幹嘛不找工作?」何不食肉糜的菁英斯唯一旦受到冒犯,最終使剩下惱羞成怒的暴力,以毀滅和掩蓋處理掉問題的「產物」,問題本身卻在深淵裡直視貝曼的眼睛。
若 FIT IN 是最大的慾望,殺人則成為失望的宣洩。金寶警探和帶看屋的女人成為貝曼分裂出的角色,前者戳破他的完美假面、一步步使他露出馬腳,後者替他粉飾太平、告誡他不要再回到「這裡」(累積屍體的保羅公寓)來。所有的殺戮發生在他的腦中、他的筆記本裡,卻不代表一切並未發生,然而保羅究竟是死是活?究竟貝曼殺了多少人?這些或許仍不是重點,而是整個環境、所有人都是共犯結構,一起視若無睹、一起否認、一起做偽證;突然間人們的臉儘管有著人類特徵卻都沒有了情緒特徵,只剩下貪婪和不屑,同情別人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同情自己,但「自己」又是誰呢?彷彿陷入無間地獄般,又再度回到同樣的迷失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