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James Mollison在2011年發表了名為《Where Children Sleep》的作品,他遊走世界各地、各色民族,每到一處,他採訪當地孩童的生活、拍攝他們的「臥室」;這系列照片當時發表震撼網路,人們震驚於:一塊孩子們小小睡臥的所在,卻忠實呈現了文化差距、貧富差距的巨大鴻溝。
有的孩子房間溫馨且充滿巧思,也有的就是郊外一個廢棄床墊
2021的夏天,台灣首次進入停課不停學的防疫警戒。同學是怎麼度過居家防疫的日子呢?我模仿《Where Children Sleep》的概念,請同學思考自己防疫的房間,有的房間可能放滿各種動漫週邊模型,有的可能擁有整套遊戲設備,但有沒有人的防疫房間是以下狀況呢?
1.一個房間內上下通鋪,每間房住7~12人,一層樓就過100人,但只有一個大型共用衛浴共百人使用。
2.在房內時間全程戴著口罩,睡覺也不能拿下。
3.除了上下班不得離開,CCTV監視器和舍監全程監視,確保沒有人可以外出採買。
布幔隔起的後方是上下舖,而一個床鋪的大小,就是移工在台灣唯一的私人空間
這樣的防疫環境,效果可想而知。上百人等同「被群聚」,只要一個染疫,就是整層樓的連鎖反應。
而這,就是移工在台灣的防疫處境。
#移工的房間
苗栗京元電子等電子工廠接連爆發COVID-19群聚感染,截至2021年6月23日,已有458名外籍移工確診。
苗栗政府在6月7日對移工下達禁足令,其他縣市工廠陸續跟進,甚至有雇主要求移工簽署違法切結書,若下班或放假時外出,必須承擔染疫後的一切醫療支出,讓沒有健保的移工人心惶惶。
「我不是犯人。」受訪移工無奈表示。當宿舍的大型群聚無可避免,限制外出令只是讓移工處境雪上加霜。
防疫與侵犯人權,難道沒辦法同時兼顧嗎?
又或者我們更進一步的想,苛刻移工待遇、過勞壓榨,這個問題早就行之有年,發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勞方剝削,但我們聞所未聞、視而未見:
位於新莊的小型家庭電鍍廠,七個菲律賓移工每天工作十五個小時,只有十五分鐘的用餐時間。工廠內瀰漫著化學氣體,工人卻只有一雙靴子,連口罩都沒有,更別提本該有的三個月一次健檢。工作時酸性物質飛濺到身上,阿奈全身上下都是紅黑色的斑點,沒有一塊完好的皮膚。
辛蒂為了負擔家計,東拼西湊才湊齊十萬仲介費,來到台灣進到一間家庭企業。她操作沖床機,主管只操作一次給她看,便要求她上工。長期加班的她在工作中受傷,右手被沖床機壓碎──她才二十歲。治療期間仲介拿了和解書來找她,威脅她不簽字就中斷治療,十萬元和解金,換她一隻手。
2013年八月,「和順才237號」的遠洋漁船上,六名境外漁工因不堪長久勞動虐待殺死了船長,並將輪機長也拋入大海。這起海上喋血案轟動一時,而最後判決書上,有一段以漁工們的薪資做為量刑的判斷之一的紀錄:「被告長期從事遠洋漁業之繁重工作,睡眠時間極少,又必須忍受在狹窄漁船上多人共同生活......其每月實得款項竟只有折合新台幣不過三千至五千多元.....」
──姜雯《奴工島》
尤其是和順才號的海上喋血案,讓媒體稍稍留意到遠洋海上的黑暗面──但遠比不上藝人八卦、行車紀錄器的新聞版面。諷刺的是,台灣至今移工人數已突破七十萬,進入台灣各大小工地、工廠、漁場、家庭,撐起台灣企業不足的人力,更是長照資源中重要組成。
七十萬的人力,來到這個島上,他們直接間接地融入了你我的生活,進入台灣的經濟體系,但在這個號稱自由平等的美麗之島上,他們到底過著什麼樣的日子?
龍騰國文第五冊將顧玉玲的報導文學〈一點六米寬的樓梯〉選入,除了作家本身文學性與報導性兼具的優良筆法外,藉由課文想要探討的社會議題,其宏觀視野,更應該是本課備課重點。顧玉玲的文字清新易讀,一篇篇採訪,非常適合高中生閱讀。除了顧玉玲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外,也可以推薦姜雯於2018出版的《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台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
蘇州青年姜雯,曾在歐洲打工遭遇種族歧視,在台念書也不免異樣眼光。也許同是漂泊異鄉的心情吧?她在移工朋友身上,以及加入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擔任志工的兩年時間,記錄了移工在台那些動人、哀婉,甚至令人不忍卒讀的故事,並寫成她的碩士論文。
《奴工島》一書好似照妖鏡,當台灣高喊「最美的風景是人」時,《奴工島》血淋淋的呈現:有一群不被當人看的人,他們所看到的風景,可和我們不一樣。
有些雇主會說,他們是來台灣撈錢的,現在忍一忍,回去就能享福了。
回家,真的就是幸福的開始嗎?
#漫漫回家路
顧玉玲的第二本書《回家》,是我非常推薦的延伸書籍。
作者分別在2009年底和2010年赴北越停留兩個月,2013年再次回訪,深入探訪回到北越的移工後續,住在當地農村,一起下田割稻,替無法回家的移工探望家人......
二十多萬字的紀錄,一字一淚的寫下這群平均年齡不到三十的女性移工,為了家計遠赴海外工作,一個便當分兩餐吃的省吃儉用,幾年所得已讓家人在鄉村蓋了新房子,但好不容易回家了,面臨的卻可能是丈夫變心、孩子已與母親疏離的難堪場面。
她們的惆悵悲歡,讀之讓人惻然;而她們堅毅卓絕的生命力,卻也不禁讓我捫心自問,如果是我,做得到她們的能幹與堅強嗎?
敬意不禁油然而生。
深入了解移工的故事,他們才不再只是異國的「他者」,而是一個一個生命故事,甚至與雇主間成為更密切的關係。
作家李牧宜,曾擔任兩年的空姐。在印尼航線上她常服務到一群群臉色發白,在機上吐得亂七八糟的移工。後來她才知道,這些年輕大孩子們很多來自印尼落後鄉村,坐飛機是人生第一次。
也因為好奇,回家時她開始和家裡的僱傭「安妮」聊天,從一開始的生疏到最後親如姊妹,直到安妮返鄉準備結婚。
你結婚,我去參加你的婚禮!
臨別時的約定,李牧宜和母親二人真的實踐了。下機後還搭了七個小時的車,眼見道路從柏油路轉變成黃泥小路,從台北出發已過二十小時,最後到達安妮的農村已是晚上九點,全村早就就寢了。
「用磚頭堆起,除了客廳外都沒有半塊油漆、屋頂則是用瓦片一片一片重疊拼起、再用竹子支撐起來的房子。若想洗澡,必須去井邊打水,再把水桶扛進屋內。想洗熱水都必須用柴火燒,家裡更不可能有吹風機這種東西。」
李牧宜回憶著,但與簡陋屋舍反比的是,原以為應該睡下的安妮家人,居然全家都還熱情等待客人到訪。第二天一早,村子裡的人都趕來和他們熱情招呼。
台灣,對村民來一點都不陌生,太多親友正在台灣工作,或者正準備受訓前往台灣。但這還是第一次,居然有台灣的雇主來到這個非觀光勝地的小村落。
一個月的「探親之旅」,探的是無血緣關係,卻在僱傭關係中,真正建立信任相親的友誼。作家李牧宜的印尼探訪,並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誠如李牧宜所說:
與其提倡人人必須「和移工成為家人」,不如讓主雇關系「正常化」來得實際。
#珍貴的孩子
韓劇《我是遺物整理師》中,第一集的案主是為職災過世的青年。男主角可魯找到了一枚胸章,想要送給不幸的逝者。
那枚胸章上寫著一句話「珍貴的孩子」,在過勞猝死、職災傷害不斷的韓國,這是一句標語,印在徽章等週邊商品上,無聲地提醒著消費者:
在你抱持著「花錢就是大爺」心態頤指氣使前,請想起──
你眼前的員工,也都是父母心中珍貴的孩子。
推己及人,就只是這麼簡單的同理。不是氾濫的同情心,而是一種溫厚。
台灣自詡為人權之島,高喊著自由民主,但人權並非是一群既得利益者相互保障的遊戲規則,當既得利益者願意將人權「下放」到不受法律保護、遊走於社會邊緣的弱勢族群時,願意真正「視民如親」,將雇傭移工視做平等對待的朋友,這恐怕才是人權彰顯的一天。
孔子說「富而好禮」,「禮」本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分寸與尊重。但禮對待比我們社經地位高或平等的人身上,這不稀奇;更重要的是,對待社經地位不如己的族群,我們是否還能堅持「禮」的尊重呢?
是會親切問好,還是視若無睹?
遞物依舊會雙手奉上以表尊重嗎?
說話依舊會加上「謝謝」、「不好意思」嗎?
我們花錢購買了服務,但這包含了服務者的「尊嚴」嗎?
#最後一個人是安全的,全部的人才會安全
當台灣的移工防疫就是「封鎖」時,不妨借鏡一下新加坡的作法:
1. 派遣大批醫護人員在宿舍中設置醫療站,大量篩檢並且追蹤移工的身體健康與心理狀況。
2. 借此更改了宿舍的規範,逐步要求原本每為移工4.5平方公尺的生活空間擴大到6平方公尺,房間內的上下舖改為單人床。
3. 地方教會、慈善機構發動募捐,讓民眾自發性「認領」移工伙食。
雖然在星國網路社群中對移工的歧視性用語屢見不顯,但具體政策上,政府將移工疫情視為全體公共衛生問題,而不是雇主和仲介相互推責的人肉皮球。
前幾年喪屍電影《屍速列車》頗受好評,而他的前傳《起源:首爾車站》則交代了喪屍病毒感染的起源──從一位街友的多日不適開始,然後從車站角落的街友聚集區開始擴散。
喪屍電影的重點其實不在各種恐怖的喪屍咬人,而是暴露的社會議題與人性幽暗處。屍戰朝鮮的前傳〈雅信傳〉中,主角雅信族人是逃到朝鮮的女真人,在朝鮮被視為賤民,在女真被視為叛徒。他們被社會邊緣苟活,更成為政府隨時可犧牲的棄子。
而喪屍瘟疫,就從這些被遺忘的人們中,開始擴散。
諷刺的是,昔日的喪屍電影,至今日居然都成了警示預言。而無論是疫情重災區的萬華,還是移工宿舍的群聚感染,在在都驗證了一件事:
只有最後一個人是安全的,全部的人才會安全。
當我們享受安全時,莫忘了:
我們的歲月靜好,是因為有太多人忍辱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