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離台灣影史最恐怖電影當然是還差的遠,不特別去拿舊片出來比,光是拿《哭悲》出來比就知道了,不過《咒》重點其實也不在於恐怖不恐怖的問題,不然我們就不能理解何以一個偽紀錄片被處理的像劇情片,因為重點並不在於恐怖而在於感人,惡意被親情包裹才是重點。
《咒》的故事就像你聽過的所有作死故事一樣,一群人跑去看起來就很有問題的荒郊野外,參與了看起來就很有問題的宗教儀式,並偷偷跑去看起來就很有問題的秘密通道,最後沒有問題的死了一堆人,但跟你聽過的所有作死故事差別是,這並不是整個故事,而只不過是故事的開端,電影跳躍於六年前與六年後的時間,逐步帶領觀眾逼近故事真相,換言之詛咒源頭。
那麼為什麼探索詛咒源頭?因為電影的主線便是一個女性,也就是主角若男在接受精神治療後重獲扶養權,再次與女兒生活後,發現女兒遭受詛咒,而自己面對母親失格的危機,因此她必須去重新面對這一切,同時面對,社會對她的拷問,而為了要證明自己是合格母親,她開始用攝影機記錄一切,比如電影裡一開始錄影時她便帶著孩子一起玩布偶,而女兒問為什麼要拍這個,她便說是為了彌補過去的時光。
於是本片便給了攝影機介入的理由,我們不再是意外看到錄影帶或者線上影片的觀眾,而是被刻意邀請觀看的參與者,這是電影在設定上的有趣之處,同時也是女主角若男怪異舉動的合理解釋,作為一個曾經被判定精神有問題的人,她必須藉由攝影機/觀眾的見證,她康復,而她是否康復,則仰賴觀眾對她的母職是否盡責來決定。
因此我們會看到,表面上這部影片的最後,是若男對女兒的訊息,要女兒忘記自己的名字,要忘記她這個母親,好像是這部影片是要給她女兒看的,但實際上如果整部電影是一部影片,那麼這之中就有矛盾的訊息,因為未來女兒只要看到這部片,她就會再度想起這一切,無論是自己的名字,還有自己名字的起源,當然還有這整個詛咒。
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這部影片最終何以被釋放出呢?或者說,這真的是若男的意志嗎?
我們可以從片中有意而為的女性主導設定來切入,挖掘真相。
在片中,姑婆毫無疑問是片中出現的陳氏家族實際掌權人,加上用來當乩身,並有意無意的小妹妹,其實會讓人聯想到中國鎖鏈女、鐵籠女、地道女等等發生在荒山野嶺的人間慘劇,關於一個女人被如畜生般眷養起來,供男性解決性需求還有繁衍用外毫無人類地位等類似故事。
片中大黑佛母的最終面貌便是一個無臉的形象,而且不只無臉還是凹陷進去的並充滿牙齒的,而這樣的設定不只意在引起觀眾的密集物體恐懼症,也意在形成一種復仇女性的形象,他們沒有自己的臉孔而只不過是一種工具,被用以攻擊以傷害他人。
大黑佛母被封印在山洞內,只能透過自己的使者,也就是後來變成國中生的小妹妹來引領若男還有一行人進入洞窟解除封印,甚至逐漸完成整部影片,以達到擴散詛咒的目的,而這詛咒在擴散過程中,觀眾也會了解佛母被囚的真相,她殘暴嗎?當然,但她是高高在上的支配者嗎?絕對不是,她被人以惡意供奉,當人們發現自己駕馭不了她時,便將其封印,不只囚禁在洞穴,也蓋上遮蔽面容的紅面紗,層層隔離只為削減其法力,直到其只能傳遞訊息外別無作為。
當我們這樣理解,這部影片的作者並非敘事者若男,而是大黑佛母時,那些非攝影機影像例如監視器影像如何被剪入本片之中就得到了一個超自然的合理解釋,關鍵在於讓觀眾更能共感的感受到其中的哀傷與憤怒而不僅是恐怖。
於是片中的咒,除了傳統意義上的詛咒外,也有求援意味在,而這也是《咒》最貼近社會的一點,那就是它講出了一個重點,人們在求援時時常也波及被求援者,求援者的姿態不見得是親和可愛的,更可能是面容恐怖的,他們往往不是那些有餘力製造好形象讓被求援者不那麼害怕的存在,他們披頭散髮,神色悽厲,滿腹怨氣。
他們尤其指責那些「正神」」,那些「男性」,那些有頭有臉的社會人士,為何在他們受磨難時,背過頭去,而非拯救他們?如果說正神要求的是善念與鮮花素果供養,那麼邪神則並非一定是要用邪念與幼童血肉供養,而是因為供奉他們的村民本身就是社會邊緣人,擁有的資源本來就不多,以致於只能用自身血肉供奉,例如牙齒,而最棒的供奉品當然是獻上大有可為的孩子
邪神是吃殘羹剩飯的,如同那些供養祂的人們,久了人們便以為其特愛血腥供品,其實不過是倒因為果,如同若非天道凋敝,又有誰願意易子而食?如果有正路可走,又有誰願意整日走在夜路之上?
而被求援者往往因害怕被波及故而袖手旁觀,視而不見,如同發現徐州鐵鍊女的人肯定不是第一個發現的,用膝蓋想也知道發現的人得面對的是整個村「陋習」(秩序)被挑戰時的憤怒,想想看如果你是一個經過的旅人,發現這種事後在這種荒山野嶺,地方人為了不讓你破壞他們的秩序把你滅口也是很可能的事情,天高皇帝遠,少一個人又如何?
追究下去,整個村的陋習難道就只是基於整個村的村民邪惡而跟社會陳腐的性別觀念以及國家一胎化的歷史政策無關?不正是這兩者運作在一起導致男女比失衡,加諸官員考量這種地方需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使人販敢作殺頭生意因為這之中有大賺頭?
憤怒的女性以其暴虐毀滅一切來復仇,在以其他女性傳遞訊息的同時,也對女性身體產生毀壞的作用,這種關係猶如那些第一線社工有時必須面對的是那些生活困苦因而產生精神問題的社會邊緣人,他們很可憐,但這不代表他們就很無害,他們的憤怒往往會以最直接的方式發洩到接觸他們的人身上而非那些導致他們淪落如此的人,形成一種弱弱相殘的悲劇。
放在若男身上便是她作為被社會關注的,精神有崩潰記錄的母親,在周遭的人看來同時也具有危險性,而在片中體現當然就是那些藉由她而傳播出去的「咒」,於是這時被波及的女性我們不能將其當做女性看,比如將熾熱鐵棒放入口中的志工阿桑或者後來出事的女精神醫生,而是要將其看做對若男不信任的社會中的一員來看,至此大黑佛母與若男的身分便越來越重疊了,表面上來看一個是神,一個是人,但她們都為社會所禁錮,並且都被監管著,於是電影有趣的地方便是逆轉「被監視」這點,將觀看便成一種詛咒的擴散途徑,讓作為社會成為一部分的觀眾一起被詛咒,就片中的話就是,越多人觀看,詛咒力量便會被分散,如果說特定群體的被剝削是來自社會成員的不聞不問的默許,《咒》便是意在逆轉這一點,不再讓女性擔任被慾望的客體,甚至反過來成為慾望的主體,要求觀眾承擔這份責任,讓社會重新成為真正的「共同體」,而非僅止於其表面的宣稱。
現在我們重新理解何以片中若男引導人們「凝視」了,這不只是種豐富觀看體驗的設計,也是一種符合題旨的設計,意識到這點的時候,《咒》自然就不只是一部恐怖電影,它甚至完全恐怖不起來了,如同《咒怨》裡人們理解到和俊雄作為家暴受害者而成為詛咒源頭,至此,《咒》作出了一種人性的堅定姿態,其拒絕將自己當做一種人類難以理解的超自然現象的紀錄片,或者懲罰人們踏入超自然存在擁有的領地的那種電影,即便畫面上若男的肉體消亡,但若男的意志最終被收編在大黑佛母的意志下,完成了這部給觀眾,換言之社會大眾的影片,祂在本片許多地方都加入了劇情片才會有的配樂,使得本片比起「人拍到鬼的偽紀錄片」更像「鬼拍給人看的劇情片」,是鬼要讓人看到這一切而不只是要把人嚇跑,所以片中便沒有太多過激的元素。
進一步的,片中刻意設計邪神要人交出「名」其實也可以看做是一種以牙還牙的報復,因為人們奪走了祂的臉,視其為一具人殺人機器,所以祂便也要人的臉(片中中邪的人往往背對觀眾,隱藏其「臉」),人的「名」,當「名」被奪走,人們的心神在片中也會喪失,接下來就會執行自我毀滅的動作,所以片中其有意以主角一行人,尤其若男為媒介,一步步讓觀眾看到祂的身世背景,甚至知曉其名。
因此若在本片解讀上相信片中一開始若男聽從不那麼專業的心理醫生(完全不顧器質性因素,跟病人講話態度也像友人而非醫師)那套唯心論,認為世界是什麼樣子是根據她內心想法或者她相信什麼,那就大錯特錯,佛母因村人世代供奉而成為邪神,若男因周遭人的懷疑而自恃堅強,逃避自己的脆弱,騙女兒自己早就不害怕怪物,以致於怪物真的出現後她整個人陷入崩潰,而最終觀眾看到的這部影片也非若男一人的作品,而有許多人的參與(例如養父經手修復的地道影片)甚至超自然力量的介入,這不是簡單的信與不信或者個人意志堅定就可以克服的問題,而是你在外位處什麼樣日積月累而成的環境,這個環境的力量大到你個人根本難以抵抗的問題,又或者在內,你的身體有什麼樣的問題,那個問題的力量大到你個人根本難以處理的問題,猶如一個人腿斷了你卻要他儘管努力給腿指令就可以走那般荒謬。
《咒》也許不能挑戰台灣影史最恐怖的電影,但在講述女性作為受害者對加害者們的復仇的方式倒是獨樹一幟,透過懸疑的事件,還有母愛的堅定,它一步步讓觀眾在直面女性的樣貌,撕開「邪神」、「精神病」的標籤,逐漸讓觀眾一睹其真容,這是一齣弱弱相殘的悲劇,探險活動非由若男領導進行,但跟著行事的她卻得承受苦果,詛咒行動非由邪神有所欲求,但順人所願的祂卻得背負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