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一｜從鴉片戰爭到斡旋俄烏戰爭，「東升西降」何以發生？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說法始於2017年，但俄烏戰爭的爆發，或許才是人們對此變局的感受起點。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宣布對烏發起「特別軍事行動」，引發全球驚詫。美國雖在第一時間發起對俄制裁，卻只能動員到傳統盟友：歐洲與印太地區的日韓；多數亞非拉國家既不支持俄羅斯的戰爭立場，也不參與西方組織的聯合制裁，並在一定程度上維繫了與俄羅斯的往來，包括積極響應美國印太戰略的印度。如此現象昭示美國登高一呼的極限：其雖可以對伊朗極限施壓，卻無法在俄羅斯身上如法炮製。

接著是戰爭出現長期化趨勢後，歐美普遍面臨能源與通脹危機，美國便向沙特等海灣產油國發出訊號，希望其主導OPEC+增產、緩解油價，拜登（Joe Biden）甚至為此親訪沙特，與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進行互動。但從結果來看，種種努力皆是徒勞：沙特等海灣國家不僅沒有同意增產，還在與俄羅斯協調後決定減產，到頭來美國既沒有解決問題，還損失了國家威望。

此外伴隨戰爭常態化、中國始終堅守不軍援俄羅斯的原則，美國積極炒作的「中俄威脅論」漸失力道，原本受到禁錮的大國外交開始活絡，地緣秩序的多極化也日趨鮮活：2022年9月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峰會上，習近平與普京（Vladimir Putin）進行俄烏戰爭以來的首次線下會晤，於整合歐亞上別具意義；12月習近平訪問沙特，出席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簡稱「海合會」）峰會，象徵中阿合作進入新紀元。

2023年2月，中國於俄烏戰爭周年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再次強調自己「勸和促談」的政治立場，美國雖對此嚴厲批評，歐洲國家與烏克蘭卻發出不少正面回應；3月10日，沙特與伊朗在北京宣布復交，這一發展暴露美國在中東的今非昔比，西方輿情為此大受震驚；3月20日，習近平訪問俄羅斯，凸顯中俄關係不受戰爭與第三方裹脅；4月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與巴西總統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接續訪華，歐洲自主與去美元化成了熱門話題；4月26日，習近平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通電話，傳遞中國有意斡旋俄烏衝突的訊號，為戰爭終結帶來可能曙光。

上述事件，先後構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樣貌地景。而從國際政治的流變來看，變局的啟動，早在俄烏戰爭前便已開始。

首先，由上述事件可見，中國雖是變局裡的要角，卻不是唯一拒絕屈從西方的國家。此一現象反映的，是推動變局的重要力道：東方的再崛起。

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挾其船堅砲利航向全球，亞非拉地區就此被殖民與侵略籠罩，中國經歷了鴉片戰爭以降的動亂屈辱，日本則在黑船叩關、明治維新後，臨摹起殖民者的強取豪奪。數百年來，從日不落帝國到兩次世界大戰，再到美國獨霸全球，世界霸權多次交替，「東方從屬西方」的權力格局卻基本未變，西方長期佔據世界權力體系的核心，其發展模式及制度也被東方視作現代化的最佳範本。

然而伴隨歷史遞進，西方漸露發展疲態。在經濟場域，由於實體經濟自西方大量出走，歐美各國又放寬金融管控，資本紛紛流向金融領域，歐美實體經濟日漸虛化。而金融經濟的持續成長，推動了企業債務的連帶擴張，金融、保險和房地產部門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也逐漸凌駕製造業；金融泡沫的持續增生，更是導致金融風暴、債務危機的息而復起，美國已成全球最大債務國，東亞的中國和日本便是其主要融資國家。

與此同時，實體經濟出走東方，帶動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成長，包括傳統的東亞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台灣、日本）、新興工業化國家（匈牙利、印度、埃及）、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巴西、墨西哥），以及施行改革開放的中國，都被先後整合至國際經濟與分工價值鏈，中國更是把握到了發展脈動，從世界工廠逐步走向最大市場，並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而上述趨勢的持續遞進，催生許多整合區域與市場的「東方項目」，例如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2006年成立的金磚國家集團、2013年問世的「一帶一路」倡議、2016年開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22年正式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由新興國家主導的國際組織和全球合作機制不斷湧現。

而在發展路線場域，冷戰的結束並未帶來歷史終結，倒是讓西方模式與制度逐漸走下神壇。

首先，經濟成長的趨緩與停滯，導致西方應對治理與發展赤字，不再如過往般游刃有餘：當第四次科技革命衝擊勞動力市場，傳統就業模式面臨解體，西方苦苦掙扎；發生新冠疫情等突發危機時，其也只能先經歷一波大規模殘酷天擇，再臨摹東方的管制路線。

與此同時，對於經濟的停滯與衰退，西方民眾不是毫無知覺，而是在出路難尋下，選擇將怒氣轉嫁到了政治精英身上，導致西方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再崛起。在此氛圍下，「身份政治」佔據主流地位，政黨政治嚴重失靈，反全球化、反移民、反自由貿易的輿論聲量漸起，但這般政治「右轉」往往只能催生激進的政治明星，而無助解決西方的深層問題。

到頭來，西方模式的失靈加劇了東方覺醒，西方社會的文化內戰，更是嚴重掏空「價值觀外交」、「普世價值」的號召力，最明顯案例便是中東國家不顧西方所謂「新疆種族滅絕」敘事，堅持要與中國深化合作。如今的東方面對西方，已不再是全然的從屬與跟隨心態，而是有意掌握發展主動，在行動上更加積極有為，在心態上更加自信平視，「東升西降」已非純然的經濟現象，而是要對西方範式進行祛魅與精神造反。

綜上所述，此次大變局之所以「百年未有」，西方的衰落堪為關鍵。而這一趨勢又與中美競爭的脈動合流，推升了中國崛起、美國衰退的此消彼漲。

在經濟場域，美國難阻實體經濟出走，只能日漸依賴金融經濟粉飾太平，但中國等貿易順差國藉著外匯收入大量投資美國債券，壓低美國國債收益率和與之相關的關鍵利率，最終刺激了美國各類資產價格的上漲，以及金融槓桿率的水漲船高，美國由此深陷經濟金融化的泥淖，金融風暴也成為難以克服的不定時炸彈。

在此氛圍下，「去美元化」在近年引發不少討論，「人民幣結算」也連帶成為話題，並且逐漸付諸實踐。2022年12月習近平訪問沙特時提到，中國與海合會國家應充分使用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的平台，展開油氣貿易人民幣結算；3月29日，中國海油與法國石油公司道達爾能源在上海達成第一筆以人民幣結算的進口液化天然氣採購交易；4月26日，阿根廷經濟部長馬薩（Sergio Massa）稱，阿根廷將停止用美元支付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改為用人民幣結算。

對尋求去美元化的國家而言，其一來是想降低國家自身的金融風險，因為美國次貸危機曾經引發全球金融風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也多次導致發展中經濟體的貨幣崩潰和金融不穩定；二來是想降低被制裁的殺傷力，畢竟美國出於政治原因，曾先後利用SWIFT制裁朝鮮、伊朗與俄羅斯。而人民幣身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又有中國龐大市場與購買力的優勢支撐，自會成為不少國家的避險選項。

當然，即便各國「苦美元已久」，希望分散風險，美元依舊是全球最強勢貨幣。此一現象凸顯了變局的發展階段：「東升西降」是趨勢，但「西強東弱」仍是現實。簡言之，中國確實正在崛起，但美國仍是世界第一強權；然儘管美國是第一強權，國際秩序的多極化也已無可避免。

以俄烏戰爭爆發前後的時空為例，世界各國面對美國動員，從亞非拉地區乃至歐洲大陸，都出現了程度不一的自主呼聲。在中東，沙特為首的海灣國家既不參與對俄制裁，也不配合美國需求進行石油減產，沙特更與伊朗在北京宣布復交，無聲宣告中國在中東已非過客，而是有力參與者；在歐洲，德法等國並不回應美國「對華脫鉤」的呼喚，而是希望深化對華經貿；面對棘手的烏克蘭問題，法國方面更是傳出馬克龍已派外交顧問博納（Emmanuel Bonne）與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進行對接，攜手制定俄烏雙方可作為未來談判基礎的框架，如果一切順利，俄烏最快可在今夏開展談判。

對上述各國來說，抗拒美國的用意並非「倒向中國」，而是美國的無理要求實在與其國家利益不符，且如今的美國今非昔比，在提供利益與公共財上不如過往揮金如土，在祭出懲罰與威嚇措施上不似過去傷筋動骨，各國但凡有反抗的把握，都不會選擇繼續屈從。

由這一視角來看，崛起的中國便是「反抗的把握」，讓各國在布局對外政策上擁有更多選項，在抵禦美國懲罰上更有防禦本錢。故沙特也好、法國也罷，各方之所以在某些議題上選擇與中國合作，並不是為了在中美鬥爭中選邊，而是恰恰想從美國劃定的陣營歸屬中解放，掌握推進國家利益的主動權。

從遭遇鴉片戰爭，到如今擁有斡旋俄烏戰爭的資格，中國的探索與積累跨越百年。在此期間，其由東升西降的一員，逐步成長為推動變局的中流砥柱，並與作為變局重要節點的俄烏戰爭，產生必然的互動與聯繫。從這一視角來看，俄烏戰爭既是東升西降下，俄羅斯挑戰美國的總爆發，也是加劇變局的歷史關鍵，既讓中國更加有為，也讓多極格局更加清晰。到頭來，這不僅是中國的百年變局，也是世界的百年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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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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