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房間》甫開場,控辯雙方各陳,試圖推導真實的可能性,以埋屍現場早已呈現深褐色的血衣作為有罪證據,或以嫌疑人從未有過不良紀錄(甚至連一隻螞蟻都不敢殺死)作為無罪推論,陪審團、現場旁聽的「觀眾」、隔著銀幕的「觀眾」,或許這時會冒出一個奇異的念頭──如果一個人真的連一隻螞蟻都不敢殺,他肯定有點奇怪,有點變態吧?
而當我們開始以被動接收到的二手資訊,作為推論事實的根基,或甚被控辯兩方的激情演出給渲染時,在那一刻,我們都按下了登入紅色房間的按鍵。
電影前半段的一顆鏡頭,導演帕斯卡普蘭特(Pascal Plante)將鏡頭由整個法庭的全景畫面,以極緩慢的速度推軌至女主角凱莉安面前,鏡頭裡的凱莉安不做任何事,就是死盯著坐在玻璃牆面圍繞的被告席上的嫌疑犯,此時的法庭陳述逐漸消音成為聽不清的恍惚背景聲,陰冷懸疑的配樂進入,放大變得刺耳。
這顆鏡頭最有趣的是,導演在凱莉安身旁安排了一位穿著奇異、極為視覺系的女性,試圖混淆觀眾的注意力。隨著鏡頭特寫上凱莉安的臉,觀眾才能再次確認此片的主角,以及即將看見的視角會落在誰的身上。
觀眾看著凱莉安,在科技光所渲染的銀藍色房間裡吃食運動、下注博弈;凱莉安將自己化名為夏洛特夫人,走進暗網往那紅色房間裡死命地窺看。
觀眾理所當然地將視角放在凱莉安身上,而當我們被導演的安排影響了觀影路徑的同時,如果以一種後設的思考,再回頭觀看導演的鋪排,或許導演是有意地讓身為觀眾的我們也成為另一個夏洛特夫人,或是承認自己就是夏洛特夫人。
關於「夏洛特夫人」的取名由來有二,第一點當然是凱莉安在暗網上與賣家互動時的帳號名稱(請見《紅色房間》你也看了那場殺人直播嗎?),第二點則是她的電腦桌布。
電腦桌布上的畫作《夏洛特夫人》出自維多莉雅時期的著名藝術家約翰.阿特金森.格里姆肖(John Atkinson Grimshaw),其作畫風格以寫實聞名,尤其對光影的明暗掌握,以及寫實中創造出的魔幻風格,使格里姆肖的作品在百家爭鳴的維多利亞時期,仍極具代表性。
然而繪畫作為一種再現真實的藝術形式,在攝影術發明的 1893 年,開始備受考驗。而格里姆肖並未因此自困,反而運用攝影技術,將影像投影在畫布上,進行勾勒線條的草稿。格里姆肖將攝影術應用在作畫上,使其揉雜了真實與魔幻的繪畫技巧,再提升了一個層次。
在《紅色房間》接近片尾的一幕,凱莉安終於買到名為「卡蜜拉哭哭之夜」的第三部受害女生影片,看完影片後的凱莉安半躺在電腦桌前,模樣欲死,正巧與桌面上的《夏洛特夫人》呈現出一樣的形象與姿態。
格里姆肖在影像的真實質地上,以繪筆添加魔幻的解讀空間;普蘭特再以《夏洛特夫人》當成全片的基底,再次以攝影術複製了部分的真實。而這個複製下來的「部分真實」,其實就是電影藝術的機制:全都看似真實,但始終並非全然的真實。
所以我們看電影,解讀電影裡的世界,也是透過一樣的機制再製了真實。同樣地,格里姆肖的《夏洛特夫人》、普蘭特的《紅色房間》,暗網世界的罪、真實世界的惡,皆是呈現了部分的真實,但依然不能稱之為「全部」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