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近一次更新是在2023/10/30)
作者:陳華夫
在1840年,中國橫遭
鴉片戰爭之禍,被
英.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的「船堅炮利」,衝開了明朝實行的近200年海禁政策,也開啟了百年來世界列強任意宰割中國的血淚歷史。
葛兆光說:「特別是1895年中國被日本所敗,在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覺下.中國開始按照西方的樣式追求富強.走上了向西轉的不婦路,由此激蕩出現代中醫的種種思想。(《中國思想史 全三卷》,第1214頁)
法國
拿破崙有句名言:「中國是一隻沉睡的獅子,一旦覺醒將會震驚世界!」,但這隻睡獅不僅沒有睡醒,還悲慘的淪為
東亞病夫。但
拿破崙的名言百年後應驗了,中國1978年
文革後的
改革開放,贏得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贏得舉世的目光。
東亞病夫睡獅翻身躍起為
中國崛起。
但西方的主流觀點,
民主與
自由是對人民有益的普世
價值,卻值得商榷,例如,若我們問,什麼才是最價值的政治制度?
安德烈斯基教授回答說:「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同意
柏拉圖的觀點,即最好的制度應該是最聰明和最善良的人來統治,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能夠找到一種可行的方法來實現它。」(《
作為魔法的社會科學》(1972),第229頁)
怎麼說呢?
事實上,
科學並非
工業革命發生的
前提;
韓毓海在
《五百年來誰著史》第369頁說:「
工業革命與歐洲
科學技術發達的關係更難關連起來─因為無論機械紡織機還是蒸氣機的發明都不是什麼”科學家”,而是出身低賤、”文化程度”的體力勞動者。」,他並在第371頁,引用
卡爾·波蘭尼的
《大轉型:我們現代的經濟與政治起源》的話:「自然
科學對工業技術的決定性貢獻要在一個世紀之後才出現,而那時
工業革命早就結束了。對橋樑或運河之實際建造者及機械、引擎的實際設計者來說,今天被稱為自然科學基礎的關於自然的一般法則和知識完全沒用。特爾福德,土木工程師協會的創始人及終身領導人,拒絕了讓那些研究物理學的學者們的入會申請....。」
首先,中華文明發展出人類上最龐大的中央集權
官僚制度,是有地理(
黃河氾濫與治理)與氣候(
十五英寸(381毫米)等雨線)的原因。
黃仁宇如此寫:「黃河常常會塞滿,溢出堤防,造成難以計算的生命財產損失。只有一個統一所有資源,同等對待各方的中央集權政府,才能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解除人們面臨的常態威脅。大自然所加諸的要求,讓中國注定早而持久的統一。....所謂的十五英吋等雨線,從東北東部內陸開始,穿過長城中部,彎向西南方,將中國內陸和青海、西藏劃分成兩邊。在這條線東南方,....農業興盛....在這條線以西及北方,....游牧民族....到了公元前,游牧民族入侵已成為嚴重問題,因此才會把北方個別建造的防禦工事連成綿延不斷的長城,秦始皇也因此名垂青史....國防成為早期就建立中央集權政府的另一項強制因素。」(見《
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第371-3頁)
所以,中國從
秦始皇開始背負了這個脫不掉的
官僚制度包袱,又由於地域遼闊,各地的風土人情差異鉅大,中央的統一政令及稅收,落實到地方,就得
酌情辦理,便宜行事。所謂
帝王駕馭術的法家
韓非子《二柄》:「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的賞罰兩把刀,完全處理不了這種微妙的中央與地方治理矛盾。
周雪光如此解釋:「(中華)帝國的架構包容了多元文化和地域間不平衡發展,更加重了規模之累效應和治理困難。我將這一困難表述為“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間的矛盾,即“號令自中央出”的中央集權體制與遼闊國土上地方性差異間的矛盾,前者趨於權力、資源向上聚斂,而後者要求更多的靈活性和自由裁量權以實現有效治理。」(見
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 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歷史線索)
他還細緻描寫中、美的
腐敗之異同:「當代中國政治經濟中的
腐敗狀況與美國在“鍍金時代”的
腐敗狀況有些類似。....美國歷史上的“鍍金時代”同時也是
腐敗氾濫的時代,尤其是19世紀下半葉,更是被稱為“盜竊橫行的時代”,因為在這個時期,政治體制充斥著唯利是圖的企業主和政客,他們的政治機器不斷地壓榨經濟,盜竊誠實正直的公民的財富。」(第377頁)
(筆者按:
鍍金時代(Gilded Age),處於
美國歷史中
南北戰爭和
進步時代之間,時間上大概是從1870年代到1900年。這個名字取自
馬克·吐溫第一部
長篇小說,諷刺
南北戰爭之後的充滿貪婪和政治
腐敗的
美國政府。)
他並揭露了美國
民主政治機器的
腐敗:「簡而言之,美國的政治機器就是一個政商聯盟,首要目的是控制地方政府,然後實現這個組織及其支持者的政治、經濟目標。從根本上講,這種形式的政治也是以追求利益為目的的。政客追求的是權力和“誠實賄賂”。」(第379頁)「在機器政治中,只要私營部門願意為操縱政治機器的“老闆”們輸送政治獻金,這些“老闆”們就願意保護私營經濟。所以,雖然機器政治具有唯利是圖的本性,但有可能推動政治與商業建立起合作的關係,促進經濟增長,所以這種制度比盜賊統治優越,也比無政府主義和掠奪性
腐敗優越。」(第385頁)
他最後比較了中、美的
腐敗:「中國的
腐敗也沒有組織性,這種情況與美國非常相似....,中國的
腐敗只涉及個別官員、小集團、個別機構,或者相互勾結的官員、企業主和黑社會,這些腐敗分子基本上是獨立運作的,沒有出現系統性
腐敗的跡象。換句話講,只是黨政機關內部的個別人利用權力謀求私利,到目前為止,整個中國政府還沒有墮落成為掠奪工具,
腐敗仍然具有離散性。」(第387頁)
本質上,真正藏在
合理化底層
記憶機制是
確認偏誤(─即無視相左的證據,卻盲目擁護自己既有的、「正確」的
道德價值觀)。在此種意義上,
確認偏誤是
思想的
免疫機制(─即一旦偵測到與自己
意識形態有相左的
道德價值,立即將之消滅)。
針對盲目保護自己
道德價值觀的
確認偏誤,
大衛·羅布森在《思維的精進》(The Intelligence Trap智力陷阱)一書中說:「科學家用“
動機性推理”這一術語來描述這種情緒化、自我保護性的思考方式。」(頁54),及「只有當結論符合預定目標時才運用頭腦的一種無意識傾向。它可能包括證實性偏見或自我中心偏見(優先尋找及記憶適合我們目標的資訊),以及非證實偏見(尤為懷疑並不符合我們目標的證據的傾向)。」(頁248)
而所謂
動機性推理即推理過程(資訊選擇和評估、記憶編碼、態度形成、判斷和決策)受到動機或
目標的
影響。動機是個人想要達到的最終狀態。這些目標的理論化數量很多,但政治學家主要關注兩大類動機:準確性動機(想要「正確」或「正確」的願望)和方向性或防禦性動機(保護目標的願望)或支持預定的態度或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