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

檢舉內容

世界主流「反中」觀點的背後真相─美中關係（1）

作者：陳華夫

本文的寫作體例是使用「超連結文體」─即普遍提供術語的超連結之網上查詢、論證邏輯力求容易理解、及翔實的註腳（參考文獻）─來增加文章的可讀性，幫助知識分子追求知識。（見拙文提高文章「可讀性」及「點閱率」之秘訣─文學與藝術（22））落實美國知名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所說的：「說真話和揭露謊言是知識分子的責任。」(見〈知識分子的責任〉諾姆·喬姆斯基，1967)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何越（英國社會學者）在2020/11/27日，發表了他的專欄文章：英國自民黨前黨魁凱布爾爵士的新書如何看待中國？（按：文斯·凱布爾爵士新書指的是《中國：參與！：避免新的冷戰》（英文）文斯·凱布爾，2020。）何越文章開頭寫了段令人玩味的話：「此書寫在大選之前，難得一見地為中國辯護。用辯護一詞，是相對英國的政治氣氛而言；而從我個人觀點而言，此書不左也不右，而是『以中間立場描述和判斷了一個與西方主流觀點不同的中國形象與未來』。」此段話道盡了近幾十年來，因為中國崛起所激發的西方主流反中觀點之盛行與不可動搖的地位。（見西方對中國的誤解：三個基本誤解 ）

胡適引用南宋大儒呂祖謙的名言：「善未易明，理未易察」。道德的善與惡及理性的真理總是越辯越混淆（本文後面深度分析）。通常，識時務為俊傑，是明哲保身之道。但也有例外，如韓愈違逆當時朝廷主流的佛家思想寫＜論佛骨表＞，廣徵博引，説古論今，堅決反對唐憲宗拜迎佛骨之迷信之舉。如今文斯·凱布爾爵士違逆西方主流，出書戳力平反西方反中觀點的迷信，顯示了一流思想家不媚俗的道德勇氣，思之令我感佩。

在1840年，中國橫遭鴉片戰爭之禍，被英．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的「船堅炮利」，衝開了明朝實行的近200年海禁政策，也開啟了百年來世界列強任意宰割中國的血淚歷史。法國拿破崙有句名言：「中國是一隻沉睡的獅子，一旦覺醒將會震驚世界！」，但這隻睡獅不僅沒有睡醒，還悲慘的淪為東亞病夫。但拿破崙的名言百年後應驗了，中國1978年文革後的改革開放，贏得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贏得舉世的目光。東亞病夫睡獅翻身躍起為中國崛起。

然而，東亞病夫的刻板印象，一百多年來牢不可破的崁入西方的主流反中觀點裡，當中國崛起時，東﹑西方的輿論如鴕鳥般把頭埋在沙中，拒絕承認；各式各樣的《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2001年）及「中國威脅論」，如雨後春筍，歷久不衰；就連學術嚴謹的經濟史也開始探討：中國的改革開放真的是奇蹟嗎？還是歷史曇花一現的偶然？真相到底如何？

本文將澄清世界主流反中觀點的背後真相，以落實美國知名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所說的：「說真話和揭露謊言是知識分子的責任。」(見〈知識分子的責任〉諾姆·喬姆斯基，1967)

細檢討中西反中觀點的深層邏輯，不外乎是：中國腐敗獨裁的官僚制度持續摧毀中國的科學、工業革命、民主、自由、人權、生活幸福，終將崩潰裂解。但凡是讀過我的長文─ 全球大棋局戰略博弈下的美國霸權─深度政經分析（3）─的讀者就會發現，這些反中觀點或多或少在執行美國霸權兵不刃血的「道德戰」─即科學、工業革命、民主、自由、人權、生活幸福之戰。

但西方的主流觀點，民主與自由是對人民有益的普世價值，卻值得商榷，例如，若我們問，什麼才是最價值的政治制度？安德烈斯基教授回答說：「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同意柏拉圖的觀點，即最好的制度應該是最聰明和最善良的人來統治，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能夠找到一種可行的方法來實現它。」（《作為魔法的社會科學》（1972），第229頁）

蘇聯解體的主因來自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民主化，而隨後的俄羅斯施行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導致經濟更為惡化。大衛·科茨教授如此寫到：「在 1970 年代中期，蘇聯經濟表現明顯惡化。經過十年的小幅調整未能改善經濟表現，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新領導層開始了重大結構改革的道路，其目標是實現蘇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改革。然而，戈爾巴喬夫和同伙卻意外的發現，一系列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改革創造了一個新聯盟，以支持用資本主義取代社會主義．．．．並且此新聯盟事實上幾乎在 1991年已具體成形，但在新聯盟中佔主導地位的俄羅斯卻發現只有將俄羅斯與其他成員國分開才能鞏固其權力。這就意味著新聯盟的崩潰與終結。」（見《Revolution From Above_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David Kotz and Fred Weir (1997)，第4-5頁）

東、西方經濟史家都在探討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經濟奇蹟的原因，西方中心主義者及美國例外論者認為在中國文化（如官僚制度等）的影響，中國就沒有西方的科學、及工業革命，中國就沒有西方的「船堅炮利」，中國就矮了一截。但這種以「文化差異」來歸因歷史事件，是廉價的文化決定論。（見（文化的影響巨大：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的進步）（2000））

文化決定論是後見之明─即指當事件發生後，誇口正如自己所料，是廉價歷史哲學或歷史觀；當科學、工業革命在中國缺席，就歸因於西方沒有中國獨有的龐大獨裁的官僚制度，當改革開放經濟奇蹟出現，就歸因於西方沒有中國獨有的「中國特色（模式）」，然後羅列各種歷史證據，自圓其說，這是典型的「先畫靶心，再瞄準靶心打靶」的歷史研究。最直接的反駁即是：貪污腐敗的官僚制度至今長存中國，為什麼仍然中國崛起，沒有崩潰呢？（《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美]魏德安，2013）

中國東亞病夫的刻板印象還可以溯源到李約瑟難題，英國學者李約瑟在193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他提出：「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簡單的說，李約瑟難題即是近代中國為何沒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

令人意外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竟然也回應了李約瑟難題，他在在1953年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在西方科學之中，因為有希臘哲學家發明的歐式幾何之形式邏輯，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演變來的系統性實驗之西方科學。但是在我看來，這兩者是古代中國的賢哲所沒有，所以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是在意料之中。」（見愛因斯坦的看法）

更令人吃驚的是，愛因斯坦的一句隨口竟然被中西方思想界奉為回答李約瑟難題的圭臬。其實，它根本站不住腳。

怎麼說呢？

若中國沒歐式幾何，真的妨礙了科學，而落後於西方。那為何改革開放後，中國還是沒歐式幾何，卻能發展出太空科學的天宮太空站超越美國呢？並且，很顯然的，中國沒有科學的原因也不是被宣染的獨裁的官僚制度；因為改革開放後，獨裁的官僚制度並沒有消失，中國卻發展出太空科學。同樣的，其原因更不是另一被宣染的中國儒家之思考方式，理由很簡單，若中國儒家之思考方式真的在民國初年妨礙了工業革命的科學發展，它為什麼沒有妨礙當今的中國太空科學發展？

事實上，科學並非工業革命發生的前提；韓毓海在《五百年來誰著史》第369頁說：「工業革命與歐洲科學技術發達的關係更難關連起來─因為無論機械紡織機還是蒸氣機的發明都不是什麼”科學家”，而是出身低賤、”文化程度”的體力勞動者。」，他並在第371頁，引用卡爾·波蘭尼的《大轉型：我們現代的經濟與政治起源》的話：「自然科學對工業技術的決定性貢獻要在一個世紀之後才出現，而那時工業革命早就結束了。對橋樑或運河之實際建造者及機械、引擎的實際設計者來說，今天被稱為自然科學基礎的關於自然的一般法則和知識完全沒用。特爾福德，土木工程師協會的創始人及終身領導人，拒絕了讓那些研究物理學的學者們的入會申請．．．．。」

於是，關鍵就是歐式幾何、科學、工業革命、太空科學、及新興科技之發展時間軌跡及因果關係複雜，都極其複雜難解，根本無法據以回答李約瑟難題。但有媒體視頻：中國的基因有問題嗎？及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中國如何由盛而衰，又將如何由衰而盛？〉都拿中國過去500年科技不如西方來說事，認為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獨裁的官僚制度，或中國缺乏民主及自由之道德價值，卻不知不覺呼應了西方的主流反中觀點。
雖然李約瑟難題造成中西方思想界不同的對立觀點，但隨著中國崛起，很明顯的，西方雖在科技發展方面佔得先機，中國卻因此反而有科技發展的後發優勢，正如美國哈佛大學的約翰·F·甘迺迪政府學院的艾利森教授在〈偉大的科技競爭：21世紀的中國與美國〉報告的第2頁說：「中國在21世紀已成為基礎技術的重要競爭對手：人工智慧（AI）、5G、量子科技資訊科學 (QIS)、半導體、生物技術〔─基因編輯技術〕、和綠色能源。在一些比賽中，它已經成為第一。在其他比賽中，按照目前的軌跡，它將在未來十年內超過美國。」（詳細，請看拙文中美博奕大戰略之中美尖端高科技爭霸的真相─科技與智慧（36）

《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二十多年前就高高撐起反中觀點的主流大旗。作者章家敦寫道：「有個（起死回生的）良方—即「民主」，但並非中國人或朝鮮人的那種「民主」，只有西方人的「民主」才可避免絕對的獨裁所導致的絕對腐化．．．．正如江澤民所說的那樣，國民黨因腐敗而垮台，共產黨因腐敗而迅速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2001年，第221頁）

所以，反中觀點大力宣染西方的民主是醫治中國腐敗及獨裁的官僚制度之良方。那本文就仔細探討這個反中觀點。（詳細，請看拙文中國威權主義優於美國民主，見證了中國崛起往上升美國霸權走下坡─深度政經分析（6））

首先，中華文明發展出人類上最龐大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度，是有地理（黃河氾濫與治理）與氣候（十五英寸（381毫米）等雨線）的原因。黃仁宇如此寫：「黃河常常會塞滿，溢出堤防，造成難以計算的生命財產損失。只有一個統一所有資源，同等對待各方的中央集權政府，才能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解除人們面臨的常態威脅。大自然所加諸的要求，讓中國注定早而持久的統一。．．．．所謂的十五英吋等雨線，從東北東部內陸開始，穿過長城中部，彎向西南方，將中國內陸和青海、西藏劃分成兩邊。在這條線東南方，．．．．農業興盛．．．．在這條線以西及北方，．．．．游牧民族．．．．到了公元前，游牧民族入侵已成為嚴重問題，因此才會把北方個別建造的防禦工事連成綿延不斷的長城，秦始皇也因此名垂青史．．．．國防成為早期就建立中央集權政府的另一項強制因素。」（見《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第371-3頁）

所以，中國從秦始皇開始背負了這個脫不掉的官僚制度包袱，又由於地域遼闊，各地的風土人情差異鉅大，中央的統一政令及稅收，落實到地方，就得酌情辦理，便宜行事。所謂帝王駕馭術的法家韓非子《二柄》:「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的賞罰兩把刀，完全處理不了這種微妙的中央與地方治理矛盾。周雪光如此解釋：「（中華）帝國的架構包容了多元文化和地域間不平衡發展，更加重了規模之累效應和治理困難。我將這一困難表述為“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間的矛盾，即“號令自中央出”的中央集權體制與遼闊國土上地方性差異間的矛盾，前者趨於權力、資源向上聚斂，而後者要求更多的靈活性和自由裁量權以實現有效治理。」(見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 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歷史線索)

於是就衍生了所謂官場的《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貪污腐敗的官員得以欺壓百姓的權力尋租與投機倒把。例如，改革開放之初，生產資料緊俏，為了計劃經濟順利轉軌市場經濟，而引入所謂價格雙軌制─即物品價格採用兩套定價系統，因而造成一些國營企業內的高管，低價買入，再高價賣出的官倒的腐敗。

魏德安（Andrew Wedeman）這樣寫官倒的腐敗：「中國的改革紅利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原來價值遭到人為低估的國有資產在市場定價機制下的自然價值回歸，另一個是經濟改革過程創造的大量新財富。改革期間，這些改革紅利主要遭到了兩個群體的瓜分，一個是控制資產轉移過程的官員，這些人掌握著資源從國家到市場的分配，另一個是仍然在市場中創造巨額財富的人。（《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美]魏德安，2013，第409頁）

他還細緻描寫中、美的腐敗之異同：「當代中國政治經濟中的腐敗狀況與美國在“鍍金時代”的腐敗狀況有些類似。．．．．美國歷史上的“鍍金時代”同時也是腐敗氾濫的時代，尤其是19世紀下半葉，更是被稱為“盜竊橫行的時代”，因為在這個時期，政治體制充斥著唯利是圖的企業主和政客，他們的政治機器不斷地壓榨經濟，盜竊誠實正直的公民的財富。」（第377頁）
（筆者按：鍍金時代（Gilded Age），處於美國歷史中南北戰爭和進步時代之間，時間上大概是從1870年代到1900年。這個名字取自馬克·吐溫第一部長篇小說，諷刺南北戰爭之後的充滿貪婪和政治腐敗的美國政府。）

他並揭露了美國民主政治機器的腐敗：「簡而言之，美國的政治機器就是一個政商聯盟，首要目的是控制地方政府，然後實現這個組織及其支持者的政治、經濟目標。從根本上講，這種形式的政治也是以追求利益為目的的。政客追求的是權力和“誠實賄賂”。」（第379頁）「在機器政治中，只要私營部門願意為操縱政治機器的“老闆”們輸送政治獻金，這些“老闆”們就願意保護私營經濟。所以，雖然機器政治具有唯利是圖的本性，但有可能推動政治與商業建立起合作的關係，促進經濟增長，所以這種制度比盜賊統治優越，也比無政府主義和掠奪性腐敗優越。」（第385頁）

他最後比較了中、美的腐敗：「中國的腐敗也沒有組織性，這種情況與美國非常相似．．．．，中國的腐敗只涉及個別官員、小集團、個別機構，或者相互勾結的官員、企業主和黑社會，這些腐敗分子基本上是獨立運作的，沒有出現系統性腐敗的跡象。換句話講，只是黨政機關內部的個別人利用權力謀求私利，到目前為止，整個中國政府還沒有墮落成為掠奪工具，腐敗仍然具有離散性。」（第387頁）

因此，魏德安與章家敦的反中觀點本質上的不同是：魏德安不認為民主是治療腐敗的良方，更不會據此一廂情願的預測中國會因腐敗而迅速崩潰。（見華春瑩引用張愛玲金句諷刺民主 蔡詩萍：華美袍子若是用來嘲諷美國，那中國呢？）

民主、自由、及正義（─即公平分配，腐敗是其反面）雖是傳統倫理道德學的課題，但美國知名的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認為道德評價是先來自人們的直覺─即不需思考，直接出現的感覺、信念或者偏好，再由人們的理性自圓其說的合理化。（見《上正義之心：為什麽人們總是堅持"我對你錯”》(2014 )）

但西方思想家奉為思考最高圭臬(準則)之理性與合理化，在20世紀到來，卻崩塌了。理性光環的首次掉漆來自諾獎得主赫伯特·西蒙提出有限理性─即理性的思考受到環境與時間的影響，並不具普遍性。這是砍向理性的第一刀。數學家哥德爾砍了第二刀，他的哥德爾不完備定理證明了，任何形式化的公理系統（如上述的歐式幾何）及羅素和懷德海的《數學原理》都會陷入尷尬的兩難：要嘛是非自洽(non self-consistent)，要嘛是非完備（─即存在一些數學真理不能由此系統推理演繹出來)。（見形式邏輯的不完備性，及《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Douglas Hofstadter，（1999），中譯版：《哥德爾、艾舍爾、巴赫：集異璧大成》）

最後砍向理性一刀的是佛洛伊德所說的合理化，它通常是替人們的一廂情願自圓其說，具體的例子就是羅列各種歷史證據，「先畫靶心，再瞄準靶心打靶」之廉價的文化決定論。因此，章家敦的崩塌理性根本無法不矛盾的論述民主、自由、及正義，只能墜入幼稚的反中觀點。

本質上，真正藏在合理化底層記憶機制是確認偏誤（─即無視相左的證據，卻盲目擁護自己既有的道德價值觀)。在此種意義上，確認偏誤是思想的免疫機制（─即一旦偵測到與自己意識形態有相左的道德價值，立即將之消滅)，正如反中觀點者義無反顧的口誅筆伐，消滅中國腐敗及獨裁的官僚制度之幼稚行為。（深度分析記憶機制，請看拙文什麼是「記憶」？如何「記憶」？「記憶」的本質？─開悟的本質（3））

但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霍夫施塔特認為：「偏執頭腦的人們總是把世界看成善與惡的生死鬥爭，若不徹底消滅邪惡魔鬼，就越發偏執。」（見《美國政治中的偏執》（理查·霍夫夫施塔特 ）(1964)），及《金融時報》的文章：要治癒美國的偏執風格並非易事）

當西方中心主義成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中國崩潰論及中國威脅論順理成章的變成主流的「政治正確」的反中觀點。如今文斯·凱布爾爵士違逆西方主流，出書戳力平反西方反中觀點的迷信，顯示了一流思想家不媚俗的道德勇氣。人類社會，不管東西方或中國，都應該鼓勵及培養能夠克服確認偏誤、有智慧、不媚俗的一流思想家，人類的知識才得以遠離偏執的增長。(何謂思想家，詳細，請看拙文什麼是「思考」？如何「洞識」？何謂「思想家」？─開悟的本質（2）)

肯尼斯·彭慕蘭寫的《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之形成) Kenneth Pomeranz (肯尼斯·彭慕蘭) ，（2009）《中譯版：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

韓毓海的《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增訂本）， 韓毓海，（2010/09/01）》。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文化的影響巨大：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的進步），Editors（編輯者）:Lawrence E Harrison (勞倫斯·E·哈里森)and Samuel P Huntington (塞繆爾·亨廷頓)，（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