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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帶來的腐敗

Michael J.Sandel提過三個關於金錢如何影響道德判斷的例子。

第一個是關於瑞士的核廢料。瑞士是個重度依賴核電的國家，他們核能佔總發電量的40%左右（台灣只有10％上下），而全世界使用核電的國家都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沒有任何地區願意接受核廢料。

經過評估，有一個僅有2100名居民的小村莊被列入可能貯放的地址，經濟學家在那裡進行調查：「如果國會決議在此興建核廢料貯存設施，你們是否接受？」

出乎意料的，有51%的居民願意為了國家、為了自己的公民義務而接受核廢料，於是經濟學家又問了下一題：「如果興建貯存設施會額外每年提供補償金，你們是否接受？」當年是1993年，補償金的金額大約是每年8700美元，這金額已經超過多數家庭的月收入，大家可以猜猜，同意的居民比例變成多少？

答案是25%。多了補償金，同意人數卻比原本還少了一半。而在反對的人中，有83%的居民表示，選擇了核電，那接受核廢料就是公民義務，他們接受不是因為金錢，也不會被金錢收買。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以色列的捐款實驗，以色列高中生會在每年的「捐款日」組隊，為了諸如癌症、身障兒童等社會議題挨家挨戶地募款，經濟學家們找了三組高中生，他們對第一組學生進行一場激勵的演說，對第二組學生提供募款金額的1%當獎金，對第三組學生提供募款金額的10%當獎金。

如果我們都是經濟動物、都只追求物質生活的話，那想必是獎金最高的第三組可以募到最多金額吧？結果出爐，第三組的確比第二組高，但募款金額最高的，卻是完全沒有獎金、單純帶著一顆善良的心出發的第一組，他們比第三組多了9%，比第二組多了55%。

最後一個例子，是關於某間家長們總是遲接小孩的托兒所，為了降低家長遲到的比率，托兒所對遲到的家長處以罰款，結果，遲到的比例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將近一倍，因為家長們開始把罰金當成是他們願意支付的「遲到費」，忽略了原本的責任感。

更慘的是，12個禮拜後，由於遲到人數不減反增，托兒所決定取消罰金，但遲到的人數卻一直停留在最糟的水平，始終沒有減少。

Sandel為此下了兩個結論：

一、真正有價值的，是公民的道德心跟責任感，即使從經濟學的角度，培養公民的道德心跟責任感都更符合效益（即便這不是正確看待道德的方式）。

二、當你試圖用金錢收買道德價值時，不僅成本高昂，更重要的是會造成人心的腐壞，而且這種腐敗可能是無法逆轉的過程，就像那些認為遲到的錯誤可以用金錢彌補的家長一樣，道德責任感一旦腐壞，舊有的美德就很難重拾。

大家都知道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進步的飛快的年代，卻鮮少有人注意到，我們也處在一個市場經濟快速侵蝕我們道德社群的年代，以前我們頂多就是買賣演唱會的黃牛票，現在我們可以付錢請人幫我們排隊掛號熱門的醫生；以前政府會懲罰排放過多污染的公司，現在歐盟經營的碳排放市場允許企業購買或出售污染的權利；當市場的誘因越來越大，就有越來越多人願意出賣人性的尊嚴來換取利潤，這也讓尊嚴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

按照Sandel的說法，這種價值一旦腐化，可能就是無法逆轉的過程。

也許NBA可以為了市場，忽視中國對人權的侵犯，也許遊戲公司可以為了市場，懲罰關心香港情況的工作人員與選手，但身為台灣人，我們就生活在中國試圖腐化這個世界普世價值的最前線，美國人的退讓換來的是滿滿的荷包，然後一張頭等艙的機票他們就能跨越整個太平洋回到自己的國家，可是台灣人，我們再退一步，中國人就踩進我們的家了，你不能假裝這種對普世價值的侵犯對我們沒有影響。

這不只是我們的政治人物總是對中國卑躬屈膝的問題，更是我們的藝人必須宣稱自己的中國人的問題，是我們的商人要承認92共識中國台灣才能作生意的問題，當我們越來越習慣「默默賺錢，不要惹怒中國」的生活方式、當我們選擇那些無視台灣主權，滿口拚經濟、發大財的政治人物，換來的，就是我們將失去對尊嚴、對人權、還有對這片土地的責任感，變得一切以金錢為歸依。

如果Sandel的理論為真，那這過程可能是無法逆轉的，跪得太久就無法重新站起來，那我們也無法期待將來中國登門踏戶的那天，失去道德責任感的我們會像香港人一樣奮戰。那些以為自己可以兩面討好、以為自己在賣弄著小聰明的政治人物、藝人或商人們，還有那些崇尚市場經濟，覺得不過是賺錢出賣尊嚴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台灣人們，全都是落入中國的陷阱而不自知，最終造成的結果，就是中國可以不費一兵一卒地「買下台灣」，如果我們想阻止這件事情的發生，從政府到人民都必須拿出我們的道德責任感，把對這些人的譴責跟抵制付諸於實際的行動，否則，未來我們都將失去自己的名字，也許是戴上口罩，也許，只剩下彼此在集中營裡的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