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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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關將至，波士頓依然寒冬。今天剛在哈佛的經濟史工作坊報告完，燃燒了小宇宙，下週還有另外兩個場子要報告。二月是殘忍的季節，幾家歡樂幾愁，想說些話給過去幾個月可能感到不順利的朋友。
大概幾年前吧，我在網路上認識某個國內的長輩，後來現實見了面。他是算小有名氣的文化人，當年我還在唸外文系，正開始旁聽歷
權威與自由、平等和理性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它既可以被視為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但一旦你承認某種權威，就表示你接受了它對你行為的某種約束。理論上，權威應以正當性與認同為前提，與強制力與威權主義相對立，但在脆弱的民主體制中，原本應該區分清楚的「合法權威」與「威權壓制」顯得模糊。
布爾喬亞市民跑者的跑步以「馬拉松」作為典型，它是一項持久的活動，不只是要完成它、真正的成就是要持續不斷地完成它。數次跑步之中產生的進步扮演角色，但那就像資本主義的財富積累一樣，重點並不是傳統暴發戶式的「貪婪賺錢」，而是「可規劃、可量化、能夠穩定增長」的那種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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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個問題，有些二手文獻會給一個簡單或標準的答案：兩者是「選擇性的親近」。但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實際上有相當多樣化的用語。我把以前教學時整理出的表格放入本篇會員限定的文章。
台灣的高房價、少子化與職場內捲，看似經濟問題，實則是社會理性化的副作用。馬克思能解釋貧富差距，卻無法回答「為何大家仍願意被體制綁住」。韋伯揭露的正是這個現代宿命：當效率取代信仰、制度取代意義，我們成了被理性吞噬的島嶼居民。
一、從「理性」到「鐵籠」：台灣的現代宿命
韋伯說：「現代人被困在理性
以勤奮來說，那些真正會被我們說是勤奮的人，其實他的勤奮往往不是他行為的出發點，而是他長期行為之後的結果。之所以一些人看起來會拚了命地努力，很多時候，不是因為他們特別有自制力，而是因為他們對於這件事情充滿熱情。
最前沿的科技經常背負著更高效率的目標，然而，這是與人的創造與遊戲的本性背道而馳的。我們之所以需要那些工具去幫助我們更有效率地去完成某些事，是為了讓我們能更無效率地去沉浸地體會生命與我們真正熱愛的活動。自動戰鬥與自動巡路的網遊和手遊之荒謬就在於：它明白地展示了自己非遊戲的本性，它是一份痛苦的勞動。
去與孩童接觸是一種對我而言最舒適的練習。雖然部分的孩童會很自然地稱呼我們為「老師」，但隨著她漸漸知道我們和她平時遭遇的老師「不太一樣」，即便口語上一時沒辦法調整，態度也會完全不一樣。至少能先有一些不是權威的老師，然後就有可能更把我們當成與之平等的人。
事實是，可口可樂一直到2013、2014年才回到當時的價位。當人們一面說著要價值投資、一面說著要做好停損「不要凹單」時，沒說的是被人們當作價值投資領頭羊的「股神」一路凹單凹了15年。可口可樂的確是一間在商業上很成功的公司，但就算是投資可口可樂，只要你十五年內需要用錢，你就必須要兌現這個風險。
啟蒙時代一方面是這種「全人典範」的高峰，也幾乎是它終結的時候。宗教改革、啟蒙運動與科學革命一方面形構出了一種現代人的主體性，卻同時剝除了過往支撐人們活下去的前現代意義與願景。我們的世界逐漸變得「數值清晰」，文明的保守性取代了冒險的樂趣。人類的專業知識總額得到指數性的積累，卻更加侷限在自己的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