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瘋日旅卻可能不知道的日旅史 | 櫻花篇 (一)

大和民族的賞櫻活動，也就是所謂的「花見」，可以上溯至平安時代，當時不只是上流階級，也可見到庶民有賞櫻的習慣。而賞櫻成為庶民間普及的活動則在江戶時代達到高峰。至於來日或寓日的外人，參與賞櫻活動，則又是更為晚近才有的現象。

1898年，時任英國駐日公使的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在鄰近皇居千鳥ヶ淵不遠處的英國公使館周邊種植櫻花，是為現今千鳥ヶ淵公園作為東京都內賞櫻名所的濫觴。

薩道義自1860年代起來日，從使館翻譯，到1890年代擔任公使之職，亦是個研究日本文化的學者，不難理解他對櫻花的喜愛。

日本開國最初的30多年，仍未全面開放外國人在列島間自由旅行，要像現在南北縱走追櫻花還言之過早。駐節東京的各國外交官們，可以說是當時最有機會了解花見文化，並從事賞櫻活動的外國人群體。

日清之間在1870年代以降，通過修好條約的簽訂，恢復正常的外交往來，清國所派遣的駐日使署人員，對日本人的花見遊俗，頗具好奇之心，其後在與日本文人的交往酬酢中，投身賞櫻的行列。

晚清著名詩人與知日研究者的黃遵憲，就是當時隨著初代清國駐日正副公使何如璋、張斯桂，以及一干領事、翻譯來到日本的公使館成員之一。他在駐日期間對日本歷史文化，多有研究與觀察。

黃遵憲在1870年代擔任駐日書記官不久，所寫成的詩作〈櫻花歌〉，描述了德川幕府承平時代，在隅田川兩岸遍植櫻花，貴族公卿、大名武士在每年春天爭相遊賞櫻花，極盡華麗鋪張的盛況。

〈櫻花歌〉代表了黃遵憲在與日本文士筆談交往的過程中，初入日本歷史文化研究之門，對德川全盛時期上層階級賞櫻活動的理解。而明治維新氣象之下，日本人的賞櫻盛況，也在黃遵憲不斷踵事增華始成書出版的《日本國志》中呈現。

書中的〈禮俗志〉中就曾提到，明治日本無論舊貴族、寺社僧侶、文士、軍人、庶民、販夫走卒、村婆街婦等不同的階層人群，爭相在櫻花季賞櫻，隅田川一帶被花見的人潮擠爆，已經不是新鮮事，擠到連原本可以在路上疾駛而過的馬車都動彈不得。

有些不想人擠人的「賞櫻達人」，通常會選擇黎明之前，或是月色漸亮時，到隅田川畔賞櫻，後者用現在的話說大概就是「賞夜櫻」。

〈禮俗志〉中所描述明治日本社會自上而下的賞櫻狂熱，或有黃遵憲自身親歷的經驗，更多則是博採各種史料所堆砌的花見圖景。我個人是不太相信，駐日四年多的時間，能夠把日本各階層賞櫻的各種姿態全都看光光啦。

早期奉派駐在各國的清國公使館人員，並非現代意義的專業外交官。在鴉片戰爭以降的變局之下，國勢日暮，日本對清國漸有蔑視之心，駐日公使團在琉球與朝鮮歸屬問題，與日本的交涉中屢屢居於下風。

不過，能被派遣出洋的使團成員，多為漢學根柢深厚的知識人，位列翰林之士更不在少數。就文化交流的意義上來說，駐日公使團與明治時期的知識人，特別是舊藩士，擁有類似的漢學背景，他們常利用筆談，探論學問、時局，甚至揪團遊賞之際，相互酬唱詩詞，是常見的社交活動。

在大河內輝聲的安排下，初代來到東京的清國公使館成員，有了參與第一次賞櫻的機會。大河內是上野(現今群馬縣)高崎藩末代藩主，明治以降位列華族，政府廢藩置縣之後定居東京，是時常造訪公使館筆談的常客之一。

受命為公使的何如璋，在來日之前，就已事先做了功課，掌握有關日本歷史文化的相關知識，到任不久，就曾向時常來館造訪的大河內輝聲表示，非常期待賞櫻。

終於，駐日以來的第一個春天即將來臨，才屆三月初，何公使又再度詢問大河內：

(摩拳擦掌貌，很期待所以要強調三次)

公使對賞櫻的熱切期待，使大河內認為自己作為一個日本人，肩負了引介清國公使群體參與花見，賞遊櫻花之美的重任，遂與書記官黃遵憲，開始積極筆談，著手籌備公使館初次的花見活動。

但是呢，問題來了。

還沒有發布氣象預報的年代，敲定賞櫻的日期若遇到下雨，多有不便，尤其是1878的3月初，連日風雨不止，一度令大河內與黃遵憲兩人相當煩惱，最後拍板選了三月中的日期，說穿了就是盲選。

至於在哪賞櫻就更傷腦筋了。根據紀田順一郎的《近代事物起源事典》中「花見」之欄目提到，1878年的花期，明治天皇騎著他的愛駒到上野去賞櫻，基於安全的考量，排除了諸多閒雜人等，許多庶民覺得賞櫻受到拘束，紛紛轉戰向島，也就是隅田川的另一岸。

當時大河內安排公使團到向島去賞櫻，不知是否因為這層關係？

只是，就算去向島，總不能帶公使團到人潮洶湧的地段進退不得吧，這樣根本沒有文人的風雅，而且賞花就是要有茶有酒有音樂，與賦詩唱和，這才是身為舊藩主的大河內，所崇尚的花見品味。

到了當年3月16日的賞櫻日，陰雨綿綿的天氣居然在當天放晴了，令公使何如璋期待賞櫻，又擔心下雨掃興的情緒紓解不少。公使團一行人，包括正副使節、書記官黃遵憲，外加幾位隨行人員，一起前往大河內的宅邸「桂林莊」，大河內還邀請了一位熟稔音律的漢學者加藤熙，帶上古樂器，準備邊賞櫻邊彈奏助興。

大河內的「桂林莊」就面臨隅田川畔靠近淺草這一側，更確切的地點應該是在今戶附近，其舊宅有部分現今已劃入隅田公園。一行人搭著船，往對岸的向島，用現在的行政區劃來說，就是從台東區搭船去對岸的墨田區。

從公使團賞櫻的動線來看，在向島靠岸之後，先在墨堤小小散個步，在到白鬚神社旁的茶店飲茶，稍事休息，接著再步行到事先預約好，一家名叫「植木屋」，俗稱「植半」的料理茶屋，邊飲酒邊賞櫻，可以看出這是大河內用心的安排。能夠在墨堤悠閒散步賞花、飲茶，再步行到店家繼續賞櫻，應該是避開了人潮混雜的花見搖滾區。

向島與上野，在江戶時代就是遊人必訪之地。墨堤的櫻並木之外，白鬚神社附近的百花園，也是著名的櫻名所，現在也是。

至於公使團被領進那家叫「植半」的料理茶屋，在德川家光時代就開業了，根據1907年東京市所發行的《東京案內》，直到明治時期，它仍是遊覽向島必訪的著名餐廳。此外，「植半」在小說家池波正太郎的小說中頻頻出現。

通過公使團與大河內所留下的筆談資料，可以看見公使團的花見，有古樂器演奏相伴，更增添花見的風雅。清日文人或論樂之雅俗，或談櫻花之種類與典故，更紛紛提筆揮毫，賦詩詠櫻之美與花見之樂。例如黃遵憲的詩就寫道：

從黃遵憲的詩作中，大致能體現公使團來日，初次花見成就達成的喜悅。而此前對賞櫻抱有熱切期待的公使何如璋，在此花見與樂聲繚繞的氛圍之下，暫時將對日外交的挫折拋諸腦後。

至於大河內作為招待賞櫻的主催者，亦以「博得華筵才子賦，洛陽紙價一時高」，來呈現自己通過花見活動，製造清國文人接觸日本文化之機會，與促進日清間詩詞交流的成就感。

此後，賞櫻成為清國公使團成員，每逢春天必不可少的例行活動。例如黃遵憲經常單獨，及與公使館同僚、日本友人結伴賞櫻，而櫻飯、櫻餅、櫻糰子、櫻花茶等季節性的飲品食物，也是駐日公使群體通過賞櫻，所逐一體驗的物事。

賞櫻對駐節帝都的清國公使團而言，除了是進一步理解、發現日本歷史文化的一扇重要的窗口；也是親身觀察並體驗明治時期遊覽風氣的入門基本款。當然，清國公使成員的賞櫻體驗，只是觸及日本花見活動的一小部分面貌而已。

明治30年代，東京警方曾在向島對賞櫻民眾的失序行為祭出取締動作，逮捕了兩百多位泥醉者，女性還不在少數；打架事件也有將近一百宗；甚至還撿到走失的小孩。如果清國公使館成員看到這麼不優雅的賞櫻亂象，不知道會有多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