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偉航
朱立倫在辯論會上提及換柱及自身參選的理由時，將之歸於某位淡水阿嬤的建議。此話一出，各方評論多是訕笑，少有正面肯定。雖然多數觀眾覺得這理由「不好」，但各方社會賢達的初步論述，卻少有人命中此類說法的真正問題。
這種因為「不特定他人」的「一句話」、「建議」、「淚水」，而改變政治判斷的說法，通常不會是真正的政治行為動機，所以也不用太認真以對。我們應該注意的重點，是講出這類理由的政治人物「採用」這種理由時所隱含的道德問題。
把改變政治判斷的理由歸之於「不特定他人」（通常是某種基層社會角色）的作法，其實還蠻常見的。即便在「參選」這個向度上，網友也很快就找出蕭萬長亦曾因計程車司機的建議而決定參選。
攝影 / 張國耀
政治人物之所以喜歡提及基層小人物的影響，一是想藉此表達貼近基層的態勢，營造親和力形象；其次是要讓對手難以反應而終止話題。
若是參考其他政治人物或幕僚的意見而修改政治判斷，像從不參選到參選，或從反對法案到力推法案，都會被攻擊是有「權謀考量」。而「小人物」的建議，因為訴諸基層民意，則可在某種程度上避免批判。
因此朱立倫之所以在辯論會上針對「換柱」、「參選」議題作出此表示，顯然也是與幕僚群討論過後，考量到上述的優點，才會公開提出此一說法。
選民可能對於是否真有這位淡水阿嬤頗感興趣，但這位阿嬤的本尊為何，其實並非重點。我們應該關切的，是政治人物將改變政治決定的「責任」推給一位不特定他人時，所出現的道德困境。
有些存在主義者認為，人生是荒謬的、虛無的，而這種虛無不是必然的，而是自找的。當我們面對生命重大的選擇時，我們常習慣把責任推給「虛無」的「不特定他人」，像是「大家都遲到」、「每個人都亂停」、「就看到很多人排隊，所以我也去排看看」。
「大家」、「別人」、「很多人」，就是虛無的不特定他人。明明是自己的責任，卻推給不特定的他人，以為自己活在群眾之中就比較「安全」，也就不用為決策的失敗和道德錯誤負責。
但這種不負責任的作法，只會讓我們的人格也變得模糊，我們的人生也與他人的人生沒有區別。所以，當你把自身的責任推給虛無的不特定他人時，你自身也會變得虛無、荒謬、沒有意義。
攝影 / 張國耀
要改善這種狀況，只有勇敢承擔自己的責任，為自己的決定負全責。你吃，是因為自己想吃，你玩，是因為自己想玩，你亂停車，是因為你自己想亂停，都和別人無關。但這不容易做到，我們總是想躲在人群中。
這是當代人的道德困境，不過通常只會困擾當事人自身。但如果是政治人物有這種問題呢？那就不太妙了。他們可不能躲在人群中，他們就是我們票選以「站出來承擔」的角色。
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把責任推給不特定的他人時，受害的通常只有我們自己，但政治人物把責任推給不特定的他人，受害的可能就是他之下的每一個人。
因此，「淡水阿嬤」這類理由在選舉策略上來看，或許是有臨場效果的盾牌，可以堵住對手的嘴，正如我們說出「大家都這樣時」，對方通常就不會再追擊。但就算是無人追打，聽者也已在道德層面上給當事人負分。
政策辯論會是個有多重衝突的場景，候選人一方面不想在口頭上輸人，另一方面又想在場外取得正面的延伸效應，但多數時候只能在兩者間取其一。當朱立倫選擇「淡水阿嬤」當盾牌而避免蔡英文攻擊的同時，也等於是選擇讓觀眾感到不滿與不安。
那對於這類問題，是否有更佳的兩全答案呢？
誠實往往是最佳策略，但有「勇氣」承擔「責任」而說出實話的政治人物，真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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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蔡宜蒨
封面圖片攝影：宋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