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個募資高手！來看看他的三次重大風險投資

一百年過去了，孫中山蓋棺仍未定論。緣由何在？因為歷史並未終結，只是告了若干段落。「辛亥革命」開啟的共和國的歷史進程尚未結束，提出的目標事實上遠未實現。因而，關於歷史及歷史人物的評價自然會隨著歷史的延續與人們認識的提高而變化。克羅齊說，「一切歷史皆是當代史」，正是此意。

先來看孫中山的職業。孫逸仙博士據說行過醫，但時間很短暫，也沒聽說他醫術有多高明，自己還死於肝癌，所以醫生算不得他的職業。說孫中山是革命家和政治家，當然不錯，當之無愧，但筆者認為尚不夠準確。竊以為，學醫出身的孫博士最擅長的是募資。以其一生所募集的巨大資金來看，如在當下，放眼全球投行業，那他也是個中最頂尖的高手，無論是私募還是公募都是一把好手。但遺憾的是，他用所募集的資金所作的風險投資，卻算不上成功。如果將的些資金用於實業，沒准就「救國」成功了。但話又說回來，以搞實業為題材又募不到這麼多資金，想當呂不韋的人不少。

所以，以其革命活動的手段和重點而言，稱孫中山為金融革命家最準確。

這個稱謂有二層涵義。一是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主要表現在金融籌資上；二是孫中山所採用的金融創新工具具有開創性和革命性的意義。

孫中山很擅長籌資和他的革命活動主要表現在為革命募集資金上，這早已為若干孫中山研究者所注意。我手頭就有一篇《同盟會革命經費從哪來？》的文章，綜述了學界對孫中山籌資活動的研究成果，作者叫范泓，發表在《同舟共進》2011年第3期上。但本文意在用風險投資理論和現代公司理論建立一個分析框架，以提高孫中山研究的高度和拓寬視野。

簡言之，「革命」可以看成是一項風險和收益無窮大的風險投資。除了要投入錢物，還得投入身家性命。失敗了，就賠上身家性命，成功了則「贏者通吃」。孫中山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國的革命行動，也可以看成是將一家私人性質的家族公司改造為具有公眾性質的股份公司的改制活動。這樣，就可以運用風險投資理論和現代公司理論來分析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評價他的歷史地位。

這麼說吧！我們可以將建立「共和制」本身看成是個風險項目 。在中國，孫中山第一個提出了這樣一個概念性產品。當然這是新生事物，在中國，有沒有市場前景要打大問號。能不能比以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老產品「帝制」更有市場需求，大家都很有疑慮。只有少數人願意冒險，豪賭一把。做風險項目，首先就要有人投資，其次要有人相信這個而去推廣。所以，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與風險投資很相像。都是先提出概念性產品，然後去吸引風險資金，隨後雇人去開發推廣產品。而風險投資者之所以願意投資，是為了想在項目成功後得到投資回報。

我以為，孫中山擅長募資主要來自於天賦和環境，純屬無師自通。因為他沒有這方面的求學經歷。他無非念了幾年私塾，學了點英文和西醫，沒有學過MBA，也沒學過EMBA。想來他們家有這方面的遺傳，廣東一帶下南洋經商的也多，耳濡目染，就擅長此道，並且有所創新。

「革命債券」！這絕對算得上是金融創新。即便放在世界範圍內不算是，在中國的金融史上肯定是。應該載入中國金融發展史中，寫上濃重的一筆，不然就有失公允。而且革命党發行的「革命債券」大多沒有抵制物，完全靠孫中山的個人信用做擔保。我看到網上有篇文章，就這樣寫道：「（檀香山）隆都從善堂保存的是『壹百元』票券，共有四張。債券為黃色底，花邊鑲嵌，頂上中央寫有「中華革命黨債券」字樣，票額下方印有醒目的債券條例，規定償還幣種、利息、償還時間等內容。不過令人疑惑的是，時間一欄的年月日並無填寫。落款為：中華革命党總理孫文，下方蓋有『孫中山印』」。

孫中山之于中華民國的關係，國民黨稱其為「國父」。現在大陸的許多場合，也含糊地這樣叫。但在正式場合，稱孫中山為中國革命的先行者。我認為從中共自己來看，「先行者」的定位還是很準確的，一是肯定了孫中山的歷史作用，表明了對他有所繼承，同時也表明了自己另有發展。

但國民黨稱其為「國父」，就很不準確。因為其是獨尊。如果孫中山為「國父」，那黃興等老一輩革命家也應算上，不能由孫中山一人所獨專。如果國民黨獨尊孫中山為「党父」，倒還過得去，因為國民黨改組為列寧式的政黨主要是他一人所主。而中華民國的創立，非孫中山一人所為，許多人許多方面的力量都有功。不能因為國民黨後來取得了中華民國執政黨的地位，就抹殺在國民黨成立之前的辛亥革命元老的歷史地位。毛去後的中共，在這點上就比國民黨公允，統稱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云云。當然，毛在世時，是獨尊毛為「大救星」和「偉大領袖和導師」的。

從另一方面來看，現在有些史論，也很不客觀。例如，以孫中山「武昌首義」時不在國內，「武昌首義」不是孫中山直接領導的而否定孫中山對促成「辛亥革命」重要作用。要知道，在「武昌首義」前，孫中山一直孜孜不懈地在挖清王朝的牆角，東爆一下，西捅一下，沒消停過。搞得清王朝搖搖欲墜。按曾國藩的說法是「屢敗屢戰」，按毛老人家的話來說，就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到其滅亡」。沒有孫中山、黃興等人前期領導的若干「起義」作鋪墊，「武昌起義」能引起連鎖反應嗎？孫中山的前期革命活動只是沒有引發連鎖，沒有達到臨界值。但毫無疑問，卻對促成「武昌起義」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謂「量變引起質變」。孫中山以前領導的若干次「起義」，是第一根或前面的稻草，而「武昌起義」則是最後一根稻草而已。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清朝也不是一天跨掉的。

在「辛亥革命」發生後，孫中山為南方各地「革命軍」所擁戴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也說明當時各方面的革命力量都承認孫中山對於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的首要作用，是眾望所歸。所以，以現代公司理論觀之，「中華民國」這個股份公司有若干發起人，而孫中山是首位發起人，也是最重要的發起人。雖然，在他發起成立「中華民國」之前，曾上書李鴻章，想成為「大清企業」的高管，但機緣不巧，最終他成了致力於改制「大清企業」，成立「中華民國」的發起人之一。

前面說了，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首要發起人。孫中山也因此成為了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相當於臨時「董事長」，但後來卻沒有當上正式的董事長，董事長一職改由袁世凱擔任。孫中山前期的投資，半生的心血就打了水漂，這又是為何呢？

以我觀之，從他的目標而言，改制「大清企業」，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是成功了；但從他個人而言，卻失敗了。自己率先提出一個新概念產品，自己也投入了許多，帶領一幫兄弟打拼多年，但產品開發出來後，卻被他人所居，當然是失敗了啦。

我分析，他個人失敗的原因出在他的「發起公告」或「招股說明書」上。他提出的政治目標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也就是所謂的「三民主義」。那這個目標，最終是由袁世凱完成的。袁世凱手握重兵逼退了清室，恢復了中華，也願意採用共和制。大夥一看，目標基本實現了呀。至於誰當董事長，當然憑實力和貢獻說話。所以，董事長一職不由得不讓袁世凱做。如果孫中山的政治口號是「推翻封建統治」，那袁世凱這樣的管理層也在被打倒之列，就不會出現「勝利果實」被管理層佔有的情況。當然，這個目標也不會這麼快地實現。

實際上，最後，作為首要發起人的孫中山連個董事會成員都沒撈上。這就好比企業改制，發起人本來是想借企業改制進入董事會，也投了若干錢，結果改制是成了，但企業卻被管理層收購了，發起人既沒成為大股東，又沒進入董事會，連個高管都不是。被袁世凱打發去修鐵路去了，和孫悟空在天宮的待遇差不多。

這樣一來，等於說孫中山前期對「中華民國」的風險投資都沉沒了。要挽回前期投資，唯有追加投資。於是就有了孫中山的「二次革命」。

當孫中山被打發去修鐵路後，對於孫中山而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就算不得革命成功了。他還要繼續革命。他不顧國民黨內部的反對聲音，借著「宋教仁被刺身亡」和北洋政府向西方銀團借款未經國會批准這兩個題材，又去募集資金，用於武力討伐袁世凱。結果，還是失敗了。

「二次革命」追加投資失敗後，孫中山還繼續追加過若干投資，如護法運動，都以失敗而告終。最終，孫中山認識到，搞風險投資，光有資金不行，用資金委託他人設計和生產不可靠，還要有自己的隊伍。光搞ODM和OEM是不行的，還得有自己的核心開發團隊和生產基地。陳炯明對他的背棄更堅定了他的這一信念。

這才有了「聯俄容共」。

從孫中山以往在海外的活動地域和募資管道來看，首先是美國，募款主要來自華僑，其次是日本。日本的幫會和政界都給了孫中山很多庇護和投資。再者，他的政治口號也襲自西方。他首找英美，次找日本，也在情理之中。

從俄國或者共產國際方面來看，他們想在中國培植共產黨的勢力，想為幼小的中共找個勢力罩著。孫中山也不是他們的首選。共產國際先是找了若干北洋軍閥，如吳佩孚，但都遭到拒絕。最後才找到孫中山。雙方都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所以一拍就合。

英美戰略投資者為什麼不給孫中山投錢呢？因為他們的利益在既定的格局下，已經得到了保證和實現了最大化。西方最不願意中國出現內亂和分裂，因為這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在西方進入中國時，它對中國只有貿易要求，沒有領土和殖民統治的要求。一則前有北美、澳大利亞這樣人口稀少的地區已經滿足了他們人口擴張的需要，二則中國又不像印度，組織化程度低，英國人要想在印度取得貿易利益，不得不自己操盤，搞殖民統治。相反，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大一統國家，就沒有必要對其殖民，如果這樣做，成本也太高，不合算。只需要讓中國的統治接受他們的貿易規則就行了。那麼，顯然，維持中國大一統的政權對西方最有利，因為這樣只需要搞定一個獨裁者，就可以得到一個巨大的市場。

說什麼西方列強圖謀瓜分中國，分裂中國，中國快要亡國亡族，完全是無稽之談，危言聳聽之辭，西方列強從來沒有這樣的圖謀。北洋時期，無論是二次革命也好，護法戰爭也好，當地方政府通電獨立時，可曾見過西方國家表示支援？如果他們有瓜分與分裂中國的圖謀，這就是最好的時機。西方列強從來都是支持中央政府。西方列強是不會支持地方政府脫離與取代中央政府的，一向維護中央政權與中國的統一。他們總是支持與尋求與中央政府的合作，舊政權還在，就與舊政權合作。如果新政權取代了舊政權，就與新政權合作，如此而已。最多不過有時拿支持地方勢力來威脅中央政權，以讓中央政權答應他們的要求。只有日俄這兩個近鄰，才對中國有領土要求和分裂中國的利益所在和企圖。

西方當然也希望中國採用與他們一樣的政治制度，但這不是他們的首要目標。如果中國主動轉型，他們當然也會支持與樂觀其成，因為這使他們的利益得到更可靠的保證。但如果中國不這樣做，或者採取令他們不安的舉動，他們最多也就是批評，指責和勸說，不會採取實質性的制裁措施，更不會採取軍事行動。只有中國的做法損害了他們在中國的利益與西方人在中國的安全失去保障時，他們才會採取行動。所以西方的戰略投資者一向不怎麼支持孫中山的革命行動，不對他的革命活動投資。也不怎麼相信孫中山就能建立一個憲政國家，也就私下裡口頭上表示支持。

共產國際對孫中山投資，當然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國民黨庇護共產黨。為什麼共產國際不直接將大量援助給中共呢？因為當時中共太弱小了，承愛不了這樣的大補。好比說，你送小孩一把AK47，那不是幫他，而是害他。中共消化不了共產國際的「洋奶」。但共產國際很高明，就花錢請他人撫養。等於說，國民黨是共產國際為中共雇請的代母，兼乳母和保姆。

應該說，孫中山最後這一筆孤注一擲的投資成功了，國民黨通過北伐奪取了全國政權。只是他沒有看到這一天，留下了「革命仍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言。他一生募集了巨額資金，卻沒有得到最終的回報，甚為遺憾。但今日國民黨獨尊其為「國父」，共產黨稱其為中國革命的先驅者，也算是一種安慰吧！

但孫中山的「聯俄容共」也給國民黨種下了禍根。中共跟隨國民黨的北伐在國民黨體內成長很快。國民黨肯定感到不適，蔣後來就將之從體內清除出去了，快刀亂斬麻，割斷了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臍帶，搞得恩斷成仇。

最近在鳳凰臺上看到一個講述顧順章叛變的片子。後來抓捕顧順章的軍統特務寫了回憶錄，言及此一事件，他認為如果不是錢壯飛走漏消息，而將上海的中共首腦機關一網打盡的話，中國近代史就會改寫。這都是不識歷史大勢的錯誤認識。回過頭來看，顧順章叛變最大的影響是迫使中共的首腦機關從城市轉移到了農村，從而使得毛的革命模式上升為主流模式。

國民黨對待共產黨最大的失誤在於一不該養虎為患。當然，這都是事後的話，事先只有神仙才料得到。當時孫中山打算「聯俄容共」時，也沒有預言家跑來告訴他共產黨是俄狄浦斯。再說，即便心存疑慮，也顧不得那麼遠。形勢比人強，情急之下，也只好如此。

二不該驅虎入林。蔣確實不該驅虎入林，驅龍入淵。虎既養成，最好的辦法還是繼續養著，讓它在公園裡、城市裡活動，或者專門建個野生動物園養著也成，時不時吃個把人也是在容忍範圍內的。萬不可驅虎入林。現在中共就很高明，養著若干政黨。這就好比下圍棋，要讓對手膠著在自己占優的盤面上，不要殺淨，讓對手脫先。對手一脫先，往空地落子，麻煩就大了。

如果國民黨不拋棄共產黨，共產黨長得再快，也不會很大。因為它沒「落地」，基本上靠外援，就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結果國民黨拋棄鎮壓共產黨，就迫使中共進入農村，從不自覺到自覺地去發展農民。毛打通了馬列與中國土壤之間的關節，讓中共在中國落了地，如魚得水，就如古希臘神話中的安泰，從此就獲得生生不息的力量。對中共來說，毛居功至偉，即便他後來犯了再多再大的錯誤，也是不可以否定的。

很想知道孫中山一生募得資金的總額，來源，去向與投資者的回報情況，沒發現有這方面詳盡的分類研究。直觀的感覺，投資者回報方面，多數「散戶」沒有得到回報，從革命債券作為紀念品保存著而沒有兌現，可以看出這一點。不知道當時他們入資時是如何想的，是愛國？是逐利，還是被孫大炮天花亂墜的說辭所打動，或者兼而有之，不得而知。也不知有多少海外華橋在革命成功之日千里迢迢回來索要回報，是否索要到了？

但那些既是投資者又是孫中山投資活動的跟隨者和參與者多少得到了些回報。「大戶」應該都得到了回報。

作為孫中山戰略投資者的俄國，回報最大，這個不用說了。而日本的投資則沒有取得什麼回報，至少從孫中山身上沒有得到。後來汪精衛的偽政府可以看成是對日本的回報。因為汪偽政府與日本人的合作內容基本上與孫中山與日本人簽訂的《中日盟約》內容差不多。這樣看來，汪稱自己才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指責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是也是很有道理的。但這是日本人已經佔領了東南沿海後，誘使汪這樣做的，算不得孫中山的繼承人主動履約。

2011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