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年來建立起的兩大政治共識

今天之中國當然與百多年前的中國在許多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變化，但如果將當今中國人的政治理念與「辛亥革命」前中國人的政治理念加以比較，又如何呢？我不敢說有了根本性的變化，但確實可以說也有了重大變化。

當今中國人的與百多年前的中國人，其政治理念究竟有什麼不同呢？我以為有二個重大的不同之處：一是當今中國人認可國家的政治權力不能世襲，這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二是國家領導人不能搞「終身制」，這是改革開放的政治成果。這與「辛亥革命」前相比較，就一目了然。

可以說，這兩個政治理念已經成為了我們國家的憲政慣例，是對權力一定程度的限制。即使不寫進憲法當中，也不會被違背。任何違背這兩個政治理念的企圖，都會受到各個階層的一致反對，而不會得逞。

一、「辛亥革命」建立起「權力不得世襲」的政治共識

關於「辛亥革命」，慣常的說法稱「結束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但眾所周知，「辛亥革命」後，中國並沒有完全真正地實現「共和」，專制主義仍然沒有被根本摧毀。但值得肯定的是，「權力不得世襲」這一政治理念卻在「辛亥革命」後卻得到了確立，成為了中國人的政治共識。

這一變化是無數仁人志士努力奮鬥的結果。「辛亥革命」前後，革命黨人為了推翻皇權專制，積力宣導傳播「共和」思想。「共和」的思想逐漸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和深入人心。雖然當時人們對於「共和」思想的認識非常含混，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共和」是皇權專制的對立面，共和體制絕對不能權力世襲。

如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寫道：「為守舊之說者曰：以國家二千餘載一姓相承之統緒，苟創為共和，不知將置主上於何地？」。這裡，黃遵憲將中國二千年多年的政治制度歸結為「一姓相承之統緒」，所謂「家天下」，而共和制則必將廢除「一姓相承之統緒」，廢除國家權力世襲。

又如孫中山所言，「可見從前的政權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那麼，人民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中國自革命以後，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做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換句話說，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五講）。

在這篇演講中，他還說道，「專制時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業，雖然沒有能幹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沒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權」；「比方在專制皇帝沒以有發達以前，中國堯舜是很好的皇帝，他們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當時的君權還沒有十分發達，中國的君權是從堯舜以後才發達的。推到堯舜以前更沒有君權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夠替大家謀幸福的人可以組織政府。」可見孫中山對共和的認識明確包含這一政治理念，「共和」絕不能搞「家天下」，不能權力世襲，「共和」意味著能者為王。

「共和」的內涵在於按法律進行統治，將國家視為不同階層和利益集團的公共載體，謀求社會的整體利益。「權力不得世襲」當然是「共和」的應有之義。雖然「權力不得世襲」不等於是「共和」或完整地實現了「共和」，但如果違背「權力不得世襲」，顯然就不是「共和」。

因而，當袁世凱恢復「帝制」，想重搞「家天下」時，就引起全國範圍內的強烈反對。蔡鍔就在雲南通電討袁，包括袁世凱的老部下段祺瑞和馮國璋都不支持甚至反對他恢復帝制，後來正是馮國璋聯名北洋諸將致電袁世凱要求取消帝制給了袁世凱致命的一擊。在國內外強大的反對聲中，袁世凱不得不宣佈取消帝制。同樣，張勳復辟的鬧劇在全國人民的一致反對下，也未能得逞。

我們看到，自「辛亥革命」後，「權力不得世襲」的政治理念不斷得地鞏固，成為國人牢固的政治理念，形成了政治共識。在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後，就再也沒有類似事件發生，以後的政治領袖都不敢違背這一政治共識。雖然權力世襲的因素在「辛亥革命」後仍然大量存在，但已不是一種政治制度。

在臺灣，蔣經國作為蔣介石的兒子成為臺灣最高領導人，並不是中華民國政治制度之必然；而是在蔣介石的栽培下，蔣經國具有了足夠的能力，並按中華民國的政治程式而產生的。這一政治程式與過去的「家天下」下最高領導人的產生程式是不同的。在大陸，毛澤東曾三次選定接班人，劉少奇、林彪和華國鋒，這三人都不是他的親屬。即使毛岸英鍵在，毛澤東如果想讓其接班，那毛岸英也需要具備足夠的能力並通過規定的政治程式來運作。

二、「改革開放」建立起「權力不得終身」的政治共識

雖然「辛亥革命」終結了權力世襲，但權力終身仍然沒有得到終結。國民黨至到結束一黨執政後，才同時結束權力終身制。在此之前，蔣介石和蔣經國事實上都是權力終身，擔任最高領導人直到逝世。在大陸，也是如此，毛澤東長期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直至逝世。

權力終身制無疑會導致權力高度集中和領袖崇拜，而這進一步會導致一旦做出錯誤的政治決策，就得不到及時糾正。在毛澤東長期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期間，正是這樣。他犯了的許多嚴重的政治錯誤，如發動「大躍進」和「文革」等，但由於其擁有集中的權力和極高的威望，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和糾正他的那些錯誤決定。這些錯誤決定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只有在他逝世後，他制定的那些錯誤政策才得到糾正。

「文革」結束後，中國宣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等老一輩政治家吸取了毛的沉痛教訓，以身做責，逐步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其目的一是為了防止權力過度集中，二是防止幹部隊伍老齡化。在1982年通過的憲法中，第一次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每屆任期五年，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後來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也明文規定：「党的各級領導幹部，無論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或是由領導機關任命的，他們的職務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或解除。年齡和健康狀況不適宜於擔任工作的幹部，應當按照國家的規定退、離休。」並相繼制定了若干具體規定。

雖然中共黨章並沒有對黨內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做出明確規定，但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來，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在連續任職二屆總書記後退了下來，已在事實上形成了總書記任期不超過兩屆的慣例。這被普遍認為已形成了不成文的規定。總之，「權力不得終身」在改革開放時期也逐步成為限制權力的另一大政治共識。

我們知道，「任期制」是選舉政治所採取的限制權力的手段。因而，權力交接下的「任期制」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政治安排，在中國以前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出過，世界上也少有。雖然如此，但總的看來，自中共十四大以來，為防止權力終身而實施的國家領導人「任期制」運行良好，二次權力交接都順利完成，說明「權力不得終身」的政治理念已得到鞏固。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重大而寶貴的政治實踐，為政治制度的多樣化提供了一個樣例。

為何權力交接下的「任期制」能順利實施呢？這只能依靠政治信任。前任和後任之間的政治信任是權力交接下「任期制」能夠實現的前提。沒有相互的政治信任或喪失政治信任，權力交接下的「任期制」就無法實現與持續。

但是權力交接下的「任期制」存在內在的衝突。一方面，它會擴大和助長壟斷利益集團和食利階層，加重腐敗。這會減弱與損害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還會形成權力分化，同時又缺乏民主政治有序有效的決策機制。這就會造成執政能力的下降。而為了提高政權合法性而反腐，為了提高執政能力而集中權力，都會無形之中損害政治信任。

綜而觀之，「權力不得終身」的政治理念以權力交接下的「任期制」來體現，還會受到不斷的考驗。如何化解權力交接下「任期制」的內在衝突，似乎無解。但我們有理由相信，無論如何，「權力不得終身」的政治理念可望變得同「權力不得世襲」的政治理念一樣牢固。

三、中國實現高度的政治文明尚需建立更多的政治共識

「權力不得世襲」和「權力不得終身」兩大政治共識是中國近百來所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前人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價，應當得到積極肯定。但我們當代中國人卻不能停步不前。我們要認識到，中國要實現高度的政治文明僅僅擁有這兩個政治共識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建立諸如言論自由、司法獨立、政府權力由公民授權產生、法律至上等政治共識，才能夠實現更高程度的政治文明。

目前，這些政治理念只是為少數人所認同，並沒有被大多數人所接受。它們中的一些雖然寫進了我們國家的憲法，如言論自由，但並沒有在人們的心中牢固樹立，沒有成為人們心中不可違背和牢不可破的信念。因而，並沒有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

但隨著經濟和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網路的興起與普及，資訊的交流將變得越來越充分和密切。這會給不同思想的競爭提供相差無幾的地位，資訊的控制將變得越來越困難。在先進與落後的政治理念中，除了既得利益者和政治投機者，沒有人願意選擇落後的政治理念。無論有多大的阻力，這些先進的政治理念必將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必將越來越多地付諸於實踐，最終成為政治共識，成為對權力的限制，成為憲政慣例。

中國當然有其特殊性，歷史文化傳統悠久，國體龐大，國情複雜。因而任何新的轉變都異常困難與緩慢。但是，特殊性並不是拒絕改變的理由，特殊性並非不能改變。憲政民主制度當然也會因國家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在憲政民主之外不應當有特殊性。對比今天與一百多年前，中國已經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改變，過去我們認為不能改變的東西，現今也已改變。歷史事實充分證明，沒有什麼東西能長久阻擋中國繼續前進的步伐。

2014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