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書架》領導人改變國家歷史方向：讀《大外交》

美國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在外交上從建國以來就以孤立主義為主流，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對於一般民意來說，「那是他家的事情，與我無關」是很自然的想法。但是這樣的主流思想，會遇到兩個問題的挑戰，一個是道德，一個是危機。

美國從「一戰」開始，逐漸扭轉孤立主義思潮，開始介入國際事務；最終在「二戰」後成為「世界警察」，孤立主義幾乎銷聲匿跡。造成國家發展如此重大的轉折的，就是威爾遜總統，而他用以說服美國美國人民放棄孤立主義心態的論調，就是建立在道德論的基礎上。

威爾遜的外交思想對美國影響甚大，其主要內容包括三個內容：

1913年12月2日，威爾遜首次發表國情咨文時，全面論述了個人外交理念的要點，即後世所稱的「威爾遜主義」。他提出：美國特殊的使命高於外交常態，使得美國有義務擔任人類自由的模範；民主國家的對外政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因為其人民天生愛好和平；對外政策應反應與個人道德相同的標準。

在宣布參加「一戰」的時候，威爾遜在要求選戰的演說中說：「權利比和平重要，我們應為自己素來最關切之事，為民主，為受制於權威者對政府的發言權，為小國的自由及權利，為全體自由民族結合在一起促使人權席捲各地，以致所有國家均可享有和平安全，終至世界自由而戰。」

比起傳統的歐洲式的外交理念來說，威爾遜的主張相當的理想主義。在歐洲老牌外交家看來，簡直幼稚可笑。在他們眼裡，政治沒有道德可言，政治家更不應該根據道德原則來製定外交政策，對於國家完全和國家利益來說，真正重要的是實力和實力的均衡。但是威爾遜總統用他的直覺、信念和熱情，推翻了這些傳統外交思維。美國對於「一戰」和「二戰」的介入，非但沒有讓美國受到「他家的事情」的牽累，反而奠定了最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在全球無與倫比的領袖地位。面對這個事實，孤立主義者無言以對。

威爾遜主義的理想主義性質，與現實主義並不衝突，現在我們都看得很清楚了。只要那些專制獨裁的國家存在並且實力強大，它自然就會走上擴張侵略的道路，這是制度決定的，非個人可以左右。德國和日本的例子就是歷史經驗的呈現，後來的俄羅斯、今天的中國，都在重新詮釋這一定律。

因此，介入全球事務，支持他國的民主發展，這看起來不是美國必須承擔的義務，但是實際上，承擔這種義務，可以使得美國不必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更大的災難，或者不必付出更大的代價來維護自身的安全。要看到這一點，要能夠理解「今天表面上看是無實質意義的付出，是為了明天可以不必付出更多」這樣的一個道理，真的是需要遠見的。

有的時候，政治家就是教育家，他要具備遠見，並通過自己的努力，說服人民接受自己的遠見。就此而言，偉大的政治家的出現，確實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

一個國家的命運，就是這樣被掌握在國家領導人一個人的手上。季辛吉在《大外交》一書中就曾經感慨萬分地說：「威爾遜的出現是美國歷史上一個轉折點，是領導人徹底改變本國歷史方向的一個罕見例子。」其實，這樣的例子並不罕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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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