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也可以是政治的。
比較好理解的情況是，有種人講話習慣隔三岔五蹦一個單字，但這麼做的理由不見得是出於溝通需求、不見得是追求語言的精確與精準，而更有可能是－－這讓他有優越感。
韓國影視產業在全球已經造成「文化殖民」現象，所謂文化殖民，就是這個國家不用武器軍隊，而透過散播自身文化，讓其他國家仿效、購買、追隨、學習。文化殖民的最基礎媒介就是語言（包括文字語言、影像語言）。英文在二戰後成為傳播資訊的主要語言，當然和美國國力有關，當最高端的科技研究、好萊塢以至於哈利波特都透過英文紀錄、播送以及創造，英文自然穩坐諸多語言體系的龍頭。相對的，越南文、緬甸文、菲律賓文等等第三（或二）世界國家的語言，就一直不被認為「重要」（我指的是，比如國民教育的外語只有英文）。
所以語言當然政治，當你看到同樣一個人，講流利英文和講流利菲律賓文時，在你心中產生的印象落差，就是這兩種語言間的權力傾軋。英文是「文明的」、「先進的」、「優越的」、「有教養的」。
張愛玲赴美後，餘生都在用英文寫小說，並且在西方出版界屢屢碰壁受挫，和她在中文文學界的崇高地位極不相襯（這很有可能是因為在那個年代，對老美來說，中文就等同菲律賓文，中文作家能寫出什麼好東西？）。遺作《小團圓》、《雷峰塔》、《易經》也是用英文寫成，再由翻譯翻成中文出版。
對「語言天分」這四個字普遍有個誤解，比如我們常說誰誰「精通」八國語言，你知道「精通」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嗎？除了可以溝通以外，還要可以「寫作」。大家都知道語言就是聽說讀寫，而寫是最高層次的技巧，所以「精通」的意思是，這位天才可以用八種語言寫出一樣好的文章嗎？我的意思是，確實「轉譯」（也就是語言邏輯的切換使用）是一種極為罕有的天分，但它僅限於語言間的語感和邏輯的互通；換言之，要「寫得好」，你就必須一直用那個語言寫。
張愛玲晚年的追求，簡言之就是用「更高級」的語言創作。然而她卻忽略了，她用中文壘起的一座高樓大廈，如果餘生再焚膏繼晷向上攀爬，很有可能她可以寫出一座通天巴別；但她沒有，她選擇用語言邏輯和中文天差地遠的英文來寫作。這對她來說更容易或更困難我無法評論，而她在西方出版界的失敗，也絕非純然是因為作品不夠好。但時代與命運將她導引到那個方向……不過很好的思考點是，以她當時在華文文學圈的聲勢，幾乎可說她想在哪裡發表作品，絕沒有人會拒絕她，而她為什麼不做這個看來「性價比」更高的選擇呢？
寫作是大腦的極限挑戰，我的理解是，她不願做雞首。
如果只是將語言做為溝通的一種工具，其實用什麼語言都隨你高興。那為什麼我說能用中文，就別用英文呢？
因為我強烈地、毫無懷疑地，相信，中文是最美的語言。它的繁複、它極驚人的意義自我生長，在在展現了強大的延展性；中文是最好的材料，當你用正確的火侯和工具去鍛鑄，它可以成為藝術品，透射絕美光焰。
所以除了經典文學，我幾乎不讀翻譯作品，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身為一個寫作者，我當然是要從最擅長使用我使用的文字的創作者身上取經呀。再者，生也有涯，你知道台灣每年約有四萬種出版品嗎？你光讀各媒體選的年度TOP10（萬中選一），就可以很忙碌了，如果從常態分配圖的概念去看，前2%都值得一讀，四萬的2%是八百，你一年讀得到八百本書嗎？翻譯文學固然佔了其中大宗，但一本「好的」中文創作，只要讀進去，它就會是寫作最好的養料。
我對中共政權沒有好感，而中美貿易戰懲罰的到底是那些貧窮線以下的可憐老百姓，還是腦滿腸肥的貪官汙吏？文化力的展現當然不只是SHE「全世界都在說中國話」，文化力的展現，是我們可以站在曹雪芹、白先勇、張愛玲等等文學巨人的肩膀上接著寫下去，並且讓更多外國人喜歡我們的作品。
我的英文除了基本的溝通對話大概會愈來愈退化吧，因為，人的一生技能點有限，年輕的時候無腦亂點就算了，現在我決定，全押在中文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