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戰甫結束，當台灣人本以為可以脫離日本統治決定自己命運時，隨後便經歷228事件，緊接著還要面對蔣中正所率領的國民政府大舉來台，以中華民國的憲法與體制，在這個島上建立起政權。說是悲傷也好，憂愁也罷，那憂喜參半、心有不甘的複雜處境，或許可視作台灣人七十年來的心情縮影，我們自此成為中華民國人，
「美國不是萬靈丹，跟結婚一樣。只是短暫的希望，讓你以為一切可以重新開始的一種幻覺。」
1985年在《青梅竹馬》中，楊德昌以年輕人的視角，前瞻未來，如預言般的直指當代病徵，帶出了年輕人面對未知的焦慮以及迷惘。事過境遷，當年的年輕人已步入中老年，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生於時代夾縫的青壯年。當年的預言完全應驗。年輕人迷惘依舊，該改變的絲毫未變。只是對比從前，容易的事，似乎也不再簡單了。面對如此，導演宋欣穎選擇不再前瞻，反以回望的方式，細數這些年來中華民國人在台灣島上所經歷的總總。
《幸福路上》是一部關於面對失落然後找到自我的電影。它以青少女成長路上對獨立、自由、自主的追求，對照台灣島上美國夢的揚起與破滅。兩者處境相似，也同樣的載浮載沉。就像小時候天真以為長大後所有事便會迎刃而解般，台灣人也天真盼望任何事情到了美國、有了美國便會有所答案。戰後我們靠美援開啟經濟奇蹟，我們靠美國抵抗中共的日益強大。我們以為台灣長大了，就有機會、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人，成為一個國家。我們一次次準備奮起，卻又一次次重重摔落，「長大」與「美國夢」究竟在哪裡呢？我們不知道。因此真正有機會長大的時候，我們迷惘了。發現現實與想像相去甚遠，一味欣羨成長的結果，到最後開始對過往的生命方式產生困惑。原來美國並不是萬靈丹，長大也不是。他們只是短暫的希望，讓人以為一切可以重新開始的一種幻覺。
政治強人的死，通常代表著民主國家的新生。這樣看來，宋欣穎《幸福路上》選擇以1975 年 4 月 5 日作為故事的起點，顯得別具意義。那天不僅是電影中林淑琪的生日，同時也是蔣中正去世的日子。四十四年是林淑琪的一生，同時也是這個島嶼在政治強人離開後努力從中華民國變成台灣的過程。以此為節點，之前從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起，等了二十六年等到蔣中正離世，這之後再二十五年才盼來政黨輪替，又盼了十六載等到國民黨全面潰敗，我們一直在盼望，卻一直遲遲等不到島嶼天光的那天到來。我們還要等多久呢？
台灣人的「美國夢」從一開始就存在，也未曾消失。只是這場「夢」小至如阿隆對混沌人未來一廂情願的盼望，大至整島國以為美國有一天會來拯救我們脫離中華民國體系的牽制，都在在都顯示台灣人對於「美國夢」入戲有多深。它就像一塊浮木，在困頓的時候給了一絲希望，讓我們不至於絕望；同時也是一劑毒品，讓我們漸漸失去記憶，忘記原先該有的樣子。私以為最終「美國夢」會是台灣在凝聚社會共識路上最大的絆腳石，因為它不像中共一般是個顯而易見的威脅，更像溫水煮青蛙般一點一滴侵蝕我們的主體性，最後剝奪我們身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自尊。
身處強權的夾縫中，像強權靠攏或是最簡便的方式。但我們還是必須意識到，不管如何討好，如何心向任何一邊，台灣到頭來都只是大國權力遊戲中的一只棋子。台灣要在國際上獲得尊重，贏得一席之地，那就勢必要先從「美國夢」的幸福泡泡中醒來，正視自己的身分，知道自己是誰，從何而來，才能從中華民國的禁錮中解放，成為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也才有機會觸碰到真實的幸福。
雖然「幸福路上」暗示著我們尚未達到幸福，但相對的，它也代表著關於幸福，儘管風風雨雨，我們一直在路上。
總有一天會幸福的吧？
(原文刊載於《宿舍199x dorm》創刊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