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以某間在南部的特教學校中發生的學生對學生性攻擊（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為中心，作者所進行的訪談與側寫。
事件沒有什麼前因後果，就如同字面上的那麼簡潔明晰，特教學生對特教學生的性侵，赤裸裸地擺在眼前，乍似不尋常，實際上在那個場域卻像是日常，侵蝕著被害人，也侵蝕著行為人。
社會的發展才創造了「青少年（teenager）」的概念，進而也才有這種現實上的存在（這無甚意外，M. Foucault 亦認為人的概念是被創造出來的，知識條件的變動進而也將使得人被抹去），而這個類別則是在成為人之前的前渡階段，所以也能說是個不完整的人。而當我們將五肢健全、感官正常的個體稱作為人，並非如此的也將會有別於這個類別（無論是用handicapped或是physical challenged）。所以這裡的情況更嚴峻的是在於，這裡的個體是個不完整中的不完整的人。但終究，他們仍然是值得被認真對待與尊重的「人」，不過在這個事件中這似乎只存在於規範面上的想像（甚至不存在於大多數人中的想像），實際上，他們不被當人看，所以也不被認為有教育的可能。就拿更常見的霸凌來說，對於年幼的個體（至少未成年）而言，我們對他們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進而心靈也不會是如同我們認定完備那樣的充足，基此我們沒辦法認定他們是基於完全的自由作出任何決定進而行動，或許成長的路途上會是一個試錯的進程，但是，這種問題的發生常常顯露出線索時已經存在數不盡的黑數了，那問題在哪裡？
失序。答案是失序。在校園環境中教師作為權威者，有權力建立秩序，然而，教師不僅可能會不積極主動地介入管制，甚至當孩子進行聲張時，還會被不予理會或要求漠視，那麼這個環境就像叢林一般奉持著最現實無比的敵我關係，這裡的意思是，霸凌者並不是同質的，有些是在無知的情況下實施，但有些則是必須透過如此的手段來維持自己的地位，而不至於被劃歸到權勢者的對立面，使自己受害化。而在生對生的性攻擊中，也不會有兩樣。唯一的差別，就如同前篇所提到王爾德（Oscar Wilde）所說：「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世界中的事物都是關於性的，只有性是關於權力。這是一個權力、支配、宰制的問題。
而教師的冷漠，作者這麼說：「…那些聽不見孩子痛苦的人，才是真正的聽障。」參與講座時，發見作者其實是樂觀的，她認為確實有些教師縱容妄為，但有些教師卻是遲鈍的不知情，但若是真正經歷過這些事的人或許會是悲觀的回覆：不，所有人都知情。
聽障的孩子他們聽不見，但不代表沒辦法溝通，而他們或許無法正確發音，但是他們想說。但他們所得到的卻是負面的回饋，久而久之他們就會沈默。「他們不是無法發聲，或是聽不見世界的嘈雜，而是被外界硬生生地貼上『沈默者』的標籤，要求他們不要出聲。」在此會發現，殘障並不是生理性的，是被建構出來的。
而在教師端也是有著重大的問題，對於種種聲音的排拒，對於各種想法的否定，責任的推託，再再地顯示出教育者對於自身地位的無知。工作一詞，就像國家一詞一樣，中文使用者會無法區辨其內所包含的各種各樣，甚至產生混淆。Civitas, State, Nation, Country，我們都會叫做國家，同樣地，Occupation, profession 也會都被叫做工作，但實際上也是不同的，而通常後者更妥貼的是翻成專業。專業在傳統上是指涉三種職業，醫師、牧師以及律師，這主要是此等人所實踐之行動不同於一般商業行為而來，也就是特性。而專業的特徵又可以從宣誓、自治組織以及保密義務作為標記。但不知幾次，我已經告訴好多他人，我一直認為教師是比專業更為重要的一種職業，理由在於他們所進行的是「人的塑造」，他們的言行都是個體成長的資料，遑論直接對於個體所做出的行動。然而實際上卻極少教師如此認知自身，反而當成是混口飯吃的事情爾爾。
作者善良地將得辨識的特徵隱去，在跋中她說是因為：「...而是他們的所作所為未必是特例，我不願針對特定學校或老師進行批判，制度性的、結構性的理解與審視，才是我期待的後續效應。」但距今五年了，似乎這個效應還在沈寂，教育的問題尚未政治化完全，所以尚且無法在社會的表面得到注目，但這卻是應該要被政治化的一個議題，無論從什麼方面來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