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脫亞入歐（二）

任何的技術，其背後都有一套完整的思考邏輯，並非突然之間冒出來的。這套思考過程必定跟當事者的個人訓練與經驗背景有關，所以紡紗機是紡織大國的英國做出來，一點都不讓人意外。若不是人在生活經驗上遇到需要改變、改進的地方，正常人是不會頭冒燈泡想到偉大發明的。這個過程，任何一個念過研究所的都知道，就是找參考文獻，你總要知道別人做過什麼，又做成過什麼，不然你怎會知道你該做什麼，會不會去做別人做過的事情？（註：簡單說，就是一個鑽研中文數十年的大師，不會突然靈光一閃，去發明魔戒的精靈語。)

當我們得到別人的技術，以實用角度來看，確實不需要去了解太多這個技術的背景，我們只要會用就可以。今天我們若要把這個技術拿來拆解、複製，也還不會太難，只要你對材料與零件有概念。但如果你想要從這個技術去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新技術，那可是完全不同一回事，若你不能夠理解這項技術的來龍去脈，你怎麼會知道人家為什麼要搞這玩意？（註：很多人會自作聰明亂搞。確實，用武器來講，手槍步槍都可以殺人，但是請不要天才到距離人家五百公尺就拿手槍亂打，手槍不是設計來讓你打遠目標的。)

我們會產生現在的制度，除非是被外國殖民，直接套用別人的，不然制度面的東西，都來自文化背景上的需求。例如台灣很難廢除死刑，這並不是因為台灣人比較嗜血，這很單純的只是台灣沒有原諒極重刑犯的思想，因為台灣人需要用死刑來彰顯正義，如此而已。以這個例子來說，若我們真想廢除死刑，該做的應該是教育民眾用不同方式來表達對正義的看法，不是拿「世界潮流」來說，那沒有意義。

今天我們要思考的是，人類脫離洪荒到可以對抗天災，終於可以有效的掌握住自己的命運，那麼在制度上我們又想要過怎樣的生活？筆者認為，應該沒人想過不自由的生活，也不想過自家財產隨時被強搶的日子，安定的生活人人都愛，那我們要選擇獨裁還是民主？專制還是自由？這答案其實很清楚。一樣是監視攝影機，可以成為監督公僕的利器，也可以變為監視人民的工具，技術上的發展是不能解決制度問題的。

換句話說，只要台灣還想要自由與民主的生活，我們需要的不是改造台灣成為科技島，是教育我們的民眾，使每個人都具備自由的精神，崇尚民主的價值，並且鄙棄專制的思想，抵制以任何藉口剝奪人民自由的政策。這並不簡單，歐陸國家也不是一天就轉變成功，台灣直到現在還有人懷念所謂的戒嚴時代，要改造人心一點都不容易。

這一樣是老問題，光改造出好的制度有用嗎？用處不大。並不是我們把國外運行良好的經驗拿來台灣照用就可以，這是所謂的「符合國情」，不然學瑞典收超高稅負如何？多半的台灣人都不會願意的。當政府收稅後真會用在造福民眾上，民眾才會甘願的繳交高稅金給政府，一個會盡力造福民眾的政府，官員的心態絕對不會是敷衍了事，一群官僚不會麻木到殭屍，也並非只是有嚴格法律監督。

法條的限制與規範是外在的，執行法律的還是人，如果司法體系千瘡百孔，貪污收賄橫行，就算這套司法寫的多完美，還是沒有用。今天為何筆者會提出台灣不能在老喊儒家傳統，因為這一套儒家思想並沒有「啟蒙」過，一套沒有經過反思，也沒有被重寫的儒家思想，根本就不可能與數百年發展下來的現代科學相容。

現代科學的基本精神，說穿了就是「追求真實」，你不可以因為實驗結果出來跟預想不同就去修數據，睜眼說瞎話只為了拿文憑。現代科學講求邏輯、數字管理，並不是西方人比較自虐，沒事想一堆複雜的事情搞自己，而是事情必須講求精確，定義必須清楚。這些概念在中國上下兩千年的歷史，在儒家傳統下只有零星出現記載，整體來說完全都沒有。(註：中國儒學上下兩千年，並不是沒有人去做一些比較具有科學精神的東西，像是地圖的繪製與財政的管理，這都是專業，但這些屬於偏技術的東西，顯然並沒有在儒學中佔到主流，也沒有形成一套完整且有教育性質的系統流傳下來。既然如此，現在就是沒有，不需要拿以前有來證明現在也會有。)

如果我們用黃仁宇的大歷史概念來說，中國說穿了就是因為管理的範圍太大。在技術上要即時管理大帝國，這最起碼需要等到電報出現，所以只能依照「概念」與「教條」管理。講白一點，古中國各地區的差異性，就跟羅馬帝國各行省一樣差很多，只是在政治、宗教權威上服從單一對象而已。中國的數字管理，直到宋代因為大量的商業需求才出現，直到明代的武備誌才有具體的行軍布陣教習法。這顯示出儒家的思想，並不擅長處理數字，或者說並無顯著需求。（註：這不是說儒學，或是成為宗教的儒教一無可取，這僅能說明儒家思想跟現代科學不合)

台灣今天想要真正走向獨立自主，就必須要擁有屬於自己的東西，而且這東西必須是具有現代科學精神的，不管是技術面還是社會制度上皆然。如果我們認同了現代科學數百年的發展是有效的，如果我們認可現代科學的精神是有用的，但在此同時我們又高舉不相合的儒家思想，想來駕馭現代科學，這簡直就是精神錯亂。(注：不厭其煩再講一次，現代科學講求的是準確的定義與嚴謹的實驗，你要不就是接受這種觀念，要不就是不接受，沒有做實驗的時候接受，不做實驗的時候不接受這種事。)

一個人作為一顆種子，要成為一個現代科學家，其發芽、成長到茁壯，需要有對應的土壤，若以為把種子丟到任何土壤上都可以長得一模一樣，這想法太過天真。不適合的土壤栽培出的科學家，其發展也會有上限，想要發展得更好，只有換土壤一途。的確會有特別厲害的怪胎，但這是因為種子突變，跟土壤沒有關係。

筆者從前的簽名檔：「真理不怕被質疑，不被質疑非真理」。一直以來，筆者深信一個道理要能被接受，一定要接受挑戰與質問。今天筆者對台灣的儒家思想進行批判，主要原因也是在其不受批評的態度。

批評需要去檢證，檢證需要客觀與公開，並且要可以被複製，這是科學態度與方法。如中小學的國文教綱要大力提倡古文，這當然是可以的，但必須拿出一個理由出來。是因為我們認為小朋友多念古文不會變壞？還是多念古文可以增加作文與閱讀能力？

如果是前者，那麼我們直接拿文言文比例不同的兩個世代，去比較兩者的犯罪率與重案犯罪率不就好了，「變壞」是不能被標準化的，但是犯罪率可以被數字處理。如果我們可以證明，文言文念的越多，作奸犯科的機率越低，這豈不是最佳的閱讀古文證據？但有人拿出來過嗎？

如果是後者，我們一樣要先定義什麼叫做作文能力，什麼又是閱讀能力。多念古文可不可以增加這兩者？筆者認為絕對可以，但多看白話文，甚至是多看小說效果應該一樣，增加閱讀能力是因為我們常常在閱讀，而不是只看古文。筆者認為，要檢證閱讀能力的問題，不是去舉辦作文比賽，然後讓國文老師去批改，這完全違反利益迴避原則。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究竟閱讀能力要多好？因為寫作與閱讀能力不是犯罪率，可以用一個數字來表示的，所以必須先給一個標準，例如校法全民英檢，也去辦一個全民中檢，要求每個高中生都要達到基礎的寫作與閱讀標準。（註：筆者最反感搶救古文運動的理由，就在於到底我們需要到多高深的寫作與閱讀能力？訂不出標準，只說變差，那這跟沒講一樣。)

以上並不是要我們搶救或反對古文，只是要說明，當我們贊同或反對某一個方案的時候，我們可否有具體的標準？不然只會徒留話柄，讓人認為這些搶救古文運動，不過是一堆怕失業的國文老師舉辦的。不要授人話柄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出科學證據來說明一切，而不是高舉道德與感性，光提無法比較的項目。（註：依照筆者個人經驗，如果真弄一套全民中檢，只要閱讀與寫作能力過關就可以考大學，絕大多數的學生一定只會勉強通過就好，根本就不想深入學習國文。這可能才是這些人憂心忡忡的理由，因為國文科不被喜愛，也沒辦法把國文教到大家都喜愛。)

筆者認為，儒家的思想必須被揚棄，除了欠缺科學態度與方法外，更重要的是不實際。一套理論要可以成為定律，先決條件是被實證，不然永遠都只是假說，我們使用這套假說都還要戒慎恐懼，因為這還沒被確證。

儒家思想在台灣數十年，始終都只停留在說說的階段，提倡的道德觀在佛教、道教、基督教中都有，如果儒學無法提供一套完善且合理的制度，那麼這套儒家思想就僅只於思想，不能當作我們的典章規範。今天台灣的五權憲法，不管其合理與否，其主要概念是藉助三權分立的設計，既然這本來就是舶來品，那麼儒學會不合西方政治學也是理所當然的。

既然不合，結果就只會有二種。第一種，儒學自己發明一套合適的政治規範，這套制度與規範必須符合科學精神，可以用科學態度與方法檢驗，不能一切都以道德為依歸，沒有任何具體標準。第二種，徹底揚棄儒學的基礎，把國民從頭到尾、從小到大徹底改造，徹徹底底的學習這套制度的根本精神與概念。（註：台灣把儒學思想放到國文內，嚴格說這根本就沒道理，語言就是語言，思想就該歸於思想。如果是語言能力不好，加強聽說讀寫就可以，不需要把儒家的思想觀念也要小朋友念，這是兩回事。)

在之前筆者已經多次提到，科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經過數百年的實際證明，已經確定可以對人類生活有正面的改善，更可以幫助人類對抗大自然。既然如此，我們就只有學習這一套與不學習這一套的選擇，如果不是儒家思想自己修正、重製成可以符合現代科學的學問，那麼就應該徹底丟棄，完全不要學。

如果儒家思想就是不肯接受科學方法，無法承認任何的標準檢驗，只准自己人玩自己鳥，那麼儒家思想就是「儒教」，既然是宗教就該放到神壇上，不應該進入學校內。如果儒教可以公開在國民教育中傳播，照道理講也應該讓和尚到小學開讀經課，讓道士到教室內設壇作法。如果讀者堅持儒家思想並非宗教，而是一種思想，那麼請讀者決定一下，我們希望國民教育是多元化還是一元化？

如果是一元化，那麼請給一個理由，為什麼我們要念論語，而不去看理想國；為什麼要研究孔子，不去多研究一下蘇格拉底。若讀者希望多元化，那麼就該把儒學放到大學成為一堂選修課，想念的人再去念。中小學講儒學點到為止就好，同時間也該講希臘哲學思想、印度哲學概念。(註：筆者是比較想教自由主義跟功利主義。)

數線上的數字只有三種，「正數」、「負數」、「零」，在邏輯上來說，一個人只能有活著或是死去，沒有要死不活這種狀態。在科學上力求精確的理由就在這，A與B兩點之間相距一公里，你不可能觀測到一台車出現在A點的時候，同時又觀測到這台車出現在B點。要嘛是A，要不是B，不然就是在AB兩點之間，界線必須明確，不然沒人知道你在講什麼。(註：簡單說，你必須提出大家都可以懂的東西，不然溝通無法成立。例如你身高一米八與六呎只是單位不同，還是可以換算一下，但你拿「八頭身」去說，誰知道你多高？)

科學語言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其普世性，在中國一公斤重的物體，不會到了法國就變成兩公斤重，在英國電解水會生成氧氣與氫氣，在台灣電解水結果也會一樣。科學是不會對「不確定」的東西妄下斷語的，科學語言會說：「我們無法證明兩者有相關性」，而不會說因為兩者無法證明無關，所以必定相關。

但是，宗教不一樣，宗教強調的信仰，所以諾亞洪水發生過，上帝曾使紅海分開。當我們講求的是信仰，就是無法檢證的事情，但是宗教「學」並不一樣，只要是學問，就有可以檢證的基礎。我們可以找到證據，認為曾經有地區性的大洪水，所以古人記載下來，成為諾亞洪水的故事，但要說全地球都被水淹過，這是明顯違反科學的。若讀者堅持「神蹟」可以違反科學定律，筆者不反對這種說法，但這是信仰，不是科學，科學必須能被驗證。

儒家思想的優點在其不精確性，在其無法被科學檢證，缺點也在此。當我們需要管理一個超大的帝國，這個帝國的東西南北，方言不同、習俗不同，太過精確的教條會沒有彈性。這些狀況我們只要看看近代的文明衝突就好，西方的傳教士到了非洲、大洋洲上，如果沒有彈性的處理文化的異同，下場通常都不好。（註：如果傳教士的背後有一整營的武裝軍隊，是可以沒有彈性的處理。)

不過時代已經不同了，今天有衛星電視實況報導，SNG車隨時連線，高雄的水災台北即刻了解。在這種情境下，概念性的指導已經欠缺其意義，這道理通科學概念，一場水災不是天災或人禍的問題，天災人禍是定義，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水往低處流是普世規則，地勢低的地方比較容易積水也是事實，不管你是住哪裡的專家，都必須依照基本的科學原則來討論水災問題。

但是儒家思想可以處理這種問題嗎？前面再三提到，儒學中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技術成份，一個儒學大師並沒辦法了解天氣模型、水文地理環境，沒學過就是沒學過，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沒有丁點理工基礎的人，是無法去了解這些天氣、水文資訊的。所以，讀者從出生到現在，應該都會發現到，所有我們檯面上見到的儒學大師，在探討這些需要技術的問題時，無一例外的都是「感覺派」，他看到、感受到的，而不是被科學用數據處理的，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都是個人的、地區的感受問題，僅能作為統計數據中的一部分。（註：感覺派的問題就是，他們不肯承認，自己其實很笨或是很懶，看不懂或是不想看這些資料與數據。所以只能訴諸道德，找無法比較的東西來自我感覺良好。這些大師也不笨，會找立場相同的專家來當佐證，不過他們自己真的看的懂這些相同立場的科學證據？)

既然跟一般鄉民的感覺毫無二致，那麼我們何必找理由，來證明儒家可以適應現代科學？不行就是不行，沒有那麼多廢話。科學方法不是基督文化圈特有的，伊斯蘭世界也輝煌過幾百年，硬把科學方法說成是西方特有的，儒家文化圈只要會用就好，這就是這套思想目前最大的問題：「抵死不承認科學精神，才是科學方法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