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條件》第五講：在現實與烏托邦之間的鬥爭

所有的政治行動都關乎於最一開始的理念、慾望或某個當下的衝動，而背後所連結的可以是一組偉大的具有時序的世界觀、可以是靜態的道德觀念，又或者是一組當下可以想見的現實利益，然而不論這些偉大的理念或即使的利益多麼的鮮明或值得追求，在巨大的變遷洪流中這一些遲早會被稀釋甚至化為虛無，有的則是越來越強烈，直到它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真實。

處在時間洪流中的台灣人，他們的民族信仰誕生於某個幽暗而驚懼的歷史時刻，隨著時間的推移地理上的概念漸漸成為一種「想像的共同體」，而過去那種以「中華帝國」核心自居集體意識概念也在洪流當中漸漸地消逝。然而，我們不能斷然認為這樣的現象證明了某個當下的共同體概念的絕對真實性，尤其在內部價值的鬥爭方面，將共同體的內在價值與「全球普世進步價值」連接的做法正隨著全球地緣政治的現實而開始受到質疑與挑戰，而「全球化的幽靈」尚未死透，不斷以一種國際政治-資本者主義-秀異教育的複合權力模式壓制著民族概念與當下本土政治博弈結構的合流，直到今天也尚未看到雙方在精神理念上妥協的契機。

任何一種政治行動都是屬於「片面性」的，也正因為這種片面性使然，它們必然在一切現實當中面對四面八方而來的衝突，而這行動當中的成員，他們要不依循著他們的信念或衝動持續維繫著行動與世界之間的鬥爭，要不就是同化於某個當下的世界，將自身排除於行動之外，這個過程中除了行動者與相對於行動者的那群人(對手)，沒有任何人可以去審判一項政治行動究竟是對是錯，也因此，沒有一個行動者或他的對手會在自己行動之前花時間審視自己行動的正當性，多半也只是戰術上、道德原則上或利益上的自我權衡而已。

台灣民族在早期行動的行動過程中並沒有花太多的時間去省視自己的正當性，這當然並非先人的不長進或衝動，而是相對於日本殖民者或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壓迫，一切促成行動的理念是那麼鮮明、慾望是那麼強烈、利益是那麼關乎行動者們的幸福與生存，而後在台灣民族的內部價值開始產生自我懷疑與批判，則是因為歲月的變遷，使得原先的挑戰不再具有如此鮮明的動力，而行動者內部也因為各種基礎的變動而使行動者們不得不將原先的運動動力降緩，重新權衡在新的當下什麼才是自己值得追求的，重新審視自己在新時代中能扮演的角色，重新審視自己內心中有沒有新浮出更想追求的事物，重新審視自己原先加入的行動在遭遇瓶頸後是不是應該重新「取向」或再次定義，漸漸地，在這一過程中漸漸又分化出了屬於「愛國者」的政治行動、屬於「進步派」的政治行動、屬於「都市無產青年」的政治行動，這些行動者將在下一輪的時間之流中證明誰是下個現實中的倖存者，誰是將是未來的歷史紀錄而已。

依照當前地緣政治的情勢來看，雖然美國全球化時代所帶來的餘蔭仍然能夠保證進步派在政治行動的領域能夠在吃香喝辣一段時間，但隨著戰火於全球各地四起，進步派的價值領域所能依憑的現實基礎也將越縮越小，未來若是東亞戰火點燃，進步派本身也只能被迫戰隊甚至是改宗了。而愛國者分支由於具有一定程度的戰爭意識與在地習慣代表性，或許在戰後能成為新的台灣民族主力與詮釋者，甚至是進步派競爭模仿的對手。城市無產階級和親中國派在當下的地緣政治權力分布來說可謂無置喙的餘地，這點無關乎他們在人口上是完全大大超越於進步派與愛國者，而是台灣本身的政治權力分布就屬於國際導向大於在地導向，這也是親中派和無產階級代言人即便能夠在地方選局獲得一定比例的席位卻在這幾年難以拿到中央執政的席位，他們只能寄望於台灣國際政治權力的主要對手，也就是中國，能透過各種方式去動搖台灣在國際權力政治中的地位，藉此來開發自己的權力動搖時可能拿到的政治紅利。但就現下的地緣政治狀況來看，進步派與愛國者仍然是站隊上心不甘情不願的盟友，而無產階級與中國派則是相互利用以拉取最大多數選民支持的同伴，一邊依靠美日秩序的護佑與本土利益同構，一邊依靠中國勢力的政治紅利與仇恨、貪婪的動員情緒，將在下一輪的博奕中見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