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是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所寫，其中細究日本文化的矛盾性格，並與自身母國─美國文化相互對照，部分解釋了兩方相遇時之所以產生激烈衝突，很可能源於各自的文化系統所信奉的原則完全不同，而兩方皆不了解這一點所致。
本書出版於1946年，在二戰時期肩負重任，為的是在二戰期間研究敵國日本。書中舉用的例子很多是日本人的戰時行為，看似離台灣現今的日常甚遠，但它同時也解釋了許多現在也十分常見的日本符號，例如武士、報恩、道義、花藝等，作者分辨出被刻意塑造的行銷意象，並與它們真正的意涵作區隔。一直到今天，在台灣的我們若全盤接受日治時期統治者強制輸入殖民地的觀點，或者美化過的藝術宣傳，我們仍可能對日本文化可能有所誤解，本書或可稍稍化開誤解，它不只提供另類的觀點，也可讓讀者學習作者在研究異己文化時所使用的方法學。
1. 武士─超脫世俗的劍客，鞏固封建的士兵
｢武士道」是經典的日本文化宣傳工具，一般以精通刀法、堅守道義，且對主公盡心的武士形象來呈現，其實應該拆成兩個部分來討論─屬於上層的｢武士階級」以及所有日本人都遵守的｢道義文化」。日本的武士階級起源很早，正式開始具有明確的權力是12世紀末源賴朝創立幕府時期。正如許多日本電影、小說所述，武士可以配刀，類似於今天可以配帶槍械且可以合法用武的軍警，受到眾人敬畏。按常理推測，地位極高的武士階級應該掌握許多資源，經濟上沒有壓力，或許其中一些人會有拓展勢力的野心。超乎想像的是，武士階級事實上薪俸極低，與農民的收入差不多，為的就是抑制上述所謂｢常理」，即在封建社會中不可不防的、人生而有之的野心。
要維持封建制度森嚴的等級，靠的是有賞有罰的制度規範，被限制經濟能力的武士具有職業上的保障，農民階級不得轉讓土地，同時也不會被剝奪土地。另外，下級民眾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時可以上訴申冤。簡言之，雖然各階級都有部分權力被剝奪，某些時候處境嚴苛，但｢只要遵循制度就可以得到安全」。
2. 恥力全開
遵循制度代表不適合擔任武士的人必須成為武士，不甘願擔任家長的人必須負起責任留守老家，為家族大小事做抉擇。信奉「各得其所」的封建社會中不容易出現依照個人自由意志選擇職業的情形，這裡出現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難道他們不會反抗嗎？要是反抗的話會成功嗎？想探究問題的答案，必須先讀懂「恥」的文化。
芥川龍之介先生的小說《鼻》曾戲劇化的描述「恥」的文化：主角有一顆形狀特異的鼻子，他總覺得大家都在暗自嘲笑他的鼻子，直到他用盡辦法將鼻子塑成正常的形狀，他仍想像眾人的視線一直追隨自己面容上的這一小塊肉。某日，正常的鼻子又變回醜陋的形狀，與一開始不同的是，主角欣喜不已，然而他陷於外在眼光造成的焦慮中，再也無法逃脫。也就是說，眾人的視線與期待會成為一股巨大的動力，令人在忍無可忍之下主動修正自己的外貌與言行，這股逼人從眾的力量有多強大？
「…如果老師的報告說他不服管教或者不敬，給他的操行評分不及格，他的家人就會和他反目…他的家庭會堅定一致地指責他。我認識兩個日本人，還不到十歲就被父親告知不必再回家。因為覺得羞恥，他們也不願去親戚家，起因只是他們在學校受到了老師的處罰。」
｢要是他引來了批評，全家人都會和他翻臉，因為他沒有履行對社會的道義，不能指望家裡人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同齡夥伴…只有他賠禮道歉並作出保證以後，他們才會重新接納他。」
作者引述傑弗里·格拉的理論，說通常在有大家庭或其他團體活動的社會，要是某一成員受到指責或攻擊，其他成員會團結起來保護他。只要能一直得到團體的贊成，個人就能放心地面對整個世界。在日本，情況剛好相反，個人只有得到其他團體的認同，才能保證自己團體的支持；如果外人不贊成或者有非議，自己的團體就會站到自己的對立面，對自己施行懲罰。當個人違背規矩，面對的是自己以外的眾人所築成的｢恥」的高牆，個人是否能在無援的情況下反抗成功？拒絕高牆的他又能得到什麼？
相反的，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依然遵守規則，在日本社會中是受到讚許的，犧牲個人成就道義，是日本悲劇電影中反覆強調的母題，許多日本人喜愛此種電影，看完之後潸然淚下並得到心靈上的滿足。
當眾人的行動都密合於體制中，社會整體看來碩大整齊，日本傳統上稱頌這種華美無瑕的美感，表現在庭園造景、文學等藝術文化上。另外，三島由紀夫先生的《金閣寺》寫火燒象徵極致美的金閣寺、坂口安吾先生的《盛開的櫻花林下》描述極美的櫻花帶來的恐怖，似乎造就這種美感的壓抑能量，也同樣在藝術作品上留下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