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與劍》成書於二戰末期，是美國政府為了解日本而邀請人類學家潘乃德所著。由於日本是敵國，作者無法親身研究當地風土人情，一手資料只能取自美國日僑；加上作者不諳日語，運用了不少英語作者論述日本的資料，作品如同三次創作。在此情勢之下，時至今日，仍有人引用此書來解讀日本人性，不免令人擔心。
《菊花與劍》面世後，日本社會環境已經過多次變革：盟總時期美國的高度影響、六七十年代的經濟神話、平成年間的泡沫經濟爆破等等，日本人性一方面已不再是純粹「日本的」，而是摻集各種西方的影響，另一方面也隨時間情況而有所轉變。因此書中許多的觀點，而不適用於現代日本人。如書中一再強調日本人把天皇放在尊崇的頂點，視對天皇的忠為不可動搖的價值，很明顯是不適用於現代日本的。自從日本戰敗和人間宣言的發表後，人們對天皇的信仰已普遍陷落。現在，儘管一般人對天皇抱着尊敬的態度，但其舉止及王室一家已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不乏對王室戀愛情事、教育方針等方面的批評。
書中又提到日本人更注重行為稱職、少找借口，往往自己承擔責任而不找替罪羊，實為對日本人的誤解。研究 A Discourse Analyt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Japanese Apology 就反映，日本人道歉認錯並不等同承擔責任，反之是祈求對方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一種策略。國民級社會心理學家南博所著的《日本的自我》提到，日本人的自嘲與自罰也是為了逃避或減少他罰而作的，而集團主義的重視是通過集團決定與集團責任來淡化個人角色；更提及對戰爭的所謂「一億人的總懺悔」實為不負責任，以同罪意識來弱化個人責任。311大地震發生後，我們看到的東電，有沒有做事稱職、承擔責任而不找替罪羊？事發一年半後，東電才首度承認缺乏適當的海嘯防範措施；時至今日，東電仍未表示應對核災事故負責。其實面對重大事件，一般人都會想否認事故的發生、逃避責任，為何日本人就會一反人性的常態、直接面對呢？作者認為日本人信仰秩序和等級，就如同西方人信仰自由和平等一樣。認為日本人寧可安守本分，也不要做出與身份不符招人猜疑之事，比如致富。而上位者有權決定下位者的事務，並同時背負地位提升帶來的責任。輩份和年齡都是一些決定等級的因素，並且等級輕易不改變。確實這種觀念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但隨著終身僱用制度崩潰，年功序列制逐步消亡，加上西方思想的流行，日本人的等級關係已不像以往般嚴密，變得較為尊重作為獨立個體的個人。
潘乃德指日本人嚴格遵守道德規範及禮節，把個人約束最大化，務求不負他人所望。然而，《日本人的心理結構》表示關係越疏才會越講禮貌，所以日本人希望把身邊人盡量拉入內圓，並不喜歡講客套。假如我們誤會了這一點，以為對待日本人極盡禮貌之事，想必難以與日本人建立真正友好的關係。
《菊花與劍》有一著名論述，指日本文化為恥文化，依靠外界約束力來維持好行為，以致日本人並無分別善惡的能力，認為自己本性善良只要洗滌體銹便可變回善。然而此說法被猛烈批評。著名精神病學者土居健郎於《日本人的心理結構》一書中，便說明日本人的罪惡意識明顯，雖然不會過多大追究個人責任，但會視背叛集團為罪惡、受到集團譴責為極盡羞恥之事。其實，指任何人無分別善惡的能力都是招人話柄的，用潘氏論點詮釋今天的日本人很可能會引來不和爭執。
潘乃德亦提出了日本女人的角色是被動而從屬於男性的，女人要作為母親才有地位，妻子是傳宗接代的工具而非浪漫愛情的提供者。誠然現代情況已大不相同，現代日本女性的地位與男性相若，相親結合的夫婦數量很少，會選擇生育的家庭也越來越少，以致日本成為生育率最低的國家。日本女性亦越顯主動，甚至比男性更主動，故有肉食女草食男的說法，也出現了積極也結婚為目標的「婚活族」，力求擁有浪漫愛情與安穩生活。
書中忽視了時代背景對人民性格表現的影響，如政局不穩、屢有政客被殺，四民平等、商人抬頭等，等於把當時出現的問題歸咎於民族性，變相推在個人身上。但人類的行為是會因應時勢環境而改變的，如千年前中國有禮儀之邦之稱，今天的中國人的禮儀卻有許多令人不敢苟同之處。民族性並非一成不變，民族性也不是人類行為的唯一原因。以《菊花與劍》解析現代日本人性無疑是片面的。
《菊花與劍》把日本人視為一個整體，描述出一個似是而非的曖昧日本印象。就好似，即使把藏人與山東人同視為中國人，兩者的生活習慣、價值觀等也截然不同；而就算一樣為漢族的北京人與上海人，也有京派海派之分。由此推進，日本人性亦應有地區、種族等方面上的差異，例如擁有營商傳統的大阪人就被認為是較為世俗現實的。《菊花與劍》把日本人性一般化的觀點，容易令人忽視每個獨立個體所擁有的特質，對理解文化、理解社會有害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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