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平又如何

美國侯任副總統賀錦麗於推特講述平等（Equality）與公平（Equity）的分別。她指平等是每個人獲相同對待，但因人人起點不一樣，單憑平等不能解決社會不公。政府必須按市民需要提供資源，保證所有人從同樣起點競爭，最後達致公平 — 大家有相同結果。

她的說法除了最後一句沒有問題。資本主義下，富人可以請外籍導師幫兩歲兒子補習英文，再在九龍塘購買單位，助其日後入讀喇沙。居住牛頭角劏房、左鄰癮君子右里古惑仔的學童如何與他競爭？ 政府為貧困學生提供書簿津貼，甚至資助參加交流團或補習班，製造機會均等合情合理。

可是，強求結果公平，就等於在公開試中給予兩者不一樣的試卷，是反智行為，但這種反智行為每年也在美國長春藤大學發生。黑人及拉丁裔分別佔美國人口12.7及16.7%，如果大學只憑公開試成積收生，兩個種族的入學比例會比人口比例低。左翼以種族多元為理由，反對這種結果上的不均。於是，大學採取肯定性行為 (Affirmative Action)，以配額確保兩者收生數目。但根據普林斯頓大學研究， 衍生後果是人口佔5.6%的亞裔需要在公開試SAT (1600分滿分)中比白人高140分，拉丁裔高270分，黑人高450分才有同等機會考進私立大學。據《經濟學人》報道，一位黃姓男子加州長大，公開試ACT滿分，全國鋼琴大賽季軍，全國數學比賽頭150，參加過多個全國辯論決賽，更曾在奧巴馬就職典禮演唱。 但報名七間長春藤大學，只有一間取錄。機會平等是優才制 (Meritocracy) 的最佳盟友，而優才制的最大挑戰，是盲目追求公平結果。

左派也反對兩性收入不均。世界盃獎金男女有別，女足球員有3,000萬美元，不足男方4億的十分之一。不少女權分子指這反映男女不平等。同工當然應該同酬，但從成果角度出發，男士和女士是否在做同一份工？體育競賽說到底是一門娛樂生意，運動員收入由他們帶來的轉播收益及廣告贊助而定。強行要求結果上的公平: 男女收入一模一樣並不合理。男子世界盃2018年總收入60億美元，男運動員可分到當中的7%。相反，女子世界盃總收入1.3億美元，女選手會瓜分其中23%。 從分成百份比來講，世界盃中男女確實不平等，不過是女方收入過高。

此外，西方女權分子經常批評各種高收入職業，譬如工程師、機師等仍以男性為主。根據今年二月的就業報告，巨擎Facebook、Apple、Google和 Microsoft有20至23%高科技員工是女性，達不到女權分子心目中公平的50%。可是，女性佔美國大學電腦科技畢業生18.7%。若我們認為男女能力相等，單從公司就業數據我們看不到有性別歧視存在。此例卻突顯不少女權分子的虛偽: 美國軍隊內有16%是女性，建造業裏女性佔9.1%，而只有9%護士為男性，但從未聽聞女權分子指這些職業有性別歧視問題。當中原因會不會是在戰場及地盤日曬雨淋，比室內寫程式和照顧病人危險，收入亦沒有後者高？

一個三藩市中產家庭長大的白人女性，比一個菲律賓貧民區出生，說英語帶口音的亞裔男人，誰更有優勢？現代女權分子會教育我們，若兩者都在矽谷求職，因女性程式員比例不足50%，而亞裔男性程式員的比例比人口比例高，那白人女性在找尋工作時需要更多幫助。人的優勢有很多層面。不一樣的家境、性別、種族、智商、外貌、身高，那人有智慧判斷誰比誰更有優勢?左派卻不斷要求我們只從一個角度出發，指在單一維度達到公平結果，便代表社會進步，眼界之狹窄令人詫異。

只追求公平結果，我們很容易會忽略問題的根源。黑人入大學率不足，社會應該由城市建設、治安、師資等角度入手，而不是倚靠大學搬弄龍門，對某一族群的要求降低。若肯定性行為對問題根源有效，為何它從六十年代末生效至今40多年還需存在?

結果公平說來動聽。但若把它推到極致，便是共產主義下人人每月收入36元，那又是否左派心目中的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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