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不會覺得,台灣畫家畫的,就是有點...『土』?」在展覽現場無意間聽到這句評語。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難道,台灣風景本來就比較「土」?是技巧的差別?還是,就算描繪同樣的山嵐、同樣的磚屋,只要作畫者是金髮碧眼,就是感覺比較「潮」?在1920年代前後的台灣前輩藝術家作品中,我試著還原自己當初留學英國的心態,重建對家鄉台灣的理想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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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面而來,是三堵平行的霧灰色水泥牆、四個展間。之所以能一眼望穿,得歸功於巧妙的展場空間設計。三面牆在右側相應位置,鑿開同樣的拱形門洞,視線穿越前移、展牆也漸次縮小,帶出深邃景深。而那座皎白如玉的大理石少女胸像、黃土水的《少女》,就安詳地杵在最深處借景室外蒼翠綠意的前面,凝神回望、靜候探訪。
展覽鎖定1920之後留日留歐的台籍藝術家、曾經旅台甚至影響台灣美術教育發展的日籍藝術家們,總計47位。其中最知名的,非陳澄波、林玉山、陳進、郭雪湖(記得
《南街殷賑》 的迪化街景象嗎)等人莫屬。
最讓我驚艷的,莫過於展覽主視覺上、那唯一的雕塑作品——黃土水《少女》胸像。談到白色大理石雕像,我們腦海多半會浮現西方面孔或身形(例如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米開朗基羅的
大衛像 )。不過,《少女》的臉,單眼皮、矮鼻、相對平緩,明顯勾勒出一張東方女子的輪廓。原來,黃土水與其他展出的台籍藝術家一樣,即使出國留學學習西方藝術(雖然當時台灣在日本統治下,但實際上被當作外族、待遇不如本地人),依然難以忘懷東方甚至台灣故土。
黃土水《少女》胸像(局部),1920,大理石雕,28.0x35.0xH50.0cm,臺北市立太平國小典藏,作者攝於現場
用外國技法表現在地風情,大概是第一波留學海外、卻又具有本土意識的前輩藝術家們,最大的共識。好比台灣第一位女藝術家陳進,就曾說自己「想要表現鄉土美」。展出的其中一件作品《三地門社之女》,就取材自屏東的排灣族聚落:山地門社。
陳進《三地門社之女》(局部),1936,膠彩、絹,147.7x199.9cm,福岡亞洲美術館典藏,作者翻攝。
崇洋背後可能的自卑
只是,喝洋墨水或國際化的想法,經常會被誤用。
記得電影《型男飛行日誌》中,「不是在飛機上,就是在前往機場路上」的喬治克隆尼嗎?他的牙刷,只備在行李箱中,家裡卻一隻也沒有。其實,空旅必備的牙刷,在70年代的台灣,曾被引伸出「牙刷主義」一詞,專指當時面臨台灣外交危機下,隨時準備捲鋪蓋走人的權勢人士。他們心中的「國際」,充其量就是一種「生存」的出路。
我自己也曾遇到,把「國際化」當作「品味階級」的人。當兵時,有一位特立獨行的軍中同袍,據說每週會啃書數冊、音樂則非西洋古典樂不聽。有好幾次他到我房間,只要聽見中文流行樂飄蕩,總會挑眉輕蔑地說:「你怎麼都聽這種音樂?」當下無言,如今卻怎麼想怎麼奇怪:古典樂,真的就比較高尚嗎?書讀越多,不該培養出更多文化包容嗎?透過洋化來墊高自我,又是不是一種自卑情結作祟呢?
林之助《彩塘幻影》(局部),1958,膠彩、紙,118x78 cm,文化部典藏,作者攝於現場。林之助將荷塘畫面平面、抽象化。
追憶遠渡倫敦的初衷:對等的交流
2018年11月某個凌晨,我正要離開留學一年的倫敦。與多數英倫冬夜相仿,那晚冷得臉麻、冷得血液結凍。顫抖著雙手捎來Uber前往機場,冷到厭世的我隨手在Evernote記下:「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 回台灣,我算是心無懸念。
回想那段留學生涯,雖然身邊不乏同期的台灣友人,不過當時34歲的我和男友,確實是相對孤單的存在。留學,是追夢、是冒險,但申請之前就已經預料到,自己已經無法像20多歲一樣那麼單純沈浸在興奮中。情緒顯得平淡、思緒多是批判。所以,我在申請文件的讀書計畫裡,描述的期待多半是「交流」、工作和閒暇所學習的「工藝」和「茶道」等等。
當然,早有前輩有先見之明。上個月,行人文化剛翻譯出版了岡本太郎《
今日的藝術 》,書中提到他曾在出國參展前的演講上,被聽眾問道:「您覺得這次出國會有什麼收穫呢?」而他回答:「
我不是去收穫的,而是去給予的。」 對於這樣的認知差距,他進一步在書中評論:
堅信出國就是要把外國的新鮮事物帶回來的慣性思維,是文明開化後產生的自卑感。...去給予,並不等於驕傲自滿,而是一種極其冷靜、包容而堅定的態度。
只要我們還在追捧「台灣之光」、品牌必勝之路還是「從國外紅回台灣」,那我們終究,不會抬頭誇讚月亮的圓滿皎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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