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須要解釋一下《漢文脈的近代》這個書名。一般我們說「漢文脈」，是一種相對於「和文脈」的說法；從他們脈落發源的不同，日本人可以很輕易的定義什麼是「漢文」。然而，本書所要討論的「漢文」，卻不僅限於前面所說，日本用漢字所讀寫的文言文而已。也不只是從近代以前的中國開始，流佈使用於整個東亞的文言文而已；而是更廣泛的，涵蓋著基於漢字文言文展開的種種écriture——書面之事——，透過這整個影響範圍來把握「漢文脈」的意義。
目前，學界常用「中國古典文」或「支那文」的稱呼取代漢文。「漢文」的稱呼確實會讓人誤解：以為是指通過日語訓讀所使用的漢字文章；並且，漢文畢竟是源自古代中國語，為何不用「中國古典文」的稱呼呢？然而，「漢文」越過東亞諸地域語言，展開的écriture可能性；我們如果用現代分立的國家、國語的視角往前套用，或許會扼殺「把書面語純粹當成書面語閱讀」的可能性。因此，比起像是在說中華世界基礎的「中國古典文」，也可以指涉在東亞邊境流通的「漢文」一詞，是本書更好的選擇。當然，這不是說我們就把討論限定在日本人所寫的漢文；恰恰相反，漢文的越界性，正是本書重點所在。本書的主題，是在討論十九世紀後半至二十世紀，日本與中國的相互交流影響引起的écriture變化面貌。個別的作者「書面之事」變化的同時，社會對書寫概念的認識也在變化，並將其變為一種審視、考察的對象。那時，中國大陸東部與日本列島，言說、出版的空間都緊緊連接著。關於這個緊密連結的歷史時空，本書以「清末=明治文化圈」來稱呼。一個國家對歷史的意識，與所使用的稱呼相聯繫，改變稱謂或可為新的視野的根源。
齊藤希史：《漢文脈的近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學，2005），頁i-ii。
這個部份其實不是真正的翻譯，只是將大意抄錄出來而已。我打算把精力耗在〈官話與和文——梁啟超的言語意識〉上。這個前言的中文，只是讓讀者大概知道本書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