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從函數到函算語法
七
中國第一本系統地描述漢語語法的作品是馬建忠寫的《文通》(後人習慣稱之為《馬氏文通》19)，於清光緒廿四年出版 (公元1898年)，正值戊戌政變之年。行內人都知道，《文通》曾經長期被批評照搬西方的語法 (其實馬建忠以拉丁語為本)，用西方語法的規則或觀點套在漢語之上，進行詞類劃分。依此看法，馬建忠的漢語語法延續了耶斯迦-狄俄尼索斯-瓦羅-布洛卡的線索﹔其實卻不盡然。
《文通》的第一部份系統地對一些語法概念做了界說，然後劃分字詞。字分實字和虛字，實字下分名字﹑代字﹑靜字﹑動字﹑狀字五類，虛字下分介字﹑連字﹑助字﹑嘆字四類﹔故字共九類。詞有七種，分別為起詞﹑止詞﹑語詞﹑表詞﹑轉詞﹑司詞和加詞。這個分類很了不起。字在《文通》中按漢語的最小語言單位定類。「字分九類，足類一切之字。無字無可歸之類，亦類外無不歸之字矣 ... 字各有義，而一字有不止一義者 ... 義不同而其類亦別焉。故字類者，亦類其義耳 ... 字無定義，故無定類，而欲知其類，當先知上下之文義可如耳。」(馬建忠1988: 8-9)
關於字的分類方法，大概以語意為主，但字無定義，故需按其用法判定 (欲知其義，當先知上下之文義)﹔換句話說，要分析一字在其出現的句子中的位置和作用。這便相當接近句法的處理了，與單純用屈折變化來做詞類區分非同一回事。歐語的屈折變化屬於詞的形態學，但涉及一字在其出現的句子中的位置和作用則屬語構的範圍了。
《文通》稱「意達於外曰詞」，並將詞定為七種，分別為起詞﹑止詞﹑語詞﹑表詞﹑轉詞﹑司詞和加詞。「外」字有歧義，但卻是重點所在。所謂「意達於外」中的「達於外」描述的可以是指稱，但在原文脈絡中似乎沒有什麼關聯。「達於外」中的「外」的另一個詮釋應該指句子的其他構成部份，因此一個字的意義要按這個字在句中的位置和作用 —— 即與其他句子構成部份的關係 —— 來決定。這個看法應該比較接近原意。
按後者的詮釋 (應是《文通》的用法)，詞實在是句子成份，也就是在一句子中的位置和作用，恰恰呼應了一字在一句中的「欲知其類，當先知上下之文義」的要求。
在西方的語法傳統中，「語部」往往與句子成份混為一談，比如英語「parts of speech」(語部) 的拉丁語為「pars orationis」，原義為句子成份。[Haspelmath 2001: 16539] 公元二十世紀上半葉，結構語言學者才首次引入「word class」(「詞類」) 一詞，「句子成份」則在後布龍菲爾德 (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 的短語結構語法中正式脫離詞類的概念而成為一個描述句法的概念。
馬建忠在在學習外語的過程中似乎意識到字類 (約同於現代「詞類」的用法) 和詞種 (約同於現代「句子成份」的用法) 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並且予以明確的界定和劃分，這便十分重要了。字類/詞類本身不能說明句子的結構或構成規則。要說明句子的結構或構成規則，需要分析句子成份之間的關係。比如名詞，它可以是起詞，也可以是止詞，甚至語詞。我們只能在一名詞用於某句中的位置才能判定這個字類 (譬如名詞) 用得對不對或句子是否合乎語法規則。
總的來說，《文通》的成就有四個方面。
首先，它是中國第一本系統分析漢語的現代語法書 (不是文字學的重述﹗)﹔
第二，它不單劃分詞類，更另辟句子成份這種描述方法﹔
第三，創造適合/用於描述漢語的工具名稱如「靜詞」﹑「止詞」﹑「轉語」等﹔
第四，按拉丁語的結構來辨析和拉丁語有別的漢語結構，以此來呈現漢語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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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說《文通》的作者為馬建忠的兄長馬相伯，另一說則稱該書為馬相伯和馬建忠兩兄弟合著。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畢業的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盛巽昌先生寫了一篇簡短清晰的考據文章〈《馬氏文通》作者是馬建忠嗎﹖〉，刊在《中國文化史500疑案》網站 (http://ds.eywedu.com/500/index535.htm ﹔讀取日期﹕2014年09月19日)，指出兩說皆源自馬相伯之口，再由第三者引述推測。本書沿用傳統說法，以馬建忠為《文通》的作者。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