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周邊文資總盤點1：於玩世中恭謹做人——寫臺靜農故居】

寫在前頭：

　　上個月的九號（三月九號），學生會與校方針對臺靜農故居進行討論。會中，校方強調對故居的維護應該以「人」而非「現存建築」為主體。時間推至一個月前，當文資團體發現臺靜農故居疑似將被發包拆除時，便立即提報文化局重新審查，此事一出引起輿論譁然，藝文界人士紛紛表態支持保存故居。

　　而這棟房子的最後居住者——臺靜農先生是誰？臺靜農故居維護的近況為何？本學期學生會文化部的「臺大周邊文資總盤點」企劃首篇文章，將以臺靜農故居為主題，企圖梳理上述兩大重點。

▎臺靜農先生生平及文學成就：

　　臺靜農，原名傳嚴，字伯簡，是五四時期重要作家，被認為是二十年間鄉土文學的重要代表[1]。臺先生以其小說和散文聞名，一九七九年《現代文學》刊出十四篇臺先生的小說，作家劉以鬯便指出「重視魯迅小說，是應該的，忽視臺靜農小說，幾近浪費」。[2]

　　臺先生經歷五四風潮，和當時的意見領袖蔡元培、胡適、魯迅、陳獨秀素有往來，另外與許壽裳、喬大壯等學術工作者也有交誼。臺先生無論是在文學、學術、書法、繪畫等領域，都是當代的一時之選。二十世紀初，中國面臨新舊文化的衝擊以及內外相交的政治、社會壓力，身在其中的知識份子無不將其所思所感化為文字。臺先生也不例外。[3]

　　首先，以小說觀之，魯迅曾形容臺先生的小說《地之子》「在爭寫著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將鄉間的生死，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也沒有更多，更勤於這作者的。」學者認為，臺先生擅長以「感傷的筆調，陰暗的意象，刻劃出人的愚昧」，如其在《紅燈》描寫已經成為乞丐的老母，在其他人家的道士誦經棚下呼喚已故的兒子來領紙錢。眾人的鄙視更襯托出老母的卑微[4]又如其在《棄嬰》中敘寫對任何事都不感興趣、求職不順的讀書人，刻劃出知識份子虛偽軟弱的一面。[5]

　　臺先生早年的散文也不減針砭時政的力道，楊牧更讚許臺氏的散文證明新文學的活力。不只如此，臺先生更著有許多諷喻時政的詩集，如其在詩集《白沙草》中，便批判國民黨的胡宗南軍隊不抵抗日軍，只汲汲於和共軍作戰，對百姓造成傷害。[6]他也在詩文中諷刺國民黨官員對來華的美國特使馬歇爾逢迎諂媚。[7]

　　在臺先生早期的詩作中，有大量詩篇取材自戰爭經驗，如形容戰爭的敵方既如惡魔，又似人類：

　你本來是我們的人類，
　只是被惡魔融化了！
　想你無心成為惡魔，
　為何偏有心毀滅我們人類？
　我可憐你以前，
　我不能恕你現在！[8]

　　臺先生早期的詩作多以「戰爭」、和「愛情的困局」為題。[9]然而，隨著壯年喪亂倫離的經驗，當臺先生因政治因素，三度入獄後，臺氏的詩作逐漸轉向「感慨時局」，寫下如「難平孤憤為餘波，休向人前喚奈何」這樣的詩句。[10]

　　但，在臺先生的摯友——時任臺大中文系主任許壽裳先生被刺殺身亡後，他在藝文上的實踐逐漸轉向文學史研究、替友朋寫序，以及書法和繪畫中。如今「臺灣大學」的字樣就是來自臺先生的手筆。

　　而到底中間發生什麼事呢？

▎台大中文系白色恐怖事件

　　臺先生來台的原因，便是受到臺灣省編譯館[11]館長許壽裳邀請赴台擔任專任編譯。許先生和臺先生私交甚篤。許壽裳曾在日記中形容與臺先生的關係「..其知我之深，愛我之切，並世並無第二人…」[12]兩人交情可見一斑。許先生和臺先生常相互贈送作品。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同年，兩人每月總有數次相聚。[13]

　　然而，一九四八年二月，臺先生和魏建功到許壽裳住處談天，當天深夜，許便遭到殺害。[14]這起凶殺事件有多處疑點，而外界對於這起案件是否為國民黨所指使，意圖剷除與魯迅關係密切的異議份子一直有所揣測。

　　許壽裳和魯迅是同鄉，也是同年赴日本留學的同學。魯迅死後，許壽裳仍舊透過著書、公開演講、在雜誌上撰文等方式宣傳魯迅的思想和文學成就。[15]魯迅總是抨擊封建的壓迫、禮教吃人，也批判國民與知識份子，此種論調自然不被當局所喜。

　　但，除了許壽裳與魯迅關係緊密外，臺先生於公於私也深受魯迅影響。

　　一九二四年，臺靜農旁聽魯迅開設的中國小說史課程，此後在魯迅的指導下，臺先生等人創立未名社。臺先生也時常向魯迅請教，在《魯迅日記》中，提及臺靜農一百五十次以上，可知兩人交情深厚。[16]

　　在學術研究與文學方面，研究者也認為臺先生受魯迅影響深遠。從小說創作的主題來看，兩人的作品都與當代社會緊密相關，直指時人的愚昧貪婪，而他們在貼近在地書寫的同時，更展現對弱勢階級的同理。在學術研究上，臺先生在《靜農論文集》和《中國文學史》中，緊扣當代文化、歷史脈絡，將作家的經歷置放於文學史中。此種考慮作品、作者與時代關聯的治學方法，與魯迅相似。[17]

　　然而，正是這種與魯迅的緊密關連，造成臺先生在許壽裳先生被殺後文學、學術研究方向的轉變。在政治情勢緊張的背景下，他不再撰寫與魯迅相關的文章，也少有針砭時局之作。臺先生的生活重心，轉向書法和文學史。張大千曾讚美臺先生的字「能得倪書精髓者，為其一人」

　　許壽裳故去後，臺先生曾寫下自己的心情「我現在所能記下的只是與許先生的遇合，所不能記下的，卻是埋藏在我心底的悲痛與感激…」[18]

　　縱使悲痛，臺先生卻並非第一次接觸到政治迫害。一九二八年臺先生創辦的未名社被查封，臺先生入獄，後來因友人營救才獲釋。一九三二年，臺先生因為保釋有共黨嫌疑而被監禁的孔令境而再度入獄，後雖獲釋，卻仍被迫辭去輔大教職。一九三四年，臺先生又再度因為共黨嫌疑被捕。[19]

　　在中國三次因政治因素入獄、來台後摯友許壽裳被殺、後又接任受人矚目的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一職...種種因素使得在高壓政治環境下的臺先生言行需更加謹慎。在許壽裳先生過世後，他便不再書寫批判時政的文章。

▎臺靜農故居維護動態

　　臺先生渡海來台後，居於龍坡里的台大宿舍，他將其命名為「龍坡丈室」，並以此名其散文集、詩集。[20]然而，臺先生在生命中的最後一年被迫搬離「龍坡丈室」，遷至現在眾人所知的「臺靜農故居」，並在此長眠。臺先生原本居住的「龍坡丈室」則被拆除。換言之，臺先生在台灣唯一曾住過的居所，便只剩這棟「臺靜農故居」了。

　　今年一月十三日，文資團體發現校方已經發包拆除臺靜農故居（臺大校方後來否認）便在一月十四日提報文化局，舉出新事證並要求當局重新評估故居的文化資產價值。文化局於當日發函請臺大暫緩拆除臺靜農故居的工程。學生會文化部也在一月十五日發文呼籲重視本棟建築的文資價值。

　　細查文化局於一零七年一月底舉行的「大安區『溫州街25號建物』列冊審查會勘」紀錄可知，臺靜農故居在還未經過文資大會審查前，便被評定不具文資價值。且該判定之理由多集中於建築物維護相關問題，如「建築物維護不佳，漏水嚴重，蛀蟲嚴重。」卻隻字未提臺靜農先生在文化、文學上的貢獻。

　　在文資人士提出能證明臺靜農故居有文資價值的新事證後，文化局於今年一月二十二日舉辦對臺靜農故居的文資會勘。文化局發函邀請前次出席列冊審查會勘的李乾朗、詹添全、米復國委員，以及提報人和臺大校方。學生會文化部接獲文資團體通知，也派代表前往。在臺靜農故居前，幾位文資人士、議員和學生會文化部代表皆發表故居應當被保存的理由。

　　其中，針對文資委員先前在列冊審查會勘中指出臺靜農故居的建築「尚無較其他已指定者之特色有突出之處」，幾位文資人士和學生會代表都指出本棟建築為溫州街日式宿舍群，根據學者夏鑄九先生的研究，具有保存價值。而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更明文保障聚落建築群。

　　在第一次文資會勘後，與會委員判定臺靜農故居具文化資產價值，將啟動文化資產審查程序。

　　二月十一日，文化局再度舉辦第二次文資會勘。在本次會議中，各方代表分別表述對於臺靜農故居維護、轉型的構想。針對故居的轉型方向，學生會代表提出故居可成為「白色恐怖教育中心、在地藝文活動串聯中心、臺靜農先生及其同輩作家的文學貢獻展示中心」之建言。獲得與會人士的認同。

　　除此之外，學生會文化部的代表更鄭重強調「關於台大校內、周邊文化資產的維護，應開放學生參與每一次的決議及轉型過程。而非如這兩次會勘一樣未正式通知學生會，學生只能被動的得知會議消息。」相較於每次會勘，台大學生代表皆主動發言表達維護故居的重要性和可行方法，校方代表在會勘中僅以「一切都依法行政」作為回應。在場的委員、文資人士皆表認同。

　　在經過兩次的文資會勘後，學生會代表在三月九日和校方針對臺靜農故居的維護一事進行會談。與會者包含校長、副總務長、中文系系主任、中文系學會長，還有學生會會長及文化部副部長。在會談中，校長承諾：第一，故居不會拆。第二，他將親自出席文資大會，且會邀請其他師生（包含但不限於學生會文化部）共同參與。第三，他在任校長期間，所有文化資產相關議題，從決策至執行層面，皆會邀請台大學生參與。再者，校長與中文系系主任皆表示希望臺靜農故居能以「歷史建築」的身份被維護。

　　另外，在會談中，中文系師生代表也做出希冀能保存故居的聲明。如系主任提到臺靜農故居可更名為「臺靜農人文會館」，作為教學之用，也歡迎附近居民、台大師生使用。又，校長和中文系系學會長針對學生會代表所提的故居轉型方向（見上文），都表示贊同。

▎結語：

　　在參與維護臺靜農故居的會勘、會談中，學生會文化部深感校方、學生，甚至包含文化部本身都未能在第一時間即刻採取有效的應對措施。這除了顯示台大缺乏一個完善而成熟的文化資產追蹤、維護機制外，更展現學生並未建立主動積極與校內文化資產互動的習慣。因此，學生會文化部希望透過本次「文資總盤點」的企劃，增進台大師生於校園內部、周邊的文化資產更清楚的認識和深刻的體察，以期眾人都能透過自己的方式，為台大文資的維護盡一份力。如果能產生更多回饋與迴響，那麼便是本次文資總盤點最大的收穫了吧。

引用文獻

[1]柯慶明，〈臺靜農先生詩作中的兩岸經驗〉，《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9期（2011年，台北），頁92
[2]劉以鬯，〈臺靜農的短篇小說〉，《現代文學》復刊後第9期（2011年，台北），頁11
[3]賴佩暄，〈論臺靜農舊體詩中的情志、心境轉折與私人寫作：以《白沙草》、《龍坡草》為例〉，《東華漢學》第22期（2015年，花蓮），頁159

[5]李京佩，〈臺靜農與魯迅的文學因緣及其意義〉，《明道通識論叢》第3期（2017年，彰化）p63
[6]賴佩暄，〈論臺靜農舊體詩中的情志、心境轉折與私人寫作：以《白沙草》、《龍坡草》為例〉，《東華漢學》第22期（2015年，花蓮），頁165
[7]賴佩暄，〈論臺靜農舊體詩中的情志、心境轉折與私人寫作：以《白沙草》、《龍坡草》為例〉，《東華漢學》第22期（2015年，花蓮），頁167
[8]柯慶明，〈臺靜農先生詩作中的兩岸經驗〉，《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9期（2011年，台北），頁100

[9]柯慶明，〈臺靜農先生詩作中的兩岸經驗〉，《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9期（2011年，台北），頁103
[10]柯慶明，〈臺靜農先生詩作中的兩岸經驗〉，《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9期（2011年，台北），頁112
[11]台灣省編譯館是時任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決意成立的，陳儀邀請同學、同鄉許壽裳擔任館長。該館的工作主要為負責重新編寫學校、社會教育的內容。

[12]黃英哲、秦賢次編:《許壽裳日記》(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3 年3 月)，頁38
[13]李京佩，〈臺靜農與魯迅的文學因緣及其意義〉，《明道通識論叢》第3期（2017年，彰化）頁71
[14]李京佩，〈臺靜農與魯迅的文學因緣及其意義〉，《明道通識論叢》第3期（2017年，彰化）頁71
[15]李京佩，〈臺靜農與魯迅的文學因緣及其意義〉，《明道通識論叢》第3期（2017年，彰化）頁70

[16]李京佩，〈臺靜農與魯迅的文學因緣及其意義〉，《明道通識論叢》第3期（2017年，彰化）頁60
[17]李京佩，〈臺靜農與魯迅的文學因緣及其意義〉，《明道通識論叢》第3期（2017年，彰化）頁67
[18]臺靜農:〈追思〉，《龍坡雜文》(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12 月)，頁209 �
[19]柯慶明，〈臺靜農先生詩作中的兩岸經驗〉，《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9期（2011年，台北），頁92、93
[20]柯慶明，〈臺靜農先生詩作中的兩岸經驗〉，《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9期（2011年，台北），頁94

原文網址｜原文發布日期20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