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是我們訪問到的第一個精神科醫師。問起為何選擇精神科，他笑說，是用刪去法，刪掉自己沒興趣的；加上精神科工作比較多操作器材、技術以外的層面，工作的步調，也跟自己的特質相符。
王虹說，工作內容有門診、病房業務、也有居家訪視業務等；平時以門診為主、也會評估患者需不需要住院、巡房、與工作團隊討論患者狀況。作為第一位受訪的醫院醫師，我不禁想問：在講求效率的醫療體系中，他如何取得平衡？王虹說，一定有所極限，但允許的話他也會盡量了解患者的症狀及需求。王虹解釋，在精神科病房中，護理人員、醫佐＊與患者互動最密切，是24小時面對患者的第一線工作人員；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社工師則有各自與患者一起工作的時間。
王虹說，精神科病房對大眾而言是很陌生的地方，帶著神秘色彩；也因此，有些患者或家屬一聽到住院，反應就很劇烈：可能非常恐懼、或者強烈表達不願意入院。王虹也提到，許多的電玩遊戲、影視作品可能都影響了大眾對精神病房的印象，但王虹目前工作的急性病房，已經沒有刻板印象中那種陰森、不人道的感覺，患者也並非一入院就永不見天日或不再出院；王虹覺得，精神病房的設計因為安全或管理考量而有了行動（門禁）、通訊的部分限制，這是與一般治療身體疾病的內外科病房，最不一樣的地方。我問王虹，「住院」對他而言是什麼？「工作啊，」他說，因為他的工作內容之一是照顧住院的人，因此對他而言病房是一個治療的場所。說到保護室，王虹認為它是一個必要的存在，一般而言它至少有「隔離」與「約束」兩種意義或功能，它可以確保某一部分的安全，不管是患者的安全、工作人員的安全、或者整個病房的安全。王虹說，如果有考慮住院或者醫師建議住院，跟可以跟醫師好好討論，先了解病房的治療模式與環境，再作進一步的決定。
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如何看待DSM-5＊的存在？王虹說，它是一個參考的準則，是給臨床工作者與研究者參考用，並非是一本寫給大眾參考的工具書或科普書。即便第五版至今仍備受爭議，但王虹認為，從第四版到第五版，或許代表的是整個世界日漸複雜化或細緻化的企圖，有令人期待的面向也有令人擔心的面向。執業數年，王虹也曾經對精神醫學有所反思。他曾思考，精神醫學的侷限為何？它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有些理論無法解釋所有現象、有些療法也不能解決所有人的苦難。不過，精神醫療存在一些具有彈性的空間，相較於其他醫學科別，已是一個讓人不那麼容易被快速分類的領域。
談到診斷，讓人不禁聯想到我們之前所做的〈關於憂鬱、躁鬱、焦慮，患者想要說的是⋯⋯〉，其中有許多就醫卻未被確診的患者。王虹說，討論病名也是很重要的，也連結到病識感這個概念，他覺得討論個案覺得自己怎麼了？以及醫師覺得個案怎麼了？是一個探討病識感的過程。但診斷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也有不同的意義，王虹說除非是患者主動詢問、或是時機成熟，他才會和對方討論「病名」。事實上診斷在健保、訴訟、社會福利、請假⋯⋯等不同脈絡中，都可能有不同的意義。書寫的謹慎程度與討論的內容就會不一樣。
我們聊了一些精神醫療的現況。近期因《精神病大流行》的出版，讓人不禁擔心，台灣是否有天會走到跟美國一樣的境地？王虹說，醫療的擴張可能是全面的，並不只有精神醫療。精神醫療也有可能在這個背景之下也呈現擴張著的趨勢；而對於過度診斷，王虹持保留態度：「台灣需要更多的本土資料。《精神病大流行》中提到的數據與脈絡主要來自美國，台灣是否有過度診斷的問題需要更多細膩的研究與討論」。之前與患者的訪談中提到，
用藥像是讓人變好，但這個「好」到底是怎麼定義的？這個問題有些犀利，王虹說，怎樣叫做「好」不容易有個標準的答案，如果醫病雙方有機會討論彼此有沒有共識，是很好的開始。王虹認為，先去討論兩者的共識、再討論與整體社會的所認為的「好」有沒有共識，會是比較實際的做法，畢竟患者才是醫病關係的主體，但醫病雙方也都是整個社會體制與文化下的個體。
我們更深入的談論台灣的用藥文化。王虹認為，吃藥不只是「吃一個東西」，開藥也不是單純給對方一個東西而已，背後一定還有其他意義。藥這個物質不是真空存在，包括在開藥前、開藥後的對話、醫生如何說明這個藥、患者對這個藥物有何期待、恐懼；在藥物這個物質以外，其實還有更多醫病雙方、甚至是整個社會對於藥物的理解與態度在交互作用者，非常需要有機會細膩地去了解，而不是單純地把「用藥」、「不用藥」貼上某種標籤；如果只探討藥物有什麼可見的作用、副作用，其實是比較表面的討論，也可能忽略每一個「開藥」或「用藥」行為背後各自的處境。
王虹說，在診間有時會被患者挑戰：你只會開藥，你又沒吃過藥，你怎麼知道使用精神科藥物是甚麼感覺？但王虹笑說，其實近期自己也有一些身心症狀，也服了藥，也許未來就比較能回答這樣的問題了。不過，用藥的主觀感覺真的很難比較，每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這其實與服用其他藥物的情況是一樣的：感冒藥在每個人身上的作用與感受都可能不同，只是精神科藥物作用主要在腦部，所以好像又更難比較。
我好奇的問，為何想接受我們的訪問？王虹說，因為這是個他也很感興趣的主題，也覺得應該要讓更多人去除對精神科病房的一些刻板印象；但他也說，這真的不容易，因為精神科病房不是公共場所，無法開放參觀，也有隱私或安全的考量。
他永遠記得，有一段時間他覺得自己像個房仲，必須透過一些照片與文字，向可能需要住院的患者與家屬，介紹精神科病房的環境、房型、與生活型態。
台灣的精神醫療是循著各種歷史與政治因素發展而來的，目前有不少聲音批評：診斷或治療只是跟隨「歐美經驗」。但若仔細想想，大至政治的局勢、小至生活的方式，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而事實上王虹也觀察到台灣的精神醫療仍有本土化的特色與嘗試：例如某些疾患的治療指引也有台灣本土的版本，流行病學研究也有屬於台灣自己的資料，台灣精神分析學會也在做精神分析專有名詞的翻譯等等。但這些工作都需要資源與人力，「我們要產出完全屬於台灣自己的東西、又想要與國際接軌的話，恐怕需要投入更多資源。」王虹如是說。
王虹補充，不同領域對於「精神病院」的認知可能存在有不小的落差，舉社會學者高夫曼（E. Goffman）的經典著作——《精神病院》（Asylums）為例，也許大部分的臨床工作者沒有機會閱讀這本書，但在台灣的人文社會學界卻有著不小的影響力。王虹自己實際閱讀過後，他認為應該更注意文本背後的時空因素。例如在不同時空背景之下，病房的規模不同、收容／收治的個案不同、精神病房是否仍只有一種樣貌？他想若有機會讓這些對精神病房的想像與理解有互相交流的機會，應該會減少認知的落差。「身邊有些朋友是社會學的專業背景出身，一開始彼此聊起精神醫學的爭議總是針鋒相對，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對話，爭議雖然仍在，但理解已經多了一些。精神醫療的臨床實務的確有值得反思之處，但身為第一線的工作者，看見某些對於精神醫療的批判或非難，心裡仍不免有一絲傷感，畢竟在那些臨床實務的不足背後，其實也存在著許多更難扭轉的結構因素，例如醫療體制或政經現實。」舉健保制度而言，表面上看起來是台灣奇蹟，但其實也讓許多體制內的臨床工作者受限重重。
王虹同時對大眾是如何理解精神醫療充滿好奇。我們聊到，近年在社會事件發生後，媒體或各界經常快速地搜尋當事人是否曾經在精神科就診？是否曾經用過精神科藥物？精神醫學彷彿成為必須負起責任的專業，而精神疾病、患者則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這非但不是好現象，也可能加深對於精神疾病、藥物、患者的污名。一場悲劇或社會事件背後有著各種複雜且相互交織的因素，例如如政策、法律、經濟、家庭、心理等等問題，然而這些複雜的交互作用，卻在大眾或媒體急著尋找「解答」的過程中被忽視了。王虹提到中研院鄭泰安教授的重要研究顯示，台灣的離婚率、失業率、自殺率與常見精神疾病（common mental disorders）的成長趨勢是同步的，這清楚呈現了精神疾病與社會發展之間有著環環相扣、無法輕易簡化、去脈絡化的關係；精神醫療當然不是萬靈丹，有其侷限，但也不是全然無能。
如果可以，王虹期待於與精神醫學相遇的的每個人之間，無論是助人工作者、患者、家屬、研究者，都能有機會嘗試理解彼此的際遇與處境；他認為，
「精神科病房是什麼樣子，還是真正接觸過才能有真實體會。」
訪問日期：2018/6/29
＊名詞解釋
醫佐：不同醫院有不同的稱呼，有時稱為護佐、護安、房管⋯⋯等；工作內容也稍微不同，但大致是進行安檢、量血壓、紀錄睡眠狀態、處理病人躁動等。
DSM：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於2013年5月18日發行。（詳細資訊：https://goo.gl/Ww7P0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