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升溫之後，短短幾日就爆發千例的本土病例，我國正面臨了從COVID-19病毒肆虐全球以來，最嚴峻的挑戰。
然而，我心裡隱隱擔憂的事，終究還是發生了——第一線員警確診罹病。
從萬華茶室開始爆發染疫風暴後，警政署果然「不負眾望」，置員警死生於度外，稱職地當個國家最好用的人力資源派遣中心，通令全國各級警察機關把「疫調」比照「重大刑案」層級辦理，要求刑事局投入「溯源」⋯⋯
我說警政署也太高看自己了吧？看起來就像是自吿奮勇，一肩扛下疫調、娛樂事業場所違規營業、查緝假訊息、囤積防疫物資、居家隔離（檢疫）失聯協尋⋯⋯我是不知道中央是否有給警政署什麼指示，但警政署包山包海地承攬工作，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搞得我差點以為整個國家事務都有警察的渾水，這次的表現算是正常發揮了。以「行政協助」來說，警察「協助」衛生機關處理流行傳染病沒什麼大問題，問題在於資源。面對高傳染性的疾病，如果警察只會像以前一樣（目前看來還真的是如此），什麼防護都沒有，光憑一身是膽，絕對有人會成為破口，然後開始淪陷，新北蘆洲分局員警確診，恐怕只是個開端。
警察是個每天一定會面對群眾的職業，人流來來往往，誰曉得哪個人又帶原到處晃，更何況是清查限制停業的娛樂場所？清查明面上停業，暗地裏繼續攬客的場所固然是件該做的事，但警察終究是協助角色，縣市政府的經濟發展或商業相關局處，才應該立於主導地位，共同稽查，一旦發現違規，主管機關現場直接依法裁罰，而不是警察機關以臨檢之名行稽查之實，再把相關紀錄函給主管機關裁罰，根本本末倒置。
沒有什麼是警察做不了的，如果有，就包下來
誇張是無極限的，各級警察機關已經為我們演繹了太多次，最值得「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在發佈全臺灣第三級警戒後，各縣市警察機關紛紛實施的「口罩稽查」。
何謂「口罩稽查」？只要大家想像一下常見的「取締酒駕」的道路臨檢，把ＬＥＤ告示牌上的字樣改成「口罩稽查」即是（如屏東）；或者集結大隊人馬，在相對人潮較多的地方「威力掃蕩」（如各縣市），更甚者，祭出誘惑極大的獎勵手段（口罩稽查一件一支嘉獎），誘使在重賞之下，傾巢而出的勇（莽）夫們不遺餘力地開單（新北市），以上正是目前警察的荒謬進行式。
執行面的巨大風險
如果還保有正常思辨能力的任何人，基本上都有共同的防疫認知，除了良好的衛生習慣之外，就是「避免過多的人群接觸」，降低染疫的風險。然而警察機關卻反其道而行，編排這種會大量接觸不特定人口的臨檢勤務，而且還是針對「未戴口罩」的對象「近距離」的稽查，這難道合乎大家努力宣導並遵守的防疫措施嗎？再看那一篇篇宣揚、美化的媒體報導，每一個執勤員警都只有戴著口罩，在近距離稽查的情況下，就算對方也戴口罩，也無法確保達到完全防護的效果，更何況是面對沒戴口罩的人？萬一對象真的是感染者，整個臨檢編組員警感染的機率就極高，在還沒發病（甚至無病狀）前，會因此又傳染給了多少人？警察真的有必要以整個國家、社會的健康為賭注，去做這一場風險極高的秀？
法制面的無所適從
根據幾篇新聞稿，警察是以傳染病防治法為執法依據，但問題同樣在此，請先看看先關法條規定：
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同法第38條：「傳染病發生時，有進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機關人員為之⋯⋯（以下略）」
由此可見，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地方是縣市政府的衛生機關（衛生局），警察只是居於「輔助地位」，也就是說，沒有主管機關人員在場，警察有什麼正當理由主動稽查？縣市政府如果真要為了政績而作秀，直接從地方政府主導專案執行，結合衛生主管機關、商業主關機關等有關單位，再由警察會同配合，共同執行取締稽查，第一於法有據，第二效率更高，第三排場更大，豈不盡如人意？
偏偏警察就是國家最大的承包商，別的局處的業務一向攬得不亦樂乎，警政高層做足了人情，而「三年官，兩年滿」，他達到了升官的目的，拍拍屁股隨時風光走人，卻留下一大堆甩都甩不掉的爛攤子給基層，從此這項業務再也交還不到別人的手上。
法制面的隱性危機
更嚴肅的問題是：應該依法行政的警察，在毫無法源依據的前提下所編排的口罩稽查勤務，能夠稱作「公務」嗎？
假設案例：警察執行口罩稽查，遇民眾抗拒並與警察發生推擠拉扯，遭警察以妨害公務罪名逮補調查。
先闡明一個概念：刑法「妨害公務」構成要件，是「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被施以「強暴脅迫」手段，基本三個要件滿足，才有下一個階段的論證必要。
回到引言中的提問：缺乏法源依據的口罩稽查勤務，能不能稱作「公務」？根據上述的構成要件，口罩稽查不屬於任何一部法律所賦予警察的權責，因此很難說是「依法執行職務」，連自己應該依循的法律都不知道在哪裡。我想表達的是，如若警政高層依舊故我，執意要基層去執行欠缺法律授權的職務，萬一碰到上述假設案例中的情況，要辦對方「妨害公務」的立場是很站不住腳的，受到傷害的只會是基層，因為開庭作證的永遠不會是發號施令的長官。
警政署在這波爆發的疫情中，祭出很多莫名其妙、令基層群情激憤的防疫工作，網路上已經有太多人發出不滿的聲音，卻遲遲不被聽見。我相信，警政高層不會沒有人意識到法律面的現狀，但在政治、民意與輿論的多重壓力中，他們終究背棄依法行政原則，選擇站在政治利益上，極力避免因疫情一再升溫而滾滾沸騰的民粹聲浪，並無所不用其極地利用媒體展示自己快人一步的防疫策略，在我們這些基層的眼中看來是無比可笑與諷刺，但也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一次比一次更過分、猖狂，畢竟在不少民眾的心中，這些實際上毫無法律依據的防疫工作，還真的應該歸屬警察所管呢，有幾格人能理解、體會我們面對的執勤困境？
事實上，就像大家常說的「同島一命」，我同意警察必須為國家付出些什麼，但是臺灣終究是法治國家，在執法之前，本來就應該先處理好法律問題，這是身為國家公務員所唯一遵循的規範，而不是以「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的方式，讓警察去違背法治，侵害人民權益。就像《紓困條例》，在國際遭遇重大流行傳染病的初始，立法機關就很迅速地訂定並頒布法令，讓衛生機關有法可循。同樣的道理如果能夠運用在實務面上，相信就不會產生那麼多爭議與反彈。依法有據，才是警察執法的最大後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