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反思》讀書心得 — 因為努力就會成功，所以…

更新於 2024/10/22發佈於 2021/10/23閱讀時間約 16 分鐘

《成功的反思》簡介

《成功的反思》的原文書名是The tyranny of meritocracy，若直譯應是「才德主義的暴政」。作者是哈佛政治學教授桑德爾 (Michael Sandel)，他有一門很有名的公開課，《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也有同名著作)，理性的公共辯論風格堪稱模範。這次看他所著的《成功的反思》，再次很精確的帶著讀者經歷一場關於才德思想與菁英領導的思辨：深植人心的才德思想並不代表社會平等，階級對立也不是經濟重新分配就可以解決，還有後面的菁英傲慢與勞工階級缺乏認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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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才德思想

才德思想(Meritocracy) 指的是不看出身血統，只依據個人表現(merit)給予獎賞的制度。其背後的假設是成就來自於個人的能力與努力，與貴族世襲制相對應。目前的社會大多認同以才擇人是必要的，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效率，第二是因為比世襲制公平。

簡單的說，我們需要會修馬桶的人來修馬桶，而且，我們也不喜歡貴族世襲的制度。

才德思想的好處

才德思想的概念常被認為是自由，因為反應了人的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社會上爬到多高靠得是自己的努力和才能，能夠起鼓勵人們的作用。例如弱勢族群就經常被鼓勵要進入大學，拿到高學歷的入場券，就讀名校就能向上提升社經地位。

才德思想的壞處

「成功不是出於機運，而是我們自己努力得來的」這種思想有兩個不那麼顯而易見的副作用，第一是贏家的傲慢：

既然成功是我個人的本事，那失敗必然是輸家自己的錯。

第二是輸家的尊嚴問題。在世襲制的時代，人人明白制度有缺陷。勞動階級並不會因為低人一等而看輕自己。1958年英國社會學家楊恩就指出才德菁英社會的缺點：

依據才德給予工作與機會不會減少不平等，只是讓不平等改以能力為標準重新洗牌，而且這樣的重新洗牌會讓人認定自身處境是自己應得的。

如今人人不分貴賤，都明白自己絕不缺機會…如此一來，地位低下者豈不覺得自己必是才不如人，而不像過去一樣，覺得自己只是欠缺機會？這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地位低下者頭一回沒有現成的擋箭牌來保住自尊。

相對於世襲制，才德制容易導致社會將對於人的認可和獲得尊嚴的條件與社會階級綁定在一起。社會鼓勵人們向上流動，「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反面則隱含著「沒有成功就是因為沒有努力」的觀念。

才德思想與階級對立

自為道德觀的西方發展史

在更深入探討才德思想之前，我們可以先理解一下機運道德觀與自為道德觀的西方歷史脈絡。這兩種道德觀的對峙可以在基督教的歷史中看到。

「一個人可以藉由他的行為影響後果」的精神即使是在古代西方世界觀中也是存在的。在基督教神學有所謂「應報神學觀」，認為萬事都有理由，從事善行讓神喜悅，就會有豐收和好天氣，作惡則會受到懲罰。這是一種天命思想，「如果一個人成功，是因為神認為這個人配得成功」。

有沒有發現，其實換一個角度來看，這種獎懲觀就和剛才提到的才德思想有八分像？好好努力就會有回報，不好好努力就會被罰。

當然即使是宗教的觀念也沒有那麼單一。在舊約．約伯記中，約伯為人正直卻不斷遭受苦難，朋友認為他一定是犯了大罪，因此反而指控他。約伯知道自己沒做錯，但卻認同應報說，向神哭喊問為何他完全正直卻會遭逢苦難。最後神對約伯說，並非萬事都是獎懲。這段故事就偏離了應報神學觀。基督教神學其實早在好幾百年前就有兩派針對救贖的解釋，反映了機運道德觀與自為道德觀的差異，一派主張信徒能靠守教義和行善獲得救贖，另一派視救贖為無法由人爭取的神恩。

如果讓信徒覺得一切都是白費力氣，就難以說服人長久接受教會的教導，所以教會還是都有給個人努力作功德開道門。歷史上曾經也有贖罪券等等以功德說為起點的流弊，也才會有馬丁路德發起新教改革。

新教主張偏向神恩派的謙卑思想，那以新教為主的社會應該不再受天命論的影響了吧？其實不然。人都需要知道自己能夠被救贖，如果不能用其他辦法提高自己被救贖的機會，那至少埋首天職就是可能會被救贖的道路。最早到美國的清教徒就是持這個觀點：工作是為了榮耀神，因此享受財富就偏離了目標，應該減少消費、辛勤工作。清教徒累積了許多個人財富，促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展。人們總是會希望透過一些外向表徵來給自己信心，既然當個有錢人就證明了自己努力工作，更有可能被上帝揀選，努力賺錢就變成了普遍的共同目的。所以美國人目前還是深信成功者配得成功的觀念。即使在價值觀論述裡去掉了神，本質上是無神的天命論。

才德思想的盲點

我們其實可以看出才德思想價值觀在市場化機制下有幾個盲點：

努力就會有高報酬
經濟報酬與社會貢獻直接相關
才德主義比較公平

努力就會有高報酬？才能的道德偶然性

才德思想放在市場化的社會，連結到一個基本假設：如果一個人有才能並且肯努力，他就應該得到高報酬。然而如果我們仔細去想，才能加上努力和所得報償之間是不是一定會有絕對正相關的關係呢？

擁有某些才能是不是自己的功勞？比如說NBA球員有打籃球的天份，雖然需要非常努力，但天賦是不是有運氣的成份存在呢？
如果我的才能正好受到社會青睞，是不是自己的功勞？如果回到兩千年前，會有人想要看NBA嗎？

才能差異就和階級差距一樣具有道德偶然性。

經濟報酬與社會貢獻直接相關？並不一定。

另一點是其實所謂經濟報酬也並不代表對社會的貢獻。從經濟角度，生產者的所得是基於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所以滿足需求越多，經濟所得越高。但滿足經濟需求是否代表貢獻社會呢？綜觀市場，很多需求其實是創造出來的，並不一定對社會有對等的實質貢獻。也有些事情對社會很有貢獻，卻不一定在市場上有相匹配的高價位。

舉一個比較實際的例子，外科醫師和工友對社會都有實際貢獻，兩者的薪水卻天差地遠。這可以用市場機制解釋，可以做精密外科手術的人，可能比可以從事工友工作的人多，但是這只是需求和供給的差異，並不是兩者對社會貢獻的差別。基於才德思想，社會習慣將賺得多和較成功劃上等號，造成兩者的社會地位有明顯的差別。

就算給外科醫師的薪水比工友高是因為這套公平的基本制度對最弱勢者有益，我們也不難想見副作用會是外科醫師的特殊才能與貢獻特別受到推崇。長久下來，這些副作用就會潛移默化社會看待成功與失敗的態度，並且和才德思想促成的心態相去不遠。

才德主義比較公平？其實才德主義從不等於公平。

才德思想相對於階級世襲的社會制度，通常被認為是比較公平的。但是，完美的才德至上社會就真的公正嗎？其實並不完全是。

才德至上社會的終極理想是階級流動，而不是平等。

在才德至上社會裡，重視的是人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才德至上社會只關切人人都有公平機會攀爬成功的階梯，不在乎每一階的落差。才德至上的理想不是不平等的解藥，而是替不平等畫押。

這並不是說才德制不如世襲制，但需要更深入討論的是才德制的不平等是否可以接受。

階級對立

從以上的三個盲點衍生出目前的階級對立現象，其實並不令人意外。

首先，雖然才德思想普遍認為只要努力就能出頭，這樣的想法隨著資源的累積和經濟成長放緩，在很多地方卻已經不再現實。以美國為例，隨著經濟成熟，以經濟成長的速度，白手起家早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1940年代出生的美國人，所得幾乎都高於父母；1980年代出生的美國人，所得高於父母的只剩一半。

如果要所有的人一起「向上流動」是不太可能的。那麼，個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至少還是存在吧？是的，個人仍然能夠向上流動，但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

在美國(還有很多其他國家)，取得高學歷被認為是社會階級向上流動最好的辦法。但是有錢有資源的父母要培養子女進入名校、甚至走後門進入名校都比沒有資源的家庭容易多了，再再加深了非菁英階級難以向上流動的無力感。隨著社會變遷，才德因為資源分配的不均變成另一種世襲，努力就能成功已經不再真實，無法抵抗不平等。

世界各國的政治領袖當然不是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也主張將重心放在促進公平和向上流動，但是現有政策大多側重在需要長時間才能改變情況的教育，難以解決當下的階級對立與不平等。

文憑主義、技術官僚與民粹浪潮

歐美當下面臨的階級對立現象與兩個政治現狀有關。第一，基於菁英傲慢的文憑主義使執政者無法深刻了解民意。第二，陷入市場化後技術官僚主義無法脫離，缺乏和所有階層民眾的溝通。

文憑主義

過去四十年，人們相信高等教育是向上流動的敲門磚。由於長期吹捧高學歷，民主社會眼下選出的多數的政治人物都是高學歷者。高學歷者治國真的比較好嗎？其實並不盡然，各國國會目前的政治論述多半流於空泛。

治國需要實踐智慧與公民德性，有能力掌握並確實追求共善。但今日多數大學都沒有培養這些能力，就連聲譽崇隆的大學也不例外。

作者舉例在1945年英國首相艾德禮的時代，雖然艾德禮本人是牛津大學畢業，大臣卻只有四分之一出身私校，其中還有七位做過礦工。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恩內斯特．貝文，十一歲就離開學校，從工會領袖往上晉升。下議院議長莫里森十四歲輟學，打造了倫敦的公共運輸系統。衛生大臣十三歲輟學，創立了英國的國民保健制度。艾德禮政府是二十世紀公認改革最力的英國內閣。

二十世紀左派多半吸引低學歷者，右派多半吸引高學歷者，然而目前歐美各國的政黨支持群眾出現反轉，都是高學歷者多數支持中間偏左政黨，低學歷者多數支持右派政黨。這是因為左派政黨過去數十年逐漸向專業階級親近 — 成功翻身的左派支持者轉變為有資源的知識份子，於是左派也成為知識份子的政黨。當左派不再是勞工政黨，就難以處理社會不平等的現象。

歐美各國的現狀已經退回到大多數工人尚未擁有投票權的時代，這點相當令人憂心。今日歐洲各國議會充斥高學歷者的現象就像十九世紀晚期，當時投票權由財產多寡來決定。

將國會與議會完全交到高學歷者手上並未讓政府更有效能，反而讓政府更不具民意代表性，並導致勞動階級和主流政黨疏遠，政治立場依教育程度而割裂。

文憑主義削弱了未上大學者的社會尊嚴，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以美國為例，擁有大專學歷的美國人其實只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有三分之二的人社會尊嚴被削弱。

菁英討厭低學歷者勝過窮人或勞工階級，因為他們認為貧窮與階級地位至少部分出自個人無法掌控的因素，教育程度不高卻代表個人不努力，因此是沒上大學者本身的錯。

技術官僚

另一個問題來自於知識份子主導的政府習慣只從技術角度去思考共善。政府由技術官僚主導，主張追求最有效率的經濟成長最大化。菁英經常認為民主政治的歧異主要來自民眾資訊不足，而說服工作需要極長時間。於是，近年的經濟學家流行主張利用市場誘因來引發行為，政府因而經常使用「誘導性」的政策而非說服。(關於行為經濟學的觀念，可見這篇。)

技術官僚政治的缺點之一，就是將決策權交給菁英，導致公民降能。此外，技術官僚政治還揚棄了政治說服。誘使民眾做出負責任的行為，從節約能源、控制體重到遵守企業倫理，這種做法不只取代了強迫，也取代了說服。

誘導的作法比起花時間進行模糊的道德討論來得快速有效，也容許政府把公共事務的許多討論限縮在技術專業，認為一般公民不懂，所以導致公共論述空泛，民眾對於政策參與感到無力。

另外一個嚴重的缺點是，民眾對政治菁英和專家的信任在長期缺乏溝通的情況下，可能變得非常脆弱。如果有些人不相信菁英會站在他們的立場想，而是懷疑專家可能會扭曲事實呢？以美國來說，這現象明顯的在川普開始競選之後被極化，候選人乃至總統直接的挑戰專家的權威。缺乏信任基礎的大量民眾，使得重新開始溝通和進行說服變得極度困難。

這些不是專家能夠回答的科學問題，而是關於權力、道德、權威和信任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些是民主公民的問題。

民粹主義

由於長期基於才德思想發展出的菁英傲慢與底層階級缺乏信任感和尊嚴，近幾年的民粹浪潮清一色是對菁英的反撲，最主要的問題其實不是吃不飽，而是非菁英階級不少人覺得沒有被當人看。

至少有部分民粹反撲確實源自於那種屈辱感。他們感覺位於才德體制頂端的人對於成就不及他們的同胞充滿了輕蔑。

屈辱政治和不正義政治的不同點就在於，反抗不正義是對外的，是抗議制度有弊端、贏家是靠不正當手段和操弄而得以上位。反抗屈辱則屬於內心層面，結合了對贏家的不滿和對自己的無止境懷疑。

由於反抗屈辱的心理，人民容易激化，川普就很常利用輸家的心態，用語言暗示選他就能擺脫屈辱。他擅長責怪是別的國家、別的種族對美國人不公平，備受屈辱的人容易由此獲得滿足。

許多支持川普與脫歐的勞動階級，以及其他國家的民粹政黨，似乎都對向上流動的許諾興趣缺缺，更在意重新伸張主權、國家認同與榮耀感。他們厭惡才德菁英、專家和專業階級，批評這些人提倡市場導向全球化，收割其中的好處，將勞動階級推入和外國競爭的火坑，對跨國菁英的認同似乎勝過對同胞的關愛。

如何解決才德思想的問題

亞里斯多德認為正義主要在於分配職責與榮譽，而非所得與財富。

才德思想造成的菁英傲慢和尊嚴剝奪問題，是需要被正視的。根深柢固的才德思想價值觀需要被多數人重新審視。如何讓人們認知到，成功不完全操之在己，並且脫離以結果論英雄的二分思維呢？

重新定義篩選方式

我們可以試圖淡化文憑主義。

我們該做的，是重新思考看待成功的方式，質疑才德至上制「成功者都是靠自己」的自大想法。

基於現代社會的分配機制很大程度的操控在大專院校手上，作者提出的第一個建議是移除篩選機制對落選者隱含的負面評價，使用抽籤招生制度：剔除不符合資格的人之後，剩下的人用抽籤決定。這麼一來，落選的人不是因為能力不如人，增加了運氣成份，可以讓勝者不太傲慢、敗者不失去尊嚴。

第二個建議，是認可每一種工作都需要專業的學習與訓練，打破現有的尊嚴階序。

重新定義共善

我們也可以用除了經濟成長最大化以外的方式定義共善。目前政府習慣的方式是從消費者角度社會整體利益應該要極大化，所以反應整體經濟層面上要最大化經濟成長。如果重新定義共善由公民立場出發，共善應該是造就公正的社會，讓每個人活出充實豐富的一生。

機會平等是不正義的道德矯正器，但它只是補救措施，不該是良善社會的終極理想。

在第二種定義中人最重要的是生產者的角色，而非消費者的角色。貢獻來自於我們服務的目的，取決於除了經濟以外也包含道德的重要性。這比使用經濟成長最大化為目標困難，因為道德判斷並非效率市場可以提供。作者稱之為貢獻正義。彰顯貢獻正義可以補足才德思想只推崇向上流動的機會平等不能解決，勞動階級缺乏認可的問題。

認可不是出自我們身為消費者，而是作為生產者對共善做出貢獻，進而贏得認可。

購買力下滑當然要緊，但讓勞動階級不滿的主要理由是他們的生產者地位被傷害了，而這是才德篩選機制和市場導向全球化造成的後果。

心得後記

這本書讀來非常有趣，內容討論的材料其實非常多，我在這篇文章試著對書中內容做一番重新整理歸類，希望聚焦在才德主義價值觀這個比較廣泛的概念。桑德爾其實還很大篇幅的討論了許多美國政治的狀況，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看。雖然全書幾乎都是討論歐美尤其是美國的政治情況，其實才德思想並非歐美專屬的現象。桑德爾就有提到一個例子是他到中國的廈門大學演講，演講中討論了中國少年為了買iPhone而賣腎。有學生說∶有錢人靠自己賺了很多錢，表示他們有才有能，理當活久一點。這同樣也是才德思想。桑德爾的解釋是，中國學生雖然不是在基督教社會長大，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的市場化同樣也發展出了強烈才德觀的趨勢。不過我個人倒是覺得亞洲文化的學歷至上論歷史更悠久，才德觀說不定比歐美還更加根深柢固。

桑德爾在書中提出的明確解決方法是抽籤入學制度。這是身為大學教授所能提出最切身的教育改革提議。但這個方法不容易由政府控制，而且和其他的教育改革一樣，需要長時間才會有效果。我覺得更有趣的討論或許是，重新定義共善可以衍伸出哪些新的大方向，值得更深入闡述和共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