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開學前後，短短數月內接連發生學生自殺的事件。當時我還在讀教育文憑，猶記得價值教育課的講師在課堂上說：「要讓學生『愛好美好』。」這四個字我一直刻在心中，成為我教學生活的最重要綱領。
2021年，我離開了任教五年的中學，再次成為一個教育學院的學生。不幸的是，從九月到十月，已有多個學童自殺，年紀最小的更只有8歲。同窗不禁也說：「要幾絕望無人理先會令到8歲人仔行呢步……」
言猶在耳，卻想起了今年聽過有關學童自殺的兩句說話——
「學生自殺係唔應該同情！你越同情，越肯定佢呢個行為係啱嘅，只會令更多人模仿。」
「其實香港嘅學童自殺率唔係特別高。」
這兩句說話出自同一位在學術界德高望重的學者之口。也許從科學角度而言，他是對的。只是，幾位我所見過但無法再見的青年人的生命經歷，卻似乎與教授所說的所去甚遠。
記得那一位他，在課室中始終緣慳。我一直只是從他人的口中了解他，覺得他是一個高傲、自我、有藝術家脾氣的人。直至一次海外考察團，我才有機會與他真正面對面交流。記憶中的這個他的確是有點像藝術家，身上總是穿着別人不能理解的衣飾，即使在學校的海外考察中，都要展示自己的個人風格。言談間知道他是個很有義氣的人，朋友犯錯有難，雖然不忍心舉報，但更不忍朋友行一子錯，因此向師長求助。在遼闊的草原上，學生在愉快地騎着四人家庭單車，路過看見我，他說：「阿Sir，我地影張相。」然後，我們拍下了人生交錯後的第一張——也是最後一張合照。
後來他因為某些原因選擇自殺，我對他印象自此停留在合照中那笑臉。
記得那一位她，那年她時常缺課，我們沒怎麼交談過。只記得有一次在港鐵站看見她的隻影，獨個兒看着到站的列車。有一段時間她又再長期缺課，後來復課後她遵從老師和社工的指示，禮貌地向我請教科目的要領和未完成的課業。我請她放心，功課慢慢再說，最重要是她覺得安好，一步一步重拾節奏就好。可能她覺得我沒有要吃人的氣場，有次她想參加學校的嘉年華，但是口袋中的遊戲券都用完了，問我還有沒有剩餘的。於是我帶着她從二樓走到四樓，在課室的抽屜裏取了五張給她。她連忙對我說：「唔該阿Sir。」
一年之後，這句「唔該阿Sir」成了她最後一句跟我說的話，她稚嫩的臉容也永遠停留在說話那刻。
還有一位她，如果她還在，現在可能已經大學畢業、投身社會、談戀愛，甚至像同年的伙伴一樣結婚生子，過她想過的美好生活。然而，我最後一次見「她」是在靈堂上，在棺木中，在一片詩歌與禱聲中，默默地與滿堂曾經在生命中與她相交的人作別。
我偶爾會想起他、她、她……想着如果今天他們還在，萬一某日某時在街上相遇，我們會相視而笑，即使未必很熟稔，卻仍可以從容地分享自己經歷的高高低低、快樂與悲傷、挫敗與成功……各人如何在各自的人生中活出自己的色彩，追求、欣賞不同經歷給他們帶來的「美好」。
不過，這一切現在都只成了我的印象與想像。
看着報章上的「數字」，想起那位教授的狂言，心裏犯着難受。我想，只要稍為對企圖自殺者有多點了解，總不會將「同情」理解為對自殺行為的支持。反之，與其說是「同情」，不如說是一種「同理」，不讓企圖自殺者孤單一人，走進生命的死胡同中。與他/她席地而坐，默默聆聽、陪伴。我想，這也是生命中的一點美好？
我還在教書的時候，總有時感覺身心疲憊。身累是因為終日東奔西走，心累是因為我「所做的」非我「所願做的」。我總想多點關心學生整個人，可惜現實叫我們只往成績看（而且是較差的成績）；我很想多花時間傾聽少年心事，不過時間卻像沙漠中的水瓶，怎也變不出水來。更甚是，身邊總有些會拖你後腿的同事與上司，不負責任也罷，可恨是有些人根本不把學生當人看待，枉為人師。
「愛好美好」聽起來簡單，有些人以為多點活動、多點體驗就足夠了，但這只是「美好」的部分，真正艱難的卻是「愛好」二字。要讓孩子看得見、感受得到這些「美好」，甚至內化成自己的追求。這不容易，卻是每個教育工作者斷言「生命影響生命」前，該好好自省的使命。
Leslie的歌聲總是扣人心弦，配上這幾句歌詞，秋意更隨風沁入心扉。
「秋天該很好 你若尚在場 秋風即使帶涼 亦漂亮
深秋中的你填密我夢想 就像落葉飛 輕敲我窗……」
孩子，只要你在，一切就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