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自我”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目的,另一部分是手段;通常,手段需要與目的協調一致,而在這裡,手段與目的處在對立的位置;最後,通過手段的否定(“揚棄”),達到目的的肯定(“否定之否定”)。也可以換種簡單的說法,這種法庭辯論技巧的秘訣,可以概括為倒行逆施,把罪攬到自己身上,然後審判自己犯罪的那一部分,從而為整體的自己開脫。同時,兩部影片也涉及到一個共同的策略:最高明的撒謊,是說(部分的)真話。
本期電影
上周恰好讀完了已經絕版的小說《鬼面謀殺案》,作者
高木彬光,憑藉1961年發表的《破戒裁判》,開創了推理小說中的“
法庭派”。在
第10期中我們提到,大概從四五十年代開始,推理小說的活水逐漸匯入驚悚電影。到了高木彬光創作《破戒裁判》的年代,兩者趨於同步,驚悚電影同樣出現了以“法庭”為中心的重磅作品,那就是《控方證人(1957)》。這次又是一對忘年交,和《控方證人》搭手的,是比它晚上映了將近四十年的《一級恐懼(1996)》(圖 1)。
圖 1 上:《控方證人》劇照。下:《一級恐懼》劇照。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控方證人》的
克裡斯蒂同名小說原著發表於1925年,但有理由相信,在改編成電影的過程中,重心才徹底地移動到辯護律師這裡。也就是說,原著並不能把作為一個流派的“法庭派”提前到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所以我說驚悚電影和推理小說在六十年代的法庭題材上合流,這個觀點是仍然站得住腳的。當然也必須承認,我並沒有讀過小說原文,以上判斷的可靠程度,決定於二手資料的堅實性,和我對這些資料理解的精確性。在下文,如果不特別指明,《控方證人》指的都是電影。
《控方證人》那個時空坐標裡的法庭是非常嚴肅的,所有人著統一正裝出席,正襟危坐,律師還需要戴假髮,披律師袍。切換到《一級恐懼》的年代與國家,法庭的嚴肅性已經從這些儀式上剝離出來。除了法官須穿法官袍、兩側律師團隊均著正裝以外,其餘人,哪怕是證人,都可以各憑喜好,而就連律師團對正裝的挑選也體現了很大的自由和個性。此外,法官坐姿輕鬆隨便,側向一邊,脊柱後仰,在更近的鏡頭中,觀眾甚至能看到她左右轉動轉椅,或者前後搖動靠背。實際上,她在片中首次出場就是一邊往自己杯子裡倒水一邊宣佈開庭的。仔細觀察,會發現法官席前方的記錄員(部分被前景中站立著的女律師遮擋),更是把個二郎腿蹺得老高。我甚至懷疑這部電影為了從《控方證人》的光芒下突圍而刻意為之。
《控方證人》是我所知範圍內最早提出並反對“劇透”這一行為的影片,它在“End”打上屏幕之後,一句旁白如是說:
“影院的管理部門建議,為了你還沒看過此片的朋友能得到更好的觀影樂趣,請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控方證人》結尾的秘密。”
我(但願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注意到《控方證人》和1963年首版的《
柏林諜影》幾乎講了一個在結構主義視角下一模一樣的故事(圖 2):
一個人,為了(在一部作品中自覺地,在另一部作品中不自覺地)拯救另一個人,而控告他;並且,通過否定自己,來達到證明對方的目的。事實上,《柏林諜影》的衝突高潮也聚焦到一次庭審。雖然兩本故事的血肉天差地別,但這種骨相的重合度已經高到,換作我是約翰·勒卡雷,我一定會放棄這個故事,無論是為了避嫌,還是出於高傲,假如我知道克裡斯蒂早已崔顥在上的話。
在《控方證人》和《柏林諜影》之間發現的相似性,也可以套用在《一級恐懼》的敘事上。其要義就在於:將“自我”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目的,另一部分是手段;通常,手段需要與目的協調一致,而在這裡,手段與目的處在對立的位置;最後,通過手段的否定(“揚棄”),達到目的的肯定(“否定之否定”)。也可以換種簡單的說法,這種法庭辯論技巧的秘訣,可以概括為倒行逆施,把罪攬到自己身上,然後審判自己犯罪的那一部分,從而為整體的自己開脫(圖 2)。同時,兩部影片也涉及到一個共同的策略:最高明的撒謊,是說(部分的)真話。
圖 3 上:《控方證人》劇照。下:《一級恐懼》劇照。
圖 3 上:《控方證人》劇照。左側是攜帶真相、負責使真相不可信的妻子,這是她在演練為自己的丈夫作證,注意她上挑的眉毛、上翻的白眼、微撇的嘴唇、上揚的下巴,各方面都像一個做了壞事卻理直氣壯的孩子。右側是丈夫,扮演焦慮、冤屈,接下去的鏡頭中,他的額頭上還會流汗呢。下:《一級恐懼》劇照,左右兩個人格在敘事上的功能與上排劇照一一對應。在片中,正是主角做出右下角的這張無辜臉時,律師激動地說:“沒錯,就是這表情。這樣就對了,記住沒?”影片甚至從服裝設計上包裝了他的無辜,往往採用柔軟材質的衣料,配合暖色系或淺色調,並且寬鬆、半袖,給人一種缺乏攻擊性、甚至缺乏自我防禦機能的印象。而相反的人格,則用髒話、從下往上瞪視的眼睛、向一側歪起的嘴唇、極具攻擊性的食指來突顯。
《控方證人》,在合謀脫罪這個意義上的整體,把自己分裂成丈夫和妻子,二者在訴訟上對立,讓妻子承擔犯罪的真相,從而把無罪留給丈夫。
《一級恐懼》,輔祭作為整體,把自己分裂成兩個人格,二者在性情上對立,讓殘暴的人格承擔犯罪的真相,從而把無罪留給溫順的人格。——這裡的特殊性在於,為了保留一半的人格,就必須保留整個的人命。
《控方證人》裡的辯護律師有一句話道破了推動整個影片敘事發展的劇情張力:“沒錯,他們(指陪審團——筆者按)討厭她,但是他們相信她。”《一級恐懼》需要用敘事來解決的問題與此相反,人們“喜歡”被告,但卻“不相信”被告。如何實現從“討厭”到“不信”、從“喜歡”到“相信”的突破,換言之,如何讓情感跨越那個臨界點而變成理智,如何讓價值型判斷(這人可不可愛)蛻變成事實型判斷(這人有沒有做那件事),是兩部電影共同面對的難題。
在兵法上,兩部電影異曲同工的解決方案也許叫做“金蟬脫殼”“丟車保帥”之類的名頭。從三十六計到羅貫中筆下的火燒赤壁,大抵都是這麼些玩意兒:派一個人,攜帶著看上去很強大但包含致命弱點的計策投奔敵營,憑藉強大而被敵人所依賴,再憑藉弱點而被我方所擊破。當代的“
飯圈”發揚了這種戰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
黑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