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自我”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目的，另一部分是手段；通常，手段需要與目的協調一致，而在這裡，手段與目的處在對立的位置；最後，通過手段的否定（“揚棄”），達到目的的肯定（“否定之否定”）。也可以換種簡單的說法，這種法庭辯論技巧的秘訣，可以概括為倒行逆施，把罪攬到自己身上，然後審判自己犯罪的那一部分，從而為整體的自己開脫。同時，兩部影片也涉及到一個共同的策略：最高明的撒謊，是說（部分的）真話。
本期電影
上周恰好讀完了已經絕版的小說《鬼面謀殺案》，作者高木彬光，憑藉1961年發表的《破戒裁判》，開創了推理小說中的“法庭派”。在第10期中我們提到，大概從四五十年代開始，推理小說的活水逐漸匯入驚悚電影。到了高木彬光創作《破戒裁判》的年代，兩者趨於同步，驚悚電影同樣出現了以“法庭”為中心的重磅作品，那就是《控方證人（1957）》。這次又是一對忘年交，和《控方證人》搭手的，是比它晚上映了將近四十年的《一級恐懼（1996）》（圖 1）。
圖 1 上：《控方證人》劇照。下：《一級恐懼》劇照。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控方證人》的克裡斯蒂同名小說原著發表於1925年，但有理由相信，在改編成電影的過程中，重心才徹底地移動到辯護律師這裡。也就是說，原著並不能把作為一個流派的“法庭派”提前到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所以我說驚悚電影和推理小說在六十年代的法庭題材上合流，這個觀點是仍然站得住腳的。當然也必須承認，我並沒有讀過小說原文，以上判斷的可靠程度，決定於二手資料的堅實性，和我對這些資料理解的精確性。在下文，如果不特別指明，《控方證人》指的都是電影。
《控方證人》那個時空坐標裡的法庭是非常嚴肅的，所有人著統一正裝出席，正襟危坐，律師還需要戴假髮，披律師袍。切換到《一級恐懼》的年代與國家，法庭的嚴肅性已經從這些儀式上剝離出來。除了法官須穿法官袍、兩側律師團隊均著正裝以外，其餘人，哪怕是證人，都可以各憑喜好，而就連律師團對正裝的挑選也體現了很大的自由和個性。此外，法官坐姿輕鬆隨便，側向一邊，脊柱後仰，在更近的鏡頭中，觀眾甚至能看到她左右轉動轉椅，或者前後搖動靠背。實際上，她在片中首次出場就是一邊往自己杯子裡倒水一邊宣佈開庭的。仔細觀察，會發現法官席前方的記錄員（部分被前景中站立著的女律師遮擋），更是把個二郎腿蹺得老高。我甚至懷疑這部電影為了從《控方證人》的光芒下突圍而刻意為之。《控方證人》是我所知範圍內最早提出並反對“劇透”這一行為的影片，它在“End”打上屏幕之後，一句旁白如是說：
“影院的管理部門建議，為了你還沒看過此片的朋友能得到更好的觀影樂趣，請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控方證人》結尾的秘密。”
我（但願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注意到《控方證人》和1963年首版的《柏林諜影》幾乎講了一個在結構主義視角下一模一樣的故事（圖 2）：一個人，為了（在一部作品中自覺地，在另一部作品中不自覺地）拯救另一個人，而控告他；並且，通過否定自己，來達到證明對方的目的。事實上，《柏林諜影》的衝突高潮也聚焦到一次庭審。雖然兩本故事的血肉天差地別，但這種骨相的重合度已經高到，換作我是約翰·勒卡雷，我一定會放棄這個故事，無論是為了避嫌，還是出於高傲，假如我知道克裡斯蒂早已崔顥在上的話。
圖 2 本文提到的三本推理小說，我讀過右邊兩本。
最近這段時間，或許很適合炒炒《一級恐懼》的冷飯。因為前些日子新聞剛剛報道，法國主教團高層在路德聖母朝聖地下跪懺悔，作為對天主教會神職人員七十年來性侵廿萬未成年人這一數字的表態。早在96年，《一級恐懼》就以一起發生在美國的虛構（？）凶案為掛鉤，吊起了這種如今大家都知道遍佈全世界的天主教會性侵問題。該問題在15年上映，包攬無數獎項的《聚焦》那裡，又收穫了新一輪的關注度。
在《控方證人》和《柏林諜影》之間發現的相似性，也可以套用在《一級恐懼》的敘事上。其要義就在於：將“自我”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目的，另一部分是手段；通常，手段需要與目的協調一致，而在這裡，手段與目的處在對立的位置；最後，通過手段的否定（“揚棄”），達到目的的肯定（“否定之否定”）。也可以換種簡單的說法，這種法庭辯論技巧的秘訣，可以概括為倒行逆施，把罪攬到自己身上，然後審判自己犯罪的那一部分，從而為整體的自己開脫（圖 2）。同時，兩部影片也涉及到一個共同的策略：最高明的撒謊，是說（部分的）真話。
圖 3 上：《控方證人》劇照。下：《一級恐懼》劇照。
圖 3 上：《控方證人》劇照。左側是攜帶真相、負責使真相不可信的妻子，這是她在演練為自己的丈夫作證，注意她上挑的眉毛、上翻的白眼、微撇的嘴唇、上揚的下巴，各方面都像一個做了壞事卻理直氣壯的孩子。右側是丈夫，扮演焦慮、冤屈，接下去的鏡頭中，他的額頭上還會流汗呢。下：《一級恐懼》劇照，左右兩個人格在敘事上的功能與上排劇照一一對應。在片中，正是主角做出右下角的這張無辜臉時，律師激動地說：“沒錯，就是這表情。這樣就對了，記住沒？”影片甚至從服裝設計上包裝了他的無辜，往往採用柔軟材質的衣料，配合暖色系或淺色調，並且寬鬆、半袖，給人一種缺乏攻擊性、甚至缺乏自我防禦機能的印象。而相反的人格，則用髒話、從下往上瞪視的眼睛、向一側歪起的嘴唇、極具攻擊性的食指來突顯。
《控方證人》，在合謀脫罪這個意義上的整體，把自己分裂成丈夫和妻子，二者在訴訟上對立，讓妻子承擔犯罪的真相，從而把無罪留給丈夫。
《一級恐懼》，輔祭作為整體，把自己分裂成兩個人格，二者在性情上對立，讓殘暴的人格承擔犯罪的真相，從而把無罪留給溫順的人格。——這裡的特殊性在於，為了保留一半的人格，就必須保留整個的人命。
《控方證人》裡的辯護律師有一句話道破了推動整個影片敘事發展的劇情張力：“沒錯，他們（指陪審團——筆者按）討厭她，但是他們相信她。”《一級恐懼》需要用敘事來解決的問題與此相反，人們“喜歡”被告，但卻“不相信”被告。如何實現從“討厭”到“不信”、從“喜歡”到“相信”的突破，換言之，如何讓情感跨越那個臨界點而變成理智，如何讓價值型判斷（這人可不可愛）蛻變成事實型判斷（這人有沒有做那件事），是兩部電影共同面對的難題。
在兵法上，兩部電影異曲同工的解決方案也許叫做“金蟬脫殼”“丟車保帥”之類的名頭。從三十六計到羅貫中筆下的火燒赤壁，大抵都是這麼些玩意兒：派一個人，攜帶著看上去很強大但包含致命弱點的計策投奔敵營，憑藉強大而被敵人所依賴，再憑藉弱點而被我方所擊破。當代的“飯圈”發揚了這種戰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黑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