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白居易曾經在這首成名詩中，很傳神地描繪了一年生草本植物短暫的生命週期與強盛的繁衍力。但是，後來一度成為台灣歌壇在民歌時期所歌頌對象的「小草」展現出的卻是另一種形象。
只是，若以朱熹「格物致知」的精神來聽這首歌的話，就可以發現歌詞當中對小草的「立志要長高」其實是有點小問題的，因為，大體來說，「小草」的奮鬥精神應該是如白居易所說的，表現在「即使生命短暫、環境惡劣、地力不足，卻依舊奮力開疆闢土，求取新的生存空間」才對。固然，有些多年生草本植物也會努力向上長，但如果木質化不夠，最後終究還是會因為樹型無法維持所以長不高。
這番分析多少也透露了「草」和「木」不同的生存謀略。
野草的主要目標是擴大領土，而樹木的策略是往上發展，好讓負責行光合作用的葉子能夠捕捉到光子。也就是說，大多數的樹，在樹林中仍舊要與其他的樹進行生存鏡爭，所以不斷向上爭取生存空間。即使是荒野中的樹，不需要與其他的樹競爭，但為了維持生命，扔需要開枝散葉，好讓更多的葉子有辦法捕捉到光子。
作為一棵在「漢帝國」中慢慢茁壯的樹，「儒教」儘管在武帝時受到皇家的重視與保護，卻似乎還是不免因為在「開枝散葉」的過程中，面臨許多源自「戰國時代」的其他思想宗派的干擾。
西漢時期的「鹽鐵論」提供我們的正是這些不同思維的交錯激盪。
首先，從這場大辯論的發生背景看起 ：
當時主政的大臣是大司馬霍光，其以落實漢武帝晚年的「輪台罪己詔」為由，除了希望開放官營事業讓民間經營外，也希望節省政府開支，輕徭薄役，以回復民間經濟在「文景之治」的榮景。然而，身為武帝托孤大臣之一的霍光儘管有漢武帝的詔書撐腰，但因為武帝在位期間，為了籌措軍費，除了讓官員和商人徹底合流外，也讓政府官員人數因此大為膨漲，想要讓官員從商業活動中退出，談何容易？
面對這種情勢，霍光於是找了善於文辭的儒生來替他幫腔，而這些人也就是「鹽鐵論」中被稱為「賢良」、「文學」的辯士。
既然這是一場辯論，所以自然有正方、反方——其中，來自民間的賢良、文學竭力反對繼續武帝時代的鹽鐵專買，所以可被歸為反方，而正方的主要代表就是當時主管財經的桑弘羊。桑弘羊其實也是武帝的托孤大臣，因此「鹽鐵論」雖然發生在宣帝之時，但其實也可視為武帝老臣們之間的路線之爭。
接下來，讓我們試著從恆寬寫下的會議紀錄，也就是「鹽鐵論」中，找出這場路線之爭牽涉的議題為何？
基本上，這場辯論的主軸是一場「官民之爭」，所以賢良文學強調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所以希望可以廢除鹽鐵專賣，抑制官營事業，而主掌國家財政的官員則主張「國富」必須優於「民強」，國家財政要健全，百姓才能安居樂業。如果民強國弱，國家就無法管束人民，最後將「眾邪群聚」。
由此觀之，這場「鹽鐵論戰」應該可以算是中原帝國經濟史上最有「共和」理想的一個章節，「官方巨賈」和「民間賢良」彼此爭鋒相對，試圖為自己的立場尋找正當性，只可惜缺乏居中協調的角色，所以未能有具體的結論。
這場辯論既然出現了某種「共和」精神，自有許多現代（經濟）史家會想從不同方向解讀，但是，如果我們承繼前文，將宋代以後的儒家文化，視為一個主幹明顯的「喬木」的話，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在「鹽鐵論」這場大辯論中，不論是「官方」或「民間」，其實都帶有很強的「本位主義」，立場堅定、不肯讓步，這點不太像宋代以後的儒士風格，倒是很有「戰國時代」的「楊朱學派」的作風。
兩派的不同其實也在「治國的方針」上表現出來。雖然這時候的儒家應該是「正教」，但正方代表想走的顯然是「管家」還有「法家」的路線，而反方代表希望走的路線卻有「道家」、「農家」、甚至「墨家」的色彩。可以說，「官方代表」想走的是「大政府」的路線，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掌管國家的一切，而「民間代表」卻認為「任己者事廢而無功」，政府不要什麼都要管，這樣最後一定會一事無成。
如果對照宋朝「強幹弱枝」的政策，我們可以說，「鹽鐵論」中「民間代表」認為，政府既然很多事都沒做好，那就「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 ； 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則廢」——要試著把握重點，處理大事不要弄得過於複雜，以免出現錯誤；處理小事不要鬆懈，以避免施政無所進展。
當然，這些批評官員「施政不力」的怨言到後來似乎越來越多，所以，後來，連霍光也受不了。這場「鹽鐵聽證會」最後也就像大多「民主辯論」一樣，雖然雙方言詞犀利，但始終沒有交集，而且最後還有「人身攻擊」的傾向。
另外，作為一個會議記錄，除了文辭中出現太多金句外，內容也實在太過詳盡了，所以，也有人懷疑這當中有很多論述是作者虛構的。不過，就算是如此，熟悉後世「正統」儒者形象的讀者，在讀到「鹽鐵論」的「民間代表」的表現，想必多會驚嘆漢代時的「鄙儒」（桑弘羊的用語）面對「大儒」時毫不退縮的勇氣，可見當時的民間儒者還是保留了先秦時期「不畏強權」的論政特色。
看起來，漢代時期的儒教雖是正教，但其主幹並不明顯，而是偏向「灌木」型態，分枝多而繁雜，甚至連漢武帝也是表面尊儒，卻偷渡了「法家」和「管家」的思想，而桑弘羊想要延續的正是這種「強國」路線。
只是，當時手握大權卻讀書不多的霍光卻只想藉「文學賢良」之口打擊同為漢武一朝的財政重臣桑弘羊，由於這當中也牽涉到宮廷中的諸多鬥爭，所以其實也很難論斷其是非。只能說，一般儒教史家對霍光輔政的成果評價還不錯，其輔政成績也贏得了「昭宣之治」或 「昭宣中興」的「小獎章」。
不過，這時的儒教在「官家」確實已有優勢地位，因為即使是「鹽鐵論」中的「官方代表」，其言詞中還是大致遵循漢武帝時的大儒董仲舒的說法，以陰陽比附刑德，希望陰陽調和，不敢太過以勢欺人，甚至願意承認「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這種現象。
雖然，這句「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在「鹽鐵論」中原意是要為桑弘羊辯護的，而我們也可以從這句話中看出這場辯論為何無法達到共識：雙方似乎都同意當時貧富差距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但對政府應該採取的措施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官方代表說，你們認為富商太多是問題，那麼繼續經營官營事業不是正好可以抑制這些富商繼續巧取豪奪嗎？（畢竟，政府官員就像樹，而民間百姓就像草一樣，樹林茂盛，草自然就不會豐盛。而野地沒有經過整治管理，也就不會有美苗長出。）
但民間代表認為，這番言論就像是庸醫治病，完全沒有看到問題所在。
很顯然，雙方都明白國家社會出了問題，但對於問題的產生根源見解不同，所以提出的解法也不同。
而我們也可以看見，鹽鐵論之所以沒有共識，有一部分原因在於主持人無法導引議題的發展，而是讓兩方各抒己見。比如說，正方既然提到「樹」與 「草」的關係，主持人就應該鼓勵雙方好好討論理想的「樹」與 「草」的關係是什麼？ 有些樹，比如說「榕樹」，這種樹的根系發達，但四周就是長不出草來，所以，現在官方是想成為榕樹嗎？或者說，有些樹，比如說「椰子樹」, 其根系主要是往下發展，所以不會妨礙草的生長，椰子樹長得既高，又有果實，又不會妨礙草的生長，政府是不是應該試著把自己變成椰子樹才對？
當然，不論「榕樹」或是「椰子樹」都算是熱帶樹種，而「鹽鐵論」的參與者多是在溫帶生長的，不會想到這點，也是很自然的。從這理，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的政治中心是在黃河流域以北的乾燥區域，所以沒能進一步思索「木」與「草」的關係。（相關文章：孔雀為何東南飛）
總之，我們可以看見，在這場辯論中，雖然上場的辯士都很盡力，卻因為過於「堅守立場」，沒能順著一個議題，持續思考相對應的解決方式，最後「冰炭同器」，始終處於相互指責的狀態。
這種狀況其實應當是期望「真理能越辯越明」者所不樂見的，而這種情形為什麼會出現呢？
基本上，如前所述，這場爭辯牽涉到宮廷爭鬥，並不是真的要從民間的賢良文學中選才，因此，辯論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協商的機制，主事者也沒有大幅改變制度的想法。既然，沒有人有能力提出好的、新的設計案來解決爭議，最後大家就只能不歡而散。
從這點看，「鹽鐵會議」的失敗，主要責任應該還是在官方。也因為如此，「昭宣時期」的「中興」是很短暫的，其後更因為土地兼併的情況逐漸嚴重，西漢的國運也很明顯地開始走下坡。
這樣「無謂」的爭辯在現代國家中其實依然很常見，而且，似乎並未因為科技的進步而減緩，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個中緣由值得各界深思。
在此提供一則來自尼采（Nietzsche）的觀點。
誠如尼采的名言「上帝已死」所透露的，尼采曾經因為對歐洲信仰上帝的「正教」產生懷疑，而拒絕走上成為牧師的道路，但也因為如此，雖然幼時曾是以詩歌、音樂大放異彩的神童，長大後，卻飽經歧視、經歷曲折，雖然對現代哲學影響深遠，但在個人的現實生活中，卻被迫在困頓不安中提出對其時代的質疑。
在這種情況下，後世的人也只能藉由尼采留下的著作中，尋找他自嘲為「不合時宜的思考」（Untimely Meditation) —— 尼采顯然將自己歸類於「不合時宜者」，那麼誰才是「合於時宜者」呢？大概就是那些依附於大學、臣服於政府，停留在宗教信仰的層次中的學者們。
所以，當他說「我們培養的是語文學，而不是語文學家」時，他的意思應該是指「我們培養的是專業學者，而不是知識分子」。
如果將尼采的思考套用在「鹽鐵論」這場大戲上，我們或許可以說：當時「官方養的只是一群政治官僚，而不是真正想要解決人民經濟問題的賢良之士吧！」
推薦參考讀物：
諸子百家大解讀 周非著 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