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正後的「酒駕三法」，能夠遏止多少酒駕犯罪？
111年1月24日，立法院針對眾所矚目的酒駕議題，三讀通過了所謂的「酒駕三法」，包括陸海空軍刑法、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及第35條之1條文，旨在加重酒後駕車的處罰。
陸海軍刑法在此不提，刑法的部分修正如下圖（畫底線者為提高或增加處罰）：
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增修，條文較長怕不少人沒有耐心看完，扼要說明如下：
- 第35條的重點是增修了有關「酒駕（毒駕）」、「行經酒測臨檢點拒絕檢查」、「拒絕酒測」、「接受酒測前飲酒」等行為，第「三」次累犯者得由公路主管機關（監理站）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
- 第35條之1則是修正了「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俗稱：酒精鎖）」的相關規定。
以上三部法律，已於111年1月30日正式施行。
參考資料：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
新修正刑度：重或不重？
端看這次對於酒駕相關罰則的提高，基本可以看見政府對於聲浪高漲的酒駕議題的重視——或者應該說：在民意的壓力下，不得不進行的法律修正，以更趨近民意。
然而，只要稍微看看修法新聞下方的留言區就知道，這樣的修法強度遠遠不符合民意（姑且不論那些默不作聲的隱形民意，此處的「民意」限縮在網路留言）的期待。畢竟，對於懷著素樸正義的人們，平時沒見他們在任何公共政策中發表聲音，卻往往在那些重大酒駕事故中突然冒出來開始「監督」、「敦促」政府，高喊著：「酒駕鞭刑！」、「酒駕增加死刑！」這類無論進行了多少法治教育也無法導正回來的扭曲法治觀，更別提我國的法治教育幾乎等於零。
事實上，新修正的酒駕刑度，相較於其他犯罪而言已經相當高。以「最重刑度」來說：
- 「單純酒駕」是三年有期徒刑；
- 酒駕肇事致人於死是十年、致人重傷者是七年。
- 10年內酒駕再犯者，致人於死處無期徒刑、致人重傷者為十年。
倘若你心生：「怎麼還是這麼輕？」念頭的人，不妨再比較我國其他犯罪的處罰，比如：
- 刑法第226條強制性交（或猥褻）致人於死，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刑法第302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而致人於死，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兩種惡性重大（應該不會有人反對吧）的犯罪刑度雖然仍較酒駕為重，但新修後的酒駕刑度也相距不遠了。簡單思考一下：現有兩起案件同樣導致一人死亡，一個是酒駕再犯，另一個是強制性交（強暴）犯，哪一種的行為更惡劣？
「惡性」的標準為何？
舉個極端的虛構案例：
一個工人阿北2年前被抓過酒駕（未肇事），今天在工地裡喝了酒後，下班騎機車回家的途中撞死了30歲的某甲；另一個富豪性愛成癮，在某次控制不住而強暴了30歲的秘書某甲，並造成某甲的死亡。
特殊情境都不論，以上兩種情境的最高刑度都是無期徒刑，那你覺得誰的罪行更令人髮指？
關於「惡性」這個問題或許沒有標準答案，大家有各自的思考邏輯與價值判斷，但至少會有「相對多數人」所能接受的認知：認為「強暴」行為比「酒駕再犯」行為更嚴重、更惡劣。倘若是這樣，那麼後者的刑度就不可能訂的比前者更高，甚至我覺得「訂的一樣高」也不應該，罪的惡性程度與刑罰的輕重應有一定的平衡，這是受法律原則所約束的。
接下來的話或許很多人不愛聽，但我還是必須講：宏觀來說，「酒駕致死」是不可能處以死刑的，甚至若在法條中明訂「死刑」都太過分。原因上面有提過了，假設大家都能接受「強暴」的惡性大於「酒駕」，而強暴致死的刑度只有無期徒刑沒有死刑，酒駕致死就更不可能訂死刑，這是輕重平衡的問題。如果政府一味地貼近民意，將一部能夠「合法剝奪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法律改的罪刑失衡，這才真正與法治精神背道而馳──法律，本就不是為了順應民意而存在的。至於「鞭刑」是刑罰種類問題，我國從沒考慮增加過，過去沒有，以後也不會有，大家死了這條心吧。
順著民意的執法？
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增訂的「公布姓名與照片」的處罰，有沒有用就見仁見智了，我自己的觀點傾向認為這也是順應民意輿論而做出的調整，只會滿足某些人利用公開撻伐、甚至達到侮辱程度的手段，「公然處刑」這些酒駕再犯者以提升自己的虛榮感罷了，「順民」的考量遠遠大於實益。
不只是法律制訂或修正上順應民意，連整個法律執行面都順著民意的方向走。我始終覺得這不是件對社會和諧有利的事，但大環境如此，身為執行面的一根小螺絲，也只能依循螺紋的方向旋轉著。
比如110年12月26日，發生在高雄愛河旁的一起酒駕導致一死三傷事件，幾乎舉國沸騰，群情激憤，也正是這起事件挑起朝野上下的敏感神經，於是才有了前面所提的法律修正。後續這起案件的發展其實也不出意料：高雄地檢署在案發十多天後迅速偵結，以不能安全駕駛、殺人死遂及殺人未遂等罪將黃姓犯嫌起訴。
（延伸閱讀：高雄酒駕釀一家人1死3傷 黃子洋遭殺人罪起訴）
（延伸閱讀：高雄酒駕釀一家人1死3傷 黃子洋遭殺人罪起訴）
看在外人眼中或許是辦案從速、不推諉拖沓，迅速為死者及被害人討一個公道……真的是如此嗎？酒駕致死這件事，其實是「單純酒駕」和「過失致死」的結合，跟「殺人」最主要的差異在於「主觀故意」。換句話說，「酒駕致死」固然發生了死亡的結果，但主觀上他沒有「針對特定某個人殺害」的故意意圖，至於許多人在爭執的「不確定故意」，就是舉證的重點所在。
「故意或非故意」這事，那是潛藏在一個人內心深處的意念，調查人員就算把他的心挖出來也無法知道一個人在犯罪當下的真正「意圖」是什麼，因此必須倚靠外部的物理事證，試著去證明「他真的要殺人（故意）」或者「他沒有想殺人，但他的行為導致別人死亡也沒關係（不確定故意）」。但這個舉證過程其實是曠日費時的，以本案來說，可能包括肇事現場的還原、車輛行經路線的監視器、犯嫌在飲酒前後的接觸對象訪查、雙方背景調查等等，加上後續資訊的整合，檢方在短短十幾天就能偵結，除非高雄地檢署傾全署之力偵辦此案，否則我只會有一種臆測：社會矚目案件，趕快起訴到（把壓力丟給）法院，讓法官去審理，後續殺人罪不起訴的責任就不在檢方。
警察體系也是這種辦案思維。遇到社會矚目案件，一定是趕快把案件移送進地檢署，後續證據再慢慢調查補正，讓社會壓力別壓在自己身上。單就這件事，檢警果然還是一體的。
取締酒駕的真實面
最後談到執行面。根據在高雄市服務的同事提供的資訊，整個高雄市在110年的11月中旬原本就訂定了防制酒駕的專案，然而在這項專案的執行下，仍在12月26日發生這起重大死亡事故。
但這能夠怪罪於警察嗎？不要總是在重大酒駕事故中，讓警察背所有的鍋。一個高雄市的警力有多少人，而一個高雄市的居住人口又有多少人？無論在各大「酒駕熱點」安排多少次的臨檢，酒駕永遠會在街坊巷弄中流竄。這都並非是刑罰太輕或取締不力的問題，而是飲酒文化與交通環境交織的現況。
比如每年年末至隔年初，百家各業總會舉行年終尾牙等飯局活動，以犒勞辛勤工作的員工；緊接著是農曆年節，各種名目的飲宴更是多不勝數，一直持續到元宵，這些都還不算上聖誕節、元旦跨年、生日等小酒攤，此外，年節期間適逢冬季，國人最喜食用薑母鴨、燒酒雞等含酒精烹調的食品以抵禦天寒。
至於交通環境，包含在大眾運輸最為發達的臺北市在內，人民的交通工具都以自用車（無論汽車或機車）為主，更別說毫無大眾運輸工具建設可言的部分縣市了。可想而知的是，人民自行駕車赴宴，酒酣耳熱之後該如何返家？搭計程車的話，隔天還要特地再搭一次車返回原處牽車，別提在南臺灣還不流行的代駕。單純為了貪圖方便，很多人甘冒風險，以僥倖的心理酒後駕車。警力有限，一次兩次沒被抓到，第三次以後便自認吃了無敵幸運星，絕對不會被抓了。
那些酒駕的人，絕大多數不是第一次酒駕，差別在於有沒有被抓過而已。
因此，修法固然把刑度提高了，遏阻酒駕犯罪的效果仍有限。對於某些人來說，只不過是騎機車到兩條巷子以外的海產攤吃飯喝酒，吃完飯在騎機車回家而已，搭什麼計程車？找什麼代駕？在他們的心中，酒駕行為不是酒駕，而是「我家就在旁邊而已」這種欠缺法治素養的無謂爭論。實務上，比起那些開著名車的有錢人，反而是這些人佔所有被查獲酒駕的大宗，但這些數字並不會出現在媒體上，人民所看到的，只會是那些酒駕造成死亡、「警方防制不力」的憾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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